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孫的孔祥熙，青年時期經貿有術，在家鄉山西太穀擁有一定資財。1927年4月投靠蔣介石集團，並促成蔣（介石）宋（美齡）聯姻，從此官運亨通，曆任工商、實業、財政等部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要職。孔主管財政達11年之久，對幣製改革、支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及支撐抗戰財政，有過一定的貢獻。但孔以權謀私、貪汙腐敗，一再受到輿論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職，從此離開政壇――
出身貧寒，辦學起家孔祥熙，字庸之，號子淵，1880年9月11日（清光緒六年八月初七）出生於山西太穀一個沒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東曲阜，其先祖孔宏用於明代萬曆年間到山西做官，後人遂落籍山西，經商謀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慶鮮時，因接掌堂叔孔憲仁所經營的票號，才漸臻富有。孔祥熙的父親孔繁慈是個貢生，曾在票號擔任過文案，因染上吸鴉片惡習，家境逐漸衰落。
孔祥熙五歲時由母親龐氏啟蒙教讀，七歲時母親去世，其父到太穀城西張村設私塾授課，他隨父讀書，從而打下國學知識的基礎。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請中醫治療未見功效，後來潰爛成瘡，病急改往太穀前街基督教會所設的診所求治，不久潰瘡痊愈。治病期間，孔與診所的洋大夫和護士們處得很熟，曾去參觀教堂、診所、學校等教會所設機構，給他留下較深的印象，“他由參觀而留連，進而渴望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1890年春，教會所辦太穀福音小學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該校讀書，獲得父親的同意，但是族人多反對，認為違背了孔氏子弟讀“聖賢書”的傳統，經過多次爭辯，最後以承諾隻在校讀書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學。在1894年底，孔小學畢業，成績優良，但對八股試帖之類的製藝卻未學習。為將來打算，孔繁慈支持兒子繼續念新式學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經教師魏祿義的推薦，到直隸通州（今北京市通縣）美國公理會所設的潞河書院讀書。孔在校學習勤奮，由於國學根底較好，在隨同教士到校外講道時，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義結和起來以增強宣講效果，因而受到書院的重視。潞河的女傳教士麥美德對孔尤為關注，引導他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孔受教會宣傳的“自由、平等”觀念的影響，對清政府的專製腐敗不滿。在聽到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和興中會的革命宗旨後，深受啟發和鼓舞。孔和同學李進方於1899年在校秘密組織“文友會”，聯絡同學探討新思想。
1900年義和團反帝運動爆發，各地教會首當其衝，潞河書院也被迫停課，孔祥熙暫時回到家鄉。當時山西巡撫毓賢，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燒教堂殺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祥貞也躲進福音教堂避難。由於形勢日惡，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鄉親的掩護才先後逃離險境。而被困在太穀教堂內的美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共14人，則在半月後均被殺害。義和團被鎮壓後，孔祥熙找太穀知縣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後事，並與同學張振福赴京向華北公理會彙報了太穀教案的情形，然後作為華北教會派赴山西教案善後談判代表葉守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晉談判。在辦理太穀教案事畢之後，華北公理會對孔“忠心事主”的品質和處事乾練的才能十分賞識，決定推薦孔祥熙到美國歐伯林大學學習。不久經潞河書院教務會議通過，由該校資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麥美德教士護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歐伯林大學，起初主修理化，後來改修社會科學。1905年考入耶魯大學研究院，研習礦物學。1907年耶魯畢業時，獲得理化碩士學位。孔自稱對未來的抱負是：“提倡教育，振興實業。”
孔在歐伯林讀書時，與美國同學保羅?考賓（paull?corbin）最為友好，曾相約學成之後返回太穀宏揚教會事業。孔返國之前，歐伯林大學的中國學社為孔舉行歡送會，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穀為死於庚子教難的傳教士修築紀念堂的倡議；孔則提出設立學校，啟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紀念意義更佳的意見，當場得到一致讚成。隨後，為此募集到一筆為數可觀的辦學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時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學生之際，郵傳部、北洋大學堂和長沙旅京士紳曾先後派人來邀請，孔均婉辭，決心返回太穀辦學。起初，孔接辦太穀南街基督教公理會明道院附設小學，繼而在原址擴充增加中學課程，成為太穀的第一所中學。學校取名“銘賢學堂”（英文名oemorialsc），寓有紀念庚子年死難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監督（校長）兼授史地、礦物等課程，教員多半由傳教士擔任，祥熙的父親孔繁慈也在該校教授經史課。到1909年春，銘賢的學生增至一百數十人，原址不敷應用，經研究後於這一年的秋天把學校遷到太穀東關楊家莊孟氏彆墅新址，並在這裡進行了頗具規模的學校建設。（太原道注：有關銘賢學校參見本站山西高校之山西農業大學）
