東京，六本木，「AlleyCat」爵士酒吧的一角，50多歲的飯塚容放開了大學教授嚴肅的包袱，西裝搭在椅背上，又把牛津紡襯衫解開到第二顆紐扣，斜倚在牆上，手上握著一杯威士忌。
此刻酒吧裡褪色的70年代美國藍調樂隊的海報在空調風中輕顫，昏黃壁燈在龜裂的鹿皮牆紙上暈染出淡淡的光暈，曖昧而溫暖。
舞台上樂隊正在演奏著經典曲目，薩克斯的音色慵懶而深沉，鋼琴的旋律流淌著細膩的情感，低沉的貝斯聲線如同城市的脈搏，穩穩地支撐著整個樂曲的骨架。
坐在飯塚對麵的是一個看著與他年齡相仿的男人，臉部的線條柔和，可以看出年輕時是個圓臉，但現在已經被漫長的時光與鍛煉的習慣，削出了一些棱角。
他的目光平靜而溫和，始終注視著手裡的威士忌酒杯，仿佛琥珀色的酒水與晶瑩的冰塊後麵藏著什麼寶藏似的。
飯塚容放下杯子，從西褲的口袋裡掏出一個扁扁的鐵盒，從裡麵拈出一根香煙叼在嘴上，又拈出一根火柴，在鐵盒蓋子的內側一劃，橘黃色的火苗就蹦跳起來。
很快，兩人之間就縈繞著Peace煙特有的香醇味道。
飯塚容吐出一個煙圈，用略帶有北海道腔調的口音道：“這次準備在日本呆多久？”如果王震旭看到自己敬畏的導師如此鬆弛的模樣，一定大吃一驚。
飯塚教授在大學當中一向以毫無破綻的儀容與言語著稱，即使偶爾和同事、學生去居酒屋，也從來沒有放蕩的言行。而此時的他，簡直像個老道的花花公子。
男人啜飲了一口手裡的酒，道：“最近有一個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親曆者給我發了郵件，我回來采訪一下他。哦，還有《東京奇譚集》的發布會……啊，可真麻煩。
可能要呆上兩三個星期才能回美國去吧。”
飯塚容道：“采訪？還是為了你那部新吧？叫什麼來著，你和我說過——《1985》？是為了致敬喬治·奧威爾的《1984》吧？”
男人道：“這個書名已經被否定了呢。”
飯塚容露出好奇的神色，這位朋友確定的事情很少會改變：“哦？”
男人用略帶苦惱的語氣解釋道：“就是前幾天的事。《1984》電影版的導演邁克爾·萊德福不是來日本了嗎？我和他聊了一次，把這本書告訴他了，他說這有點不妥，安東尼·伯吉斯已經寫過了一本叫《1985》的了。”
飯塚容輕笑了一聲，然後安慰道：“還真是不巧啊……不過沒有關係，書名嘛，總能再想到一個。”
男人道：“這幾天我正為這件事憂愁呢。每本書的名字都應該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它與另一本書恰巧一樣了，簡直就像是迎麵走來一個和你穿著相同的人那般尷尬。”
飯塚容拿起酒杯晃了晃，認真替朋友想起了書名，過了好一會兒才道：“非要致敬《1984》嗎？”
男人道：“從前輩那裡汲取了靈感，總要用什麼方式告訴他一下吧？”
飯塚容開玩笑道：“那不如用諧音吧。”
男人疑惑道：“諧音？”
飯塚容道：“‘9’，嗯，你想到什麼什麼？”
男人自然是極聰明的人，瞬間就明白了老友的意思，恍然大悟地道：“啊……我真是個蠢貨呢。‘9’不就是‘Q’嗎？說起來，不僅發音相近，就連寫法都很像呢。”
飯塚容有些錯愕，道：“你不會當真了吧？”
男人又抿了一口酒，然後道：“就這麼定下來吧。寫的時候如果被書名困擾，那可是件糟心的事。”
飯塚容道：“所以，這麼書就叫做……”
男人把杯子往桌上一頓：“就叫《1Q84》了。多有趣，比《1985》更能體現對《1984》的致敬呢。而且‘Q’還能對應‘問題（Question）’，好了，以後就這麼回答訪問者吧，他們最喜歡這樣故弄玄虛的答案了。
今晚請你喝酒真是物有所值呢。啊，說起來你不堅持寫真是可惜了。”
飯塚容露出笑容道：“村上君，你就不要挖苦我了呢。我可沒有你那樣的逸才，能接著我父親繼續做研究中國的教授，已經是一件再幸運不過的事了。”
坐在飯塚對麵的男人，正是村上春樹。年屆60的他已經在國外長居超過20年，隻有在必要的時候才會回到日本。
有人說這是因為他是日本文化的叛徒，是用日語寫美國的異類，所以日本文壇容不得他，他感到無趣便去了國外定居。
村上自己的說法是他不是一個愛國者，反而是個“世界主義者”，對日本沒有強烈的歸屬感；而且在國外生活，可以喝到更好的威士忌，欣賞更美妙的爵士樂演奏。
當然，還有一種頗有些陰謀論的說法——日本是全世界個人所得稅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也規定了隻要離開日本超過半年，就不再征稅——村上每年遊走在美國、歐洲輾轉生活，省下來的稅費是一筆天文數字。
但無論如何，說他是日本文壇的異類不算是錯。
村上春樹道：“相當年你也是風雲人物呢……”
說到這裡，兩人都陷入了回憶當中，一時間都沉默下來。日本在6070年代，因為學費上漲、日美安全條約等問題爆發過激烈的學生運動，村上與飯塚都參與其中，甚至一度成為核心圈的重要人物。
村上春樹的許多作品，都留下了這段時期的痕跡，甚至可以說幾乎每一部，都是對自己這一段青春一次又一次地反思、追問和重新演繹。
但是他們最終都逐漸遠離了，一個成為了研究文學的教授，一個成為了作家，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軌跡。不過友誼卻保留到了今天。
村上每次回到日本短住，都會找飯塚敘舊。也隻有麵對著老朋友，兩人才能一個放下大教授的嚴肅，一個放下答作家的矜持，自由自在地暢聊，就像是回到了20歲的時候。
飯塚容的香煙抽完了，他在煙灰缸裡按滅了最後一絲火光，轉移了話題，問道：“你不在日本多呆一段日子麼？”
村上春樹好奇道：“哦？有什麼要我呆下來的事嗎？”
飯塚容道：“10月，有一批中國的青年作家要來日本訪問，想必會很有趣。”
村上春樹眼神變得深邃，過了好一會兒才幽幽地道：“中國的年輕人哪……你知道我不擅長這種應付這種場麵吧？”
村上對中國的情感十分複雜。他的父親曾經是侵華日軍，這成為他精神痛苦的源頭之一。村上始終認為自己身上流淌著戰犯的血脈，這種一種十分罪惡的基因，與其讓這種罪惡的記憶延續下去，不如從他這一代選擇終止。
10多年前他孤身一人來中國旅遊的時候，甚至全程以罐頭充饑，也不肯吃一口中國菜——後來他寫了一個中篇《去中國的小船》，敘述了主人公“我”在小學、大學、二十八歲時所遇到的三個中國人的故事。
作品中的三個中國人留給“我”的印象可謂是美好而親切，然而，“我”卻本能地對他們做出了愧疚之事。這篇的批判矛頭可謂直指日本人的醜惡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