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世紀後半期，鄰近漢地的吐蕃轄區爆發了一場“末”起義；吐蕃統治的中心地區經曆了為期近30年之久的奴隸平民大起義之後，吐蕃奴隸製的統治被徹底摧毀。自10世紀起，吐蕃進入封建製社會；至13世紀初葉，封建農奴製度在烏思（一作烏斯，或作衛，即今以拉薩市為中心的地區）、藏（即今以日喀則市為中心的地區）、阿裡（一作納裡，即今阿裡及迤西周邊地區）等地普遍確立，吐蕃社會向封建製過渡的過程，約經曆了300年之久。在此期間，佛教以藏傳佛教的形式得到了恢複和發展，並相繼形成諸多教派，各教派又往往與地方封建割據勢力緊密結合，成為吐蕃封建社會的突出特點。同一時期，鄰近漢地的原吐蕃轄區，也陸續興起了一些吐蕃族的地方封建勢力，其中最富實力的是廝囉政權。
第一節吐蕃封建割據的出現
一、吐蕃王室後裔與佛教複興
被稱作“邦金洛”的吐蕃奴隸平民大起義後，原吐蕃轄區內未能形成較為統一的政權。原吐蕃王室後裔歐鬆之子貝考讚，於公元895年為起義軍擒殺，其子尼瑪袞西逃澤布隆（今西藏自治區劄達縣）。尼瑪袞三子分據三地：長子日巴袞據瑪域（今克什米爾列城），形成拉達克王係；次子紮西德袞據普蘭（西藏今縣），是為普蘭王係；三子德祖袞據澤布隆，形成古格王係。三部分割據勢力，被稱作“阿裡三圍”（阿裡，藏語領域之意）。後，拉達克王係單獨發展，普蘭王係絕嗣，遂與古格王係合而為一。
古格王係的德祖袞生二子，長子柯日繼父位，後出家為僧，取法名意希沃，讓位與其弟鬆艾。鬆艾卒，傳位與其子拉德。其時，意希沃雖已出家，但仍左右古格小王朝的朝政，力圖恢複、發展佛教，曾資送民間聰穎子弟去天竺（今印度）等地學習佛教經典，仁欽桑布（958—1055）譯師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仁欽桑布曾先後在摩揭陀（今印度比哈爾邦南部）、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等地潛心學經，返回古格後，在意希沃建立的托林寺（996年建）內主持譯經。古格王拉德為表彰仁欽桑布譯經的功績，將轄區內普蘭一帶的協爾等三個地方封賜給他，作為谿卡（即莊園），這是藏族古代史上有關封建領主莊園的最早記載，時當公元11世紀初葉。
另一支吐蕃王室後裔永丹的六世孫意希堅讚據桑耶（今西藏紮囊縣）一帶，自稱“阿達”，意為領主，同時，他又是著名的桑耶寺的寺主，身兼兩任：領主和寺主，形成集政教權力於一身的封建割據勢力。
此外，吐蕃王室後裔中，還有亞澤（今尼泊爾西北部）、雅隆覺臥（今西藏乃東縣）等封建割據勢力。這些吐蕃王室的後裔在奴隸製崩潰以後，又陸續形成為新興的封建領主，而且都采取利用佛教以維護其新建立起來的封建統治的手段。顯然，這是與佛教在吐蕃奴隸製社會中的深遠影響有密切關係的。
8世紀中葉，吐蕃讚普達瑪禁佛，佛教在吐蕃全境遇到很大的破壞。但佛教並未就此一蹶不振：一部分佛教僧侶逃往吐蕃統治的邊遠地帶，伺機東山再起；一部分佛教徒懾於禁佛命令，在家族內部傳承佛教。
宗喀（今青海省西寧市一帶）是吐蕃王朝統治的邊遠地帶。9世紀中葉達瑪禁佛後，有一部分吐蕃僧侶攜帶佛教經典，逃來宗喀傳教授徒，到10世紀後半期，宗喀的丹底（今青海省平安縣境內）已成為著名的佛教中心。
978年（宋太平興國三年），桑耶地區的政教首領意希堅讚得知宗喀一帶佛教盛行，為了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資送魯梅·楚臣喜饒等10人前往宗喀學習佛教，西藏佛教史遂以978年為“後弘期”之始。魯梅等人在宗喀學經受戒，返回吐蕃時意希堅讚已去世，在其子阿達赤巴的大力扶植下，魯梅等人分彆在烏思、藏等地建立寺院，剃度僧人，吐蕃地區的佛教重新得以流傳，史稱“下路宏法”。