孔祥熙辦學，德智體並重，並親自教授體操。當時國內尚無現成的體育教材，他取法美國步兵操典，自製木槍，操練學生。由於課程內容新鮮，很受學生們的歡迎，同時也引起社會的重視。太穀商會會長慕名前去禮請孔祥熙擔任商團教官，代為訓練商團團員。不久，太穀警局也請他擔任顧問，由此孔和太穀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聯係。
1911年10月武昌首義，各省紛紛響應，10月29日太原光複。此時太穀的清政府官員早已聞風隱匿，地方群龍無首，從太原潰散出來的清兵成群結隊直奔太穀。士紳們要求孔祥熙出麵維持治安，他慨然從命，稱太穀義軍司令，調集商團團員和銘賢學生組織的義勇隊，執槍閉守四門，孔自率一隊登上北門，向圍城的潰兵作勸導並答允散結川資3000兩，使潰兵繞城外而去，從而使太穀免遭劫掠。隨後，各界集議將本縣商團及銘賢部分學生武裝起來，成立太穀營務處，推舉孔祥熙為營務處總辦。附近各縣知道後，也紛紛仿效太穀的辦法。當山西革命軍和清軍在娘子關交戰時，銘賢的十多名學生組成敢死隊，奔赴前方參加抗擊清軍，孔則負責維持地方秩序，直到南北和議告成――
經銷煤油和服務桑梓孔祥熙留學歸國後致力創辦銘賢學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養人材方麵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他並未忘情對“振興實業”發財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從生活中觀察到煤油已成為居民夜間燃燈照明的必需品，經營煤油定有大利可圖，於是夥同五叔孔繁杏設立樣記公司，向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付一筆為數可觀的保證金，從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經銷亞細亞殼牌火油的總代理權。這一獨家經營，每年給孔家帶來可觀的利潤，使孔祥熙成為買辦商人。
“二次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形勢惡化，孔祥熙由於上年喪偶後心情不佳，於是答應耶魯校友、當時擔任中華基督教青年全國協會總乾事王正廷的邀約，東渡日本擔任東京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乾事。孔在東京除了負責青年會的活動外，還為中華革命黨人籌募經費，並幫助孫中山處理文書函電。那時，宋靄齡是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孔宋接觸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稱讚孔為人謙和，“賺錢賺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種理財的本領”；而孔對宋則“在在佩服”。由於雙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靄齡在橫濱結婚。婚後，宋靄齡向孫中山辭去秘書職務，推薦她的妹妹慶齡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婦從日本回到太穀。孔繼續主持銘賢學校和經營商業。他利用歐戰期間國外需要軍工原料，把陽泉所產鐵砂運往天津出口獲利；又創辦裕華銀行作為融通資金的樞紐。後來他把“祥記”和“裕華”總號從太穀遷到天津，以利發展。宋靄齡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財，還在銘賢兼教英文。他們有兩雙兒女：長女令儀，1915年生；長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偉，1919年生；次男令傑1921年生。
孔祥熙在太穀除辦學經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務桑梓方麵也有所表現。他被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聘請擔任督軍公署參議後，對閻所奉行的“從安定中求進步”和推行的蠶桑、植樹、水利、天足、剪辮、禁煙等六項“村政改革”曾給予大力支持，並要求銘賢學生在假期回家時，向鄰裡廣為宣傳講解。他認為閻的施政內容，和他自己所主張的“改革社會”，“提倡教育、振興實業”是“殊途同歸”的。1918年，駐華各國公使來太原參觀華北運動會，孔應閻的邀請擔任高級招待員。孔向來賓詳細介紹山西的教育概況和省政措施，並擔任遊覽山西晉祠、五台山等名勝地的導遊。由於孔的宣傳鼓吹與熱心接待，使洋人對山西“模範省”留下較深的印象，從而也博得了閻錫山由衷的讚許。當1920年美國駐華公使柯蘭率領參讚、武官等人來山西訪問，閻再次懇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應命。孔在家鄉為地方做過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縣災情嚴重衰鴻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餉自顧不暇，而閻錫山愛財如命，又吝於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麵代災民呼籲，利用與教會的關係，向華洋義賑會貸到賑款美金100萬元，用以工代賑的辦法，在晉南修築公路來救災。此舉不僅使當地眾多災民渡過災荒，對發展省內交通、開發經濟也起了促進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晉省當局和太穀民眾的讚許――
