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允吃了飯回了房，卻是沒有睡午覺，而是鑽進書房之中，繼續寫三國，畢竟作為一個碼字人，哪有什麼睡覺的說法。
回了房寫了一回，正待自己審核一遍，便聽到有人過來了。
蘇允聽了一下腳步聲，隨後露出了笑容：來了。
蘇允手寫《論漢唐宋三代之政治得失》，可不是為了寫《三國演義》，三國演義何曾需要這種詳細的研究。
蘇允對當今朝堂的上的諸公，能看上的也就章惇這麼一個人而已。
在蘇允看來，在治國理政之上，這北宋中後期的宰相中，無過於章惇一人而已。
什麼範仲淹、韓琦、王安石、司馬光，在章惇麵前都是弟弟而已。
至於為什麼章惇被貶為奸臣，蘇允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來是因為章惇在王安石之後主持變法，王安石的改革一直受到社會主流思想的輕視和鄙夷。
這些思想以程朱理學為主導，他們重視道德治國，而鄙視法律、財務和經濟等實操。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曆史書籍更容易將王朝的衰落歸咎於變法，以及主張和支持變法的人。
二來則是靖康之難後陷入危機，宋室南渡，朝廷需要尋找替罪羊來承擔曆史責任。
宋高宗將這個責任推到了蔡京和王安石的身上，將他們描繪成國家的罪人。
因此，章惇這些推行變法的人自然也被視為誤國奸臣，成為了眾矢之的。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便是自從在正史中設立《奸臣傳》後，中國曆史上便隻有奸臣而無昏君、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