與宗喀地區佛教盛行的同時，吐蕃西境阿裡古格地區的佛教勢力也有所恢複和發展。前已述及，意希沃派遣仁欽桑布等人出國留學，返回古格後，建寺譯經。為進一步發展佛教，意希沃又極力主張迎請摩揭陀國超岩寺上座高僧阿底峽來古格。多方搜羅黃金以作禮聘阿底峽之用，最後被敵國殺害。古格王族絳曲沃秉承其叔祖意希沃的遺願，於1042年（宋慶曆二年）迎請阿底峽來古格托林寺譯經傳教3年，1945年（宋慶曆五年）阿底峽應堆壟（今西藏堆龍德慶縣）富豪仲敦巴（1005—1064）之請，離古格前往烏思藏地區傳教授徒，是為自西路傳來的佛教複興勢力，史稱“上路宏法”。
史實表明，10世紀後半期吐蕃新興的封建領主，極力投身於佛教的恢複和發展的活動。他們不惜花費重金，或不遠千裡派人受戒學經，或迎請域外著名高僧講經傳教，終於使佛教重新在吐蕃得到發展。“後弘期”中的“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的實質，應從統治階級的實際需要得出結論。
二、封建農奴製度的形成
在吐蕃出現割據一方的地方封建勢力的同時，也有另外的不同情況。
自10世紀開始，從吐蕃西境的阿裡，沿藏布（今雅魯藏布江）到藏、烏思一帶，由於奴隸平民大起義的結束，原有的居民聚落有所擴大，更有一些新的居民聚落出現。此時，農業生產力較前更為發展，除原有的水利排灌設施繼續使用外，還掌握了施肥、中耕的技術，羊毛紡織的技術也有了很大提高。各地農牧業及其它土特產，品種多樣，數量豐富，如烏思藏地區盛產青棵和精細氆氌，塔布（今西藏山南地區東部）、工布《今西藏林芝一帶）地區農牧兼營，多畜牧業產品，阿裡地區多黃金和鬆耳石。各地區之間交換關係頻繁；來自多麥（今青海、甘肅兩省）的綢緞和來自康（今西藏東部、四川西部）地區的茶葉，也都運到烏思藏地區與當地產品進行交換。
在前述各居民聚落中的農業生產者，主要是由吐蕃奴隸製社會中的平民和奴隸轉變而成的自耕農民。原來的奴隸主階級，一部分憑借其過去的統治經驗，以及遠較一般自耕農民優厚的實力，逐漸變成割據一方的新興封建領主，古格、桑耶等地的割據勢力屬之；另一部分奴隸主實力喪失，也成為自耕農民。當吐蕃社會向封建製過渡的早期階段，即11—12世紀，自耕農民為數眾多，封建割據勢力不僅很少，而且實力也不夠強大。
新的生產關係帶給吐蕃社會以經濟繁榮的新局麵。自耕農民的小土地經營，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另一種形式是在一些新興封建領主的統治範圍內，被稱作“農奴”的勞動者，已與過去的奴隸不同，他們有了一小部分受自己支配的獨立經濟，生產積極性明顯地高於奴隸製度下的奴隸。此時，吐蕃奴隸製政權已經崩潰，原來吐蕃王朝為平民規定的諸多貢賦和捐稅，已一概取消，開墾土地也再無限製，這些都為吐蕃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有利條件。
自耕農民內部階級分化劇烈。有些原來的平民或奴隸，在新的形勢下靠自耕起家，逐漸上升為封建領主。如11世紀時，藏傳佛教噶舉派創始人瑪爾巴（1012—1079），出身於洛紮（西藏今縣）自耕農民家庭，兼營農牧業生產，並多次赴天竺、泥婆羅（今尼泊爾）等地販賣黃金及其它土特產品，家道由是日興。同時，瑪爾巴還兼做宗教職業者，因他在天竺等地曾從佛教高僧多人學習梵文及佛法，返回家鄉後，即以譯經和傳授佛教密宗教法為業。瑪爾巴要求門徒必須向他獻上大部以至全部財產，還要替他耕地、修房，服多種勞役。他依靠侵吞他人財產，無償地占有他人勞動等做法，使他的階級地位迅速地上升為封建領主。然而絕大多數的自耕農民，在各地封建割據勢力的控製和脅迫下，逐漸改變了原來自耕農民的身分，成為新興封建領主的農奴。