待機而出，由商而官1922年春，孔祥熙應老同學、魯案善後督辦王正廷的邀約，前往濟南擔任督辦公署的外交協辦和實業處長，參加魯案善後的談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膠澳商埠電話局長。次年秋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時，孔又應邀擔任駐奉天的代表。在孫中山廣州大元帥府搞聯奉反直的鬥爭中，孔奉命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強粵奉合作關係。1924年初，孔應孫中山之邀赴粵商量聯絡北方將領的工作，後即帶著孫中山所著《建國大綱》手稿返回北京，聯絡陸軍檢閱使馮玉祥。其後，馮聯合胡景翼、孫嶽發動“北京政變”反對曹錕、吳佩孚的統治，歡迎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與馮等接受《建國大綱》的影響有關。
1925年初，為解決國是北上的孫中山臥病京中，孔祥熙“左右護持、無間晨夕”，是《總理遺囑》的簽字人之一。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孔擔任孫中山治喪處事務股長，儘心儘力料理喪事。為了便於留京負責護靈事宜，孔應邀擔任中俄會議督辦公署坐辦。其後，北方政局更趨混亂，中俄會議時開時停，孔於1926年春去美國，接受歐伯林大學頒贈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並為銘賢學校募集開辦大學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100餘萬元，解決了“銘賢”的發展和常年經費的來源。
孔祥熙在美國期間，正是國內政局發生劇烈變動之際。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打擊了汪精衛，向共產黨進攻，掌握了政治、軍事實權；五月舉行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等又提出“整理黨務案”，進一步限製、打擊共產黨，從而奪得國民黨中央的實權；七月廣州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作戰順利，北洋軍節節敗退。孔祥熙看準時機，於同年冬離美回國，到達廣州後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東分會委員和廣東省財政廳長兼理後方財政事務，從此正式躋身於國民黨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讚許說，當“做大官”的“時會機遇”翩然來臨，自己是“最能把握時機”的。
隨著北伐的進展，在買辦豪紳階級的收買和帝國主義的軟硬兼施威脅利誘下，蔣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三月武漢國民政府增設實業部，任命孔祥熙為部長，可是孔卻於是月底從廣州趕到上海，為蔣介石做拉攏各方勢力的工作。4月1日汪精衛由歐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靄齡出麵宴請汪精衛和蔣介石，捏合“合作”。“四一二”政變後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靄齡極力勸誘內弟宋子文背棄武漢政府投蔣，為南京政府理財。在寧漢分裂期間，孔暗中奉蔣介石之命，奔走於滬、寧、豫、晉各地，拉攏馮玉祥、閻錫山等支持蔣介石。在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事上，孔和宋靄齡說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這一影響深遠的政治婚姻獲得成功。蔣、宋聯姻，便於蔣介石通過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與江浙財閥們的聯係，對外則有利於爭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國資本對華投資，從而穩定南京政府的財政基礎和外交陣腳；而孔宋家族則可通過蔣介石掌握的政權，輕而易舉地獲得政治上的地位，並為家族增殖財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證。
1927年8月，南京政府內部矛盾加劇，蔣介石被迫辭職下野。為了策劃蔣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於寧、漢、滬、粵、晉、豫各地，拉攏各方，“苦心疏解，曆時數月，極儘調護斡旋之力”，最後孔和馮玉祥聯合發出通電，呼籲寧漢“雙方團結”迎蔣複職。1928年1月，蔣介石恢複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兩方麵所作的諸多貢獻，二月特派孔為南京政府工商部長，繼又選其為“國府委員”。從此，孔的官運、財運十分亨通。
孔祥熙於1928年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長，1930年工商、農礦兩部合並為實業部，孔繼續擔任部長。就任之初，孔曾發表施政宣言，聲稱“自當以休養生息恢複元氣為第一步，以積極準備力圖發展為第二步”，“並以全民福利為主旨，以中外合作為方術”，“謹遵總理民生主義及建國實業計劃，力謀發展國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計”等。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規100餘種，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工會法、商會法、票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廠法、船舶法、商標法、交易所法和保險法等，其目的在於從工商方麵來加強南京政權的統治，這在當時工商法規類多缺略的情況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蔣介石重新上台之後，除1928年把奉係勢力逐往關外，對內仍堅持搞軍事獨裁，各軍事實力派之間為爭權奪利常兵戎相見，以致內戰連年不斷，對工農紅軍則進行“圍剿”。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趁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內憂外患使“百業凋敝、民生困苦”，“國民經濟瀕於破產”，自然沒有力量去進行工商、實業建設，正如孔自己所承認的，“因時事多艱，未能多所建樹”。
