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履泰，生於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山西平遙縣洪保村人，中國金融業泰鬥――山西票號創始人，對我國金融業發展貢獻頗大。
雷履泰自幼讀書，後棄儒就商，辦事乾練，頗具才華。清嘉慶年間，他受雇於平遙縣城西達蒲村人稱“李二魔子”的李箴視，任平遙縣“西裕成”顏料莊總號掌櫃。“西裕成”顏料莊總號早期是製作和販運相結合的商號，在達薄村有頗具規模的手工製銅碌作坊，北京崇文門外草廠十條南口、天津、漢口、重慶等地也設有其分莊。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商業資本異常活躍，各地商幫紛紛崛起。由於晉人在外作生意的很多，年終結帳，往老家捎錢多讓鏢局起鏢運現款，不僅運費高，而且風險屢出，常有丟失，遂有人將銀錢交北京西裕成分號，由經理寫信給總號，在平遙總號取款。起初不過朋友、親戚，兩相投兌，無彙費和手續費。以後鄉民感覺此法方便保險，皆求撥兌，並願付一定彙費。雷履泰認為此乃生財之道，大有發展的必要，便繼承和借鑒曆史上的彙票經驗，開始兼營京晉埠際間商業彙兌，盈利頗豐。道光初年，雷履泰與東家李箴視共商創設“日升昌”票號，逐漸放棄顏料生意，專營彙兌。雷履泰此舉將我國隻做存放業務的帳局銀錢業，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創建了專營存彙款和拆借資金業務的“票號”。
“票號”之名取意於經營彙票，因晉商創辦經營，故亦叫“山西票號”。在此之前，雖唐代就有彙票“飛錢”。宋、元、明、清民間也有彙兌，但作為彙兌製度和專營彙兌之信用機構，至此開始形成。
雷履泰創立“日升昌”後，彙兌業務愈來愈多。作為商界能手，諳熟生財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它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鏢局起運銀錢亦有諸多不便，於是深入調查晉商所經營藥材、茶葉、夏布、綢緞、雜貨等進銷地點，親派精明、誠實、可靠的夥友，先後於漢口、天津、濟南、西安、開封、成都、重慶、長沙、廈門、廣州、桂林、南昌、蘇州、揚州、上海、鎮江、奉天、南京等地設票號分莊。雷履泰連絡晉商，招攬業務，此處交錢，彼處用款，從無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與“日升昌”交往頻繁，外省、沿海一帶米幫、絲幫亦通過“日升昌”彙兌款項。由於雷履泰經營有方，“日升昌”門庭若市，業務蒸蒸日上。隨著通彙擴大，繼而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利潤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興旺景象。有鑒於此，山西商人紛起效尤，投資票號。從此山西票號業大盛，鼎盛時期，曾執全國金融界牛耳。
雷展泰作為“票號”創始人，總理“日升昌”業務，協理（副經理）為毛鴻歲。起初二人團結一致，相處融洽。以後，隨著“日升昌”業務繁榮，分莊增加，用人甚多，根基日臻鞏固，雷、毛兩位掌櫃之間產生了矛盾，且日趨尖銳。雷履泰認為“日升昌”的產生與發展壯大為自己一人的功勞，躊躇滿誌，唯我獨尊，分配人員，處理業務，每每頤指氣使，獨裁獨斷，從而引起毛鴻歲強烈不滿。隨著二人互相猜疑，發展到水火不容，雷履泰便以辭職要挾東家，迫使毛鴻歲辭職。時介休蔚字號財東侯蔭昌擬組票號，即聘毛鴻歲為總理。毛鴻歲在“蔚字號”銳意經營，誓與雷履泰決一雌雄。雷履泰亦暗自加勁，毫不示弱。他用雄厚資金，減息放款，加息存款，彙費少收等法，廣爭顧客。結果，兩人的這種激烈競爭，反使山西票號業迅速發展起來。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o大壽時，“日升昌”在總號修建紀念樓，並將“拔乎其萃”四個金字大牌匾懸掛於樓中央，以褒揚其首創票號之業績。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後，“日升昌”競爭力日衰，票號的霸主地位隨之失去。辛亥革命後。因信用危機，“日升昌”於民國二年（1913年）停業清理，民國十四年（1925年）改組為“日升昌”錢莊。
作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長於順流而動、頗善經紀。他能抓住時機轉營票號，不僅開創了我國金融史上專管存放款和彙兌業務的金融機構，而且在總結前人經商經驗的基礎上，於實踐中逐漸摸索、製定出諸如“兩權分離”、“頂身股”、“嚴格號規、精選培訓”、“製約互利”、“抽疲轉快”等經營方法、原則和規章製度。山西票號業的蓬勃發展，對我國金融業以及商品經濟和信用製度的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
摘自《三晉曆史人物》，書目出版社，1995，作者：劉建生、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