自10世紀吐蕃社會向封建製過渡以來，烏思、藏、阿裡等地區的土地經營形式出現了空前活躍的現象，首先是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在吐蕃土地經營製度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事，在吐蕃奴隸製社會的曆史文獻中，迄今沒有發現過買賣土地的記載，隨著土地買賣的出現，將土地以陪嫁、饋贈等手段轉讓於他人的情況，史籍中屢見不鮮。由此可見當時吐蕃社會的自耕農民，是享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權的。
13世紀初葉，阿裡、藏、烏思、塔布、工布等地區，確立了封建農奴製度，領主莊園製基本上取代了此前普遍存在的土地自耕形式，此時的個體自耕農民除極少數上升為封建領主外，絕大多數都變成了各地封建領主的農奴。
其一，12世紀末葉，達壟噶舉（藏傳佛教一教派支係名）的創始人紮希貝（1142—1210），以“調解爭端”的手段，將達爾域、絨二地置於其統轄之下，二地人民都變成了他的屬民。到13世紀初葉，紮希貝的族侄仁欽袞（1191—1236）繼任達壟噶舉的主持人。仁欽袞采取訂立契約的形式，將烏思地區南部的部分農民變成其屬民，為其服勞役。不久，仁欽袞的屬民即由82戶增至5000人之多。上述“屬民”即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農奴。可見在12世紀末葉時，吐蕃腹心地帶的烏思地區，已經有大量的個體自耕農民變成了實力雄厚的寺院封建領主的農奴，喪失了自耕農的地位。
其二，13世紀初葉，藏傳佛教薩迦派教主薩班·貢噶堅讚之弟桑擦·索南堅讚，在藏地區的斯塘等地設立市集，修建民舍；“在仲堆、仲麥、達托、芒卡寨欽、藏哇普、夏堆麥、大那等地建立莊園；在絳迥、喀索、果齋、客爾普等地建立了許多牧場；在熱薩等地牧養馬匹”。表明藏地區一個家庭的成員在其勢力範圍內即建立起許多莊園，從事領主莊園製的土地經營。其時，農牧產品豐富的藏地區的封建領主絕非僅此一家。
其三，12世紀末葉，藏傳佛教噶當派的怯喀寺和基布寺（在今西藏墨竹工卡縣一帶），寺權為吐蕃王室的後裔雅隆覺臥家庭所控製。
13世紀初葉，二寺的寺主拉卓微袞波（1186—1259）利用其家庭的勢力，又兼並了工布、塔布地區的數十座寺院。拉卓微袞波既是領主，又是眾多寺院的寺主。這些寺院此時都有了寺屬農奴，拉卓微袞波有權指派寺院總管和管理寺屬農奴的官吏“米本”。
上述史實，除表明13世紀初葉時，吐蕃各地向封建製過渡的過程已告結束，和封建領主莊園製的土地經營方式已經普遍建立之外，還反映了新興的地方封建勢力與藏傳佛教寺院勢力緊密結合的特點。同一時期，蔡巴、帕竹、止貢等藏傳佛教噶舉派的支係，也都分彆由一些地方封建勢力把持、操縱以至篡奪了領導權，以僧俗一體的形式成為割據一方的封建領主。這一特點的形成對後世影響深遠，藏族史上“政教合一”的政治製度，正是由此發展而來的。
三、藏傳佛教及其各教派的形成
在10世紀到12世紀末葉，吐蕃社會向封建農奴製過渡的時期中，藏傳佛教興起，隨後，藏傳佛教的一些教派也陸續形成。佛教於7世紀時傳入吐蕃，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勢力一度獲得相當大的發展。9世紀中葉達瑪讚普禁佛，但佛教並未就此滅絕。到10世紀後半期，即吐蕃社會進入封建製不久，佛教又在新興封建領主的利用扶植下，重新得到恢複和發展，前述“下路宏法”和“上路宏法”，即是兩支佛教複興勢力的活動。
10世紀後半期在吐蕃社會複興起來的佛教，與9世紀中葉以前在吐蕃王朝時期流傳了200餘年的佛教，已經有了明顯的不同。此時的佛教是佛教與本教經過長期鬥爭、融合後形成的佛教，它吸收了許多本教色彩而成為具有獨特地方形式的佛教，即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興起於吐蕃社會向封建農奴製過渡的曆史時期，形成了宗教勢力與地方封建勢力在政治、經濟上的緊密結合，這一特點使藏傳佛教服務於封建農奴製度更為直接，也更具適應性。