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國民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國民眾的公憤，強烈要求全國團結一致抗日。各地愛國青年學生紛紛前往南京請願，並痛毆了執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外長王正廷。國內各反蔣政治派彆，則要求蔣介石下台。蔣在內外交困的局麵下，於12月15日通電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職務。對此，孔祥熙除了替蔣聯絡各方力量外，決定和蔣同進退。年底，行政院改組，孔辭去實業部長職務。
1931年底，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產生出以孫科任行政院長、陳銘樞為副院長的國民黨政府，是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各派間暫時妥協的產物。由於孫科、陳銘樞沒有力量應付“財政危機”和“外交危機”，很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1月下旬，蔣介石、汪精衛經過密謀後合流，由汪精衛接任行政院長，宋子文任副院長、兼財政部長；3月6日，蔣介石經國民黨302次中政會推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重新掌握了軍權。孔祥熙則於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為考察歐美各國實業特使，赴歐洲考察實業。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蔣的秘密委托，向德、意等國接洽購買軍械、飛機和在中國設廠自製武器等事宜。在意大利時，墨索裡尼曾建議：中國建設國防應從空軍著手，因空軍可較快發展，所需經費也比海軍少，將來戰爭勝負將取決於空軍。孔立即把建議內容電告南京，被蔣介石所采納。孔在德國和捷克時，給南京政府訂購了大批軍械，聘請德國軍事顧問，為蔣繼續“圍剿”紅軍效力。孔在英國時，曾和英方財政專家商討改進中國經濟的方法。孔於翌年3月回國。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當時的財政狀況是：東北淪陷後稅收減少，又因加緊“剿共”而軍費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國庫收入約為1500餘萬元，而每月支出則為2200萬元，其中軍費一項為1800萬元，每月赤字達700萬元，依靠發行公債和向江浙財團借貸暫時維持。麵對巨額財政虧空，財政部長宋子文和江浙財團都頗為憂慮和不滿。九月，當宋子文在倫敦開完國際經濟會議回國後，發現在他出國的半年裡，因“剿共”軍費又使國庫增加了6000萬元新虧空，使南京財政困難更為嚴重。宋子文對蔣介石不恤財政困難十分不滿，由爭吵而堅決辭職不乾。10月29日，蔣批準宋的辭呈，以孔祥熙繼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
總管財政，擴展“國家壟斷資本”
孔祥熙主管財政後，除繼續采用宋子文在任時所使用的增稅、借債等辦法為蔣籌措軍政費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蔣命是從”。而蔣對孔則寵信有加，曆久不衰。
孔在抗戰前采取的主要財政措施有：減輕田賦附加，廢除苛捐雜稅，創辦直接稅，從財政上增加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力；對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進行增資改組，以財政控製金融；實行法幣政策，壟斷金融，操縱國計民生；整理舊債，恢複“債信”，為舉借新債作準備等。
1934年4月，孔祥熙前往長江中遊皖、贛、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財政狀況，不得不承認苛捐雜稅的“剝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窮困，社會經濟，日益凋敝，國家財政，永無好轉之日”。他認為欲改善財政狀況，增加收入，必須廢除苛雜，使民眾安居生產才能培植稅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上，著重解決確定地方預算、整理地方財政、整理田賦減輕附加、廢除苛雜改良稅製和土地陳報、整理幣製救濟農村金融等案。會後即由財政部明令各省執行，並規定今後不準再增加田賦附加和不合法捐稅。對於地方稅收的損失，則以煙酒牌照稅收入及印花稅收入的四成，撥歸地方以資彌補。據統計到1938年底，各省廢除的苛捐雜稅達5000餘種，廢除的稅額年達6700萬元，客觀上起了“稍蘇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籠絡民心外，使地方實力派不能再用苛捐雜稅來予取予求，反得依賴“中央”的貼補來維持地方財政，從而增強了南京政府對各省的控製力。此舉的效果，曾使蔣介石“深感驚奇和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