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撲子，是丹陽句容（今江蘇省句容縣）人。他的父親曾在東吳做官，擔任會稽太守。東吳被晉消滅之後，他又作了晉朝的郡陵太守。祖父葛雲，也曾做過東吳的大官，以煉丹著名，人稱葛仙公。葛仙公的弟子是鄭隱，葛洪就是從鄭隱處學習了煉丹術。後來葛洪又從師鮑玄，鮑玄見他年輕有為又聰慧上進，就把他女兒嫁給了他，就是著名的女灸法家鮑姑。葛洪一生著書很多，除上述《肘後備急方》、《抱撲子》之外，還有《金匱藥方》一百卷，《杏仁煎方》一卷，《玉函方》、《葛氏單方》等，可惜均已散佚。
葛氏治學是非常講求實用的，他敢於對前世醫學家，諸如張仲景、華佗，以及對《黃帝內經》的一些看法提出異議，認為他們的著作篇幅浩繁，一些治法不適於一般群眾。在此思想指導下，他作了大量工作，廣搜民間簡、便、驗、廉的治法，多用“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這一點，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有關溫病學的認識：葛洪在“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及其他有關思想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傷寒學說並不能完全概括一切發熱性疾病的發病和治療規律，還需另立新法，方能應付一些不屬傷寒範疇的疾病。他在《傷寒論》麻黃、葛根、桂枝、柴胡、青龍、白虎、四逆等二十餘方之外，自行設計了四個應急易得的方子及其它單、驗方，補充和發展了《傷寒論》治療溫病的內容。他在急性熱病的病因分析上，明確提出溫病、時行、傷寒三種，並指出溫病與時行、傷寒的區彆，主要在於它不是由於一年中天氣變化異常所致，而提出，“病氣廉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的理論，“病氣”及“鬼毒”兩個概念，不僅包括有傳染性的意思，還包括有些尚未被認識的東西（如病毒、細菌等），這對以後溫病學派的出現和發展，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免疫學的先驅：在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關於治療狂犬咬傷，有這樣一段話：“殺所咬犬，取腦敷之，後不複發。”當然，他的這一療法，是在中醫“以毒攻毒”思想指導下提出的，此法施後，若再被狂犬咬傷，是不會再發病的，這種非常樸素的免疫學思想，不僅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非常可貴的，而且，對以後免疫學的創立和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流行病學、寄生蟲病學的先驅：《肘後方》記載有肺癆病的傳染情況，書上說：害了肺癆病要經年累月才死亡，死了也能傳染旁人，甚至傳染家族中任何人，所以有人叫這病為屍注病。葛氏還在《肘後備急方》中，提到了六種瘧：即瘧疾、老瘧、溫瘧、瘴瘧、勞瘧、瘧兼痢，並且提出治療方法，其中常用者有常山、豆豉、蒜、皂莢、鱉甲等。而更為可貴的是，他提出了應用青蒿抗瘧的方法。遠在1600年前對傳染病便有這樣明確的認識，是不可多得的。
葛洪對沙虱病的昆蟲媒介“紅恙蟎”的形態、生活習性以及與沙虱病（恙蟲病）的關係，作了大量深入細致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工作，並作了科學的記載，他還把沙虱和疥蟲作了比較，這說明疥蟲的發現，較恙蟎還要早，他指出：沙虱以“針挑取蟲子，正如疥蟲，著爪上映光方見行動也”。恙蟎的幼蟲與疥蟲的外形是非常相似的，疥蟲的大小不到一毫米，這在沒有放大鏡的情況下，能用肉眼觀察到，沒有科學的態度，是很難進行鑒彆的。葛氏對疥蟲的描述，要較其它國家對這種蟲的認識至少要早八百年。
化學製藥的先驅：葛氏一生精於煉丹術，煉丹是化學製藥的萌芽。據史書記載，早在公元前四世紀的戰國時期，我國就有煉丹方士，秦、漢時，煉丹術得到進一步發展。葛氏總結了秦、漢以前煉丹術的經驗，並接觸到一些重要的化學原理。他接觸的化學藥物是比較多的，僅其著作中提到的就有汞、硫、鋁丹、雄黃、雌黃等二十多種礦物藥，還有很多不純的無機物，如石膽（碳酸鈣）、礬（明礬）、石膏等，對每味藥的化學特點、產地、藥用價值，進行了解釋；並通過長期地觀察和實驗研究，認識了一些物質變化的規律。
在《抱樸子?內篇》裡，我們可以發現，葛洪曾做過汞與丹砂還原變化的實驗。他在書中說：“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紅色的硫化東，將它加熱後，分解出汞（水銀）；汞再與硫化合，又生成紅色硫化汞。這可能是人類最早用化學合成法製成的產品之一，是煉丹術在化學上的一大成就。葛洪還在實驗中發現了多種有醫療價值的化合物或礦物藥。至今，中醫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學實驗中得來的藥物。葛洪的煉丹術，後來傳到了西歐，也成了製藥化學發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