當10世紀後半期藏傳佛教興起時，藏傳佛教內部尚未出現派彆，其原因主要是當時封建經濟的發展尚比較分散，各地新興封建領主階級的實力也尚嫌不足。就宗教範圍而言，藏傳佛教源流不一，門戶各異，此時佛教經典的翻譯尚未係統完備，在教理和修習方麵也屬初步發展階段。因此，建立教派的條件顯然還不成熟。到11世紀中葉，吐蕃的封建經濟獲得了進一步發展，散處各地的封建領主，其統治地位日趨鞏固，當他們彼此間已有餘力爭奪權勢時，由不同的封建領主控製下的藏傳佛教，門戶之見日益鮮明，由此而陸續形成若乾不同派係。
最早建立的藏傳佛教教派是噶當（意為教誡）派。創始人為1045年迎請阿底峽到烏思藏地區傳教、並拜阿底峽為師的仲敦巴。阿底峽去世（1054）後，仲敦巴於1056年（宋嘉祐元年）在熱振（今西藏林周縣境內）地方修建熱振寺，創建噶當派。此派於12世紀末葉，曾與吐蕃王室後裔雅隆覺臥地方勢力結合，但是它並未掌握單一地區的行政權力。
15世紀初葉，此派與當時新建立的格魯派（黃教）合流，遂不複存在。
噶當派建立後不久，1073年（宋熙寧六年），藏地區仲曲河穀（今西藏薩迦縣境內）的封建領主款·貢卻傑布（1034—1102），在其家鄉修建薩迦（意為灰土）寺，創立薩迦派。自款·貢卻傑布起，薩迦寺寺主由款氏家族世代相傳。款氏家族自稱係吐蕃王朝時期貴族奴隸主款氏之後裔，是為奴隸主在新的生產方式下轉變成封建領主的又一例證。元代，此派得到朝廷的崇奉和支持，其領袖人物受封為“帝師”，地位顯赫，成為鼎盛一時的教派。
在11世紀中葉以後陸續形成的藏傳佛教各教派中，以噶舉派的支係最為繁多。噶舉意為佛語“傳承”，以重視師長口傳、門徒心領的傳授方法而得名。有塔布噶舉、香巴噶舉兩個傳承係統：香巴噶舉12世紀初葉創始於藏地區香（今西藏南木林縣）地方，後來實力衰微，對後期社會影響不大；塔布噶舉的創始人塔布拉傑（1079—1153），原屬噶當派，後改從米拉日巴（1040—1123）學習噶舉派教法，於1121年（宋宣和三年）建崗布寺（今西藏朗縣境內），是為塔布噶舉最早的寺院。又因米拉日巴受業於11世紀時著名譯師瑪爾巴，瑪爾巴被認為是塔布噶舉的祖師。後世稱之為噶舉派，均指塔布噶舉傳承係統，瑪爾巴遂被認為是噶舉派的創始人。
由塔布噶舉又分出噶瑪、蔡巴、拔戎、帕竹4大支派。4大支派的創立人均為塔布拉傑的弟子：
由都鬆欽巴（1110—1193）創立的噶瑪噶舉，是塔布噶舉四大支派中最大的一支。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傳承的製度，由此派率先采用，時當13世紀初葉。黑帽係和紅帽係是此派兩個著名的活佛轉世係統。黑帽係的轉世係統一直沿襲至今。此派主寺為1178年（宋淳熙五年）由都鬆欽巴建立的楚布寺（在今西藏堆龍德慶縣境內）。
蔡巴噶舉是1175年（宋淳熙二年）由向蔡巴（1123—1194）創立的，主寺蔡寺（在今西藏拉薩市南郊）即建於是年。此派建立後不久，即被當地一封建領主噶氏家族操縱，實力稱雄一時，元代曾是烏思藏十三萬戶之一。其後實力衰落，不複存在。
拔戎噶舉創建於12世紀，創始人達瑪旺秋建拔戎寺於拉堆絳（今西藏昂仁縣），在當地形成過“政教合一”的局麵。達瑪旺秋的弟子熱巴曾受中原王朝（疑是金朝，待考）“帝師”封號。後衰亡不存。
帕竹噶舉由帕木竹巴（1110—1170）創立。主寺丹薩替（在今西藏桑日縣境內），建於1158年（宋紹興二十八年）。此派建立後不久，即被當地一封建領主朗氏家族操縱了實權，後發展成為烏思藏地區最大的地方封建勢力，元代曾是十三萬戶之一，其領袖人物迭受元、明兩代朝廷封贈，實力盛極一時。
15世紀中葉以後，權勢漸為下屬貴族攘奪，寺院也並入格魯派，帕竹派遂不複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