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蔡景峰
中藥是我國人民用來和疾病作鬥爭的一種重要武器，有關中藥的知識，是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積累起來的，是我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悠久的曆史
據記載，古代有“神農嘗百草”的傳說。“神農時代”大約相當於新石器時代。那時候，人們已經有了原始的農業，對各種農作物和天然植物的性能逐步有所了解，對它們的藥用性能也開始有所認識。所謂“嘗”，指的就是當時用藥都是通過人體自身的試驗來了解它們的治療作用的。早蒞春秋時期的《詩經》中，就已經記載了一些可以做藥的植物，如“芣苢”（車前）、“蝱”（貝母）、“雍”（益母草）等。兩千多年前的《山海經》更明確地提到一百二十多種藥，包括植物、動物、礦物三類，並提到了它們的簡單用法和治療性能，有的還用來預防疾病。如“蓇蓉，食之使人無子”；“箴魚，食之無疫疾、“礐石能毒鼠、等等。書中記載的某些藥物，有的名稱比較特殊，還不能明確指出是現代的哪一種藥，有待進一步考證，但這也足以說明，當時對藥物已有一定的認識了。
由於古代的藥物主要來自自然界的植物，因而人們把藥物學著作稱作“本草”。大約到漢代，我國出現了一本專講藥物的書《神農本草經》。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書中記載藥物三百六十五種，分成上、中、下三品。這部書對每一味藥的產地、性質、采集和主治的病症，都有詳細的記載。對各種藥怎樣互相配合應用，以及簡單的製劑，都作了概述。更可貴的是早在兩千年前，我們的祖先通過大量的治療實踐，已經發現了許多特效藥物，如麻黃可以治咳喘，大黃可以瀉下，常山可以療瘧等等。這些都已用現代科學分析的方法得到證實。
隨著實踐的不斷深入，藥物知識也逐漸字富起來。大約又過了三四百年，到了南北朝時期，《神農本草經》的內容已遠遠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於是，南朝的博物學家陶弘景把前人積累的經驗和知識搜集起來，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進行了另一次總結，整理成《本草經集注》一書，共得藥物七百三十種，比《神農本草經》收集的增多一倍。在書中，他首創按藥物的自然屬性和治療屬性來分類的新方法。《神農本草經》的三品分類法，僅僅概括地指出有毒、無毒，還嫌粗糙，有時也容易造成治療上的差錯。陶弘景首先把七百多種藥分為草、木、米食、蟲獸、玉石、果菜和有名未用等七類，這種分類方法後來成了我國古代藥物分類的標準方法，在以後的一千多年間一直被沿用，並加以發展。陶弘景還首創接治療性能對藥物進行分類的方法，例如，法鳳的藥物有防風、秦艽、防己、獨活等，就歸在同一類。這種分類方法，便於治療參考，對醫藥的發展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封建文化高度發展。在這一時期，曾由政府主持編修了一部藥物學著作，是一部集體創作。它總結了一千多年來的藥物學知識，並由各地征集實物標本，繪製成圖，成為一部圖文並茂的藥物學專著，取名《新修木草》，在唐高宗顯慶四年（公元689年）編修完畢。書中共載藥物八百四十四種，分為九類。這種由國家頒定的藥物學專書，現在稱作“藥典”。世界各國政府都有自己的藥典，《新修本草》就是我國古代的第一部藥典。據記載，西歐最早的藥典是公元1494年意大利佛羅倫薩藥典和公元1542年紐倫堡政府的藥典，這兩部藥典都比《新修本草》晚得多。藥典的頒行，對於統一藥名，訂正對藥性的認識，促進醫藥的發展，都有積極的作用。
古代中藥學的發展，到明代達到了高峰。明代社會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商業發達，交通方便，內外交流頻繁，藥物學知、識空前豐富，采礦業、農業等知識也有很大的發展，從國外輸入和同少數民族邊遠地區交流的各種藥物也不少。這時候對藥物學的知識亟需加以進一步總結。這個重任由當時傑出的科學家李時珍完成了。李時珍通過畢生的努力，深入實踐，埋頭苦乾，參考了古代有關著作包括經、史、子等各類古書共八百多種，並積極向群眾學習，終於著成舉世聞名的《本草綱目》。這部巨著編成於明神宗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共五十二卷，記載藥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種，收入方劑一方一千首，共分成十六部。
書中圖文並茂，糾正了前人許多舛誤；並且以唯物主義的態度，猛烈抨擊了當時方士道家妄圖通過服食煉丹求得長生不老藥的邪說謬論。它以單一的藥物為綱，由同一藥物派生或演化的附屬物為目，對每一藥物的名稱、栽培養殖、收采、炮（páo）製、藥性、應用、方劑等有關內容，旁征博引，考正鑒定，十分詳明。書中對生物的分類法已具有初步的生物進化論思想萌芽，還應用比較解剖的方法對動植物進行分類研究。這部書涉及古代自然科學許多領域，諸如動物、植物、化學、礦物、地質、農學、天文、地理等學科。它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已經被全部或部分地譯成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俄文等多種文字，在世界上廣泛流傳。著名的英國科學家達爾文曾提到“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並且參考引用了它的內容。有人認為他所稱譽的這部巨著主要是指《本草綱目》。李時珍是世界公認的傑出的自然科學家。
古代中藥學的著作很多，以上雖僅列舉了幾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是由此已足以說明中藥學的悠久曆史和它在世界上的位置。
獨特的內容
在西學東漸以後，西醫是早期被引進的一門近代科學技術。於是中醫中藥被說成是“不科學”的，他們認為中藥儘是些草根樹皮，治不了大病。這完全是民族虛無主義的謬論。事實上，我國古代醫學家正是利用“草根樹皮，石頭蟲魚”，在我國幾千年的曆史中，為保護人民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國的中藥學具有許多獨特的內容和特點。
首先，它有一套獨特的理論係統。這些理論知識是根據對疾病的認識，對藥物的自然屬性和在人體內的治病作用等概括出來的。中藥有“四氣”、“五味”、“升降”、“浮沉”、“歸經”的屬性。藏醫學中更把藥物的性能分成“六味”、“八性”和“十七效能”。這些獨特的認識是其他任何醫療係統中所沒有的。四氣是“寒熱溫涼”，五味是“辛苦鹹酸甘”。寒涼藥能洽熱性病，凡發熱的病多用寒涼藥；凡是機體虛弱、體溫偏低、手足冰涼的病症，多用溫熱藥。升降浮沉指的是藥物在體內發揮作用的趨向，升浮指向上向外的趨向，反過來就是沉降。如麻黃可發汗，升麻有消除下墜感覺的作用，因而屬升浮藥。一般說，凡是植物的花、葉部分，多具升浮作用，如辛夷、蘇葉等；凡是子實和礦石類物質，多是沉降藥（當然有例外），如代赭石、積實等。經分析鑒定，古代對藥物的這些認識，是通過長期實踐概括總結出來的，是合乎科學道理的。黃連、黃芩、板藍根一類苦寒藥，都含有殺菌、抑菌成分，確可退熱；而古代所說的殺蟲藥，有不少含有殺蟲、驅蟲成分，如常用的檳榔中含擯榔素，對多種寄生蟲，尤其是絛蟲，具有麻痹作用，至今仍是比較理想的驅蟲劑。歸經是指藥物對哪一種臟器、經絡具有親和力的意思，在臨床應用中，常要根據哪一臟器、經絡患病，選用相應的藥物。
其次，人們在治病過程中，積累和總結了對藥物加工改造的獨特方法，稱作“炮製”（或“炮炙”）。中藥的炮製方法極其豐富，大致分水製、火製和水火共製等幾類。水製如用酒泡、醋泡、水漂等等，火製如炒、焙、般等；水火共製如蒸、煮等等。炮製是中藥治療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壞節，它的目的是消除毒性，增強藥效，改變性能，便於服用、保存和去除雜質。舉例說，烏頭、附子、半夏這些藥，都有比較大的毒性，不經炮製加工，吃了要中毒，而用薑、明礬浸泡加工後，毒性就去除了，藥效仍保存下來。又如生地黃是涼性藥。可以用來治熱性病；如果把地黃經過反覆多次蒸熟曬乾，卻變成溫性的，可以補血。加工炮製後，去掉雜質，可以做成便於服用和貯存的小片或其他劑型。所有這些，形成了我國中藥獨特的炮製學。
最後，中藥的複方配伍以及采用藥物的不同部位和劑型，也是獨具一格的。一般說，中醫大多采用複方的形式治病，一張方子，少則三五味，多的可達幾十味。這些藥物之間，互相配合，互相箝製，常常由於配伍的不同，甚至劑量的變化，而達到不同的治療作用。早在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中，就已有簡單的複方。漢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也記有許多複方，以治療不同的病症。如桂皮和麻黃合用，用來發汗治外感病；麻黃和杏仁、石膏等合用，卻又是用來治喘咳壯熱的；如麻黃配合白術、生薑，又變成消腫的方劑。再以當歸為例，如果用完整的全當歸，可以補血；如果用的是當歸尾悄，卻起行血活血的作用。同一味藥的不同部位和不同配伍，作用這樣不同，這是通過極其細心的觀察和長期的實踐取得的知識。
在漫長的歲月中，為了適應不同的治療需要，人們又發明了多式多樣的治療劑型。目前我們常用的湯劑、丸劑、散劑等，在兩千多年前早就有了。古代的藥物劑型，包括外用、內服，多達一二十種。有不少固定的方劑，已製成固定的劑型，沿用千百年。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的“白虎湯”、唐代的“四物湯”、宋代的“至寶丹”、藏醫學中的“珍珠丸”等中成藥，至今仍然在臨床中發揮有效的醫療作用。
我國古代就已經有了多種特效藥物。除去上述《神農本草經》中提到的以外，其他如鴉膽子治療痢疾（阿米已痢疾），苦楝、雷丸殺蟲，海藻治甲狀腺腫，動物肝臟（含各種維生素）治療夜盲等等，都具有科學的道理仍尤其突出的是東漢三國時期的華佗（145？—208），已經應用酒服麻沸散作