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到處都是寬闊的大馬路和寬敞的西式樓房的上海租界不同，上海縣城的麵貌並沒有隨著開埠通商發生什麼向好的變化，依然狹窄、破舊，就如同大清朝治下絕大部分的縣城一樣，都靠著大明朝傳下來的基建在那裡將就。
甚至，由於開埠之後蜂擁而來討生活的大量外來人口，使得原本就擁擠的縣城，變得更加人擠人、房挨房了。到了1853年，又因為躲避太平天國的兵鋒，跑路來了許多難民。以至於區區九華裡的城牆圈出來的不到兩平方公裡的地盤上，竟然居住了近二十萬人！
這簡直就是人疊人了！
站在修建於大明嘉靖年間的老城牆上向下張望，入眼的都是擁在一起的又小又矮又單薄的兩層三層的民居。這裡的民居和北京的那種寬敞明亮還帶個大院子的四合院相比，那可真是天上地下了。這裡的房子仿佛見縫插針一般，就是要把所有的空間都利用起來，但又因為要儘可能節約成本，竭儘全力往低矮局促的風格上去靠。三層的民居往往隻有正常的兩層的高度，就這樣還嫌不足，還要在架得並不高的屋頂裡麵修個閣樓住人，個頭高一點的人住進去連腰都直不起來。
不過住在這座擁擠異常的城市當中的人們，相對於如今大清絕大部分地方的百姓而言，卻是頂頂幸福的，因為他們不大容易凍餓而死。雖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說不上寬裕，但終究還是能找到一份非常足以糊口的工作。
這是因為鴉片戰爭之後的五口通商造成了廣州的蕭條，但同時又讓守著長江口，擁有江南第一港的上海迅速崛起。
上海縣城隔壁的洋人租界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碼頭、工地、洋行、店鋪還有各種各樣的工廠作坊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且需求還一年比一年多！甚至超過了人口從四麵八方湧向上海的速度，因此擠在上海縣城內的勞苦大眾雖然也是苦的，但他們還是能賺到比彆處高的多的工錢。
如果他們能在洋行、碼頭、工地、工廠當中找到一份工作，他們的收入肯定會超過大部分的鄉村地主！
而這些收入超過地主的“勞苦大眾”也比那些舍不得吃穿的地主老財更敢花錢，所以上海縣城當中的商業也異常繁榮，幾乎每一條擁擠狹窄的街道兩側都擠滿了各種店鋪，似乎每一間都生意興隆，連沿街叫賣的攤販也都忙個不停，看起來每天都能進賬不少。
可就是這麼一座看起來欣欣向榮，也沒有多少人處在餓死邊緣的城市，依舊存在著三股勢力強大的造反組織，他們分彆是廣東小刀會、福建小刀會和上海本地的天地會。
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大清官府對於工商業城市的基層從來都缺乏管理能力，他們可以依靠千千萬萬的黃老爺死死壓住農村的基層，哪怕農村的底層一直在大量餓死，這幫黃老爺還是可以依靠地主武裝進行鎮壓。
可是在上海、廣州這樣的工商業城市中，士紳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計，從四麵八方湧來討生活的貧民為了多一分保障，都非常願意加入各種幫會組織好一起抱團。
這就給了天地會、小刀會這樣的組織以蓬勃發展的機會！
而廣州畢竟是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廣州將軍的駐地，有督標、撫標、駐防八旗，合計一萬餘人的封建軍隊鎮壓著，而且廣州也有漢城、滿城，廣東的天地會勢力再大，也很難進入滿城，要造反成功還真不容易。
相比之下，滿清在上海的力量可就弱太多了。上海都不是鬆江府衙的駐地，在羅耀國辦新軍前，就隻有一個縣衙、一個江海關衙門、一個道台衙門。其中縣衙隻有三班捕快，成員基本上都是天地會門徒，而海關衙門裡麵的兵丁當然也早一百多年就入天地會了，而道台衙門的情況也和縣衙差不多。
也就是說，如今這座上海縣城內，拿大清編製的人當中，就隻有一個上海知縣袁祖德不是天地會的連吳健彰這個蘇鬆太道兼江海關監督都是洪門子弟——他一養鴨子出身的商人，能混成大買辦，怎麼可能不入洪門？他入的還是廣義堂，所以才和吳如孝那麼熟悉，理論上還是羅耀國、蘇三娘的門徒呢！
所以他這個分巡兵備道辦上海團練的時候用劉麗川、李雲仙這兩個天地會、小刀會的大佬也就理所當然了。
那是自己人，洪門兄弟，都是講義氣的，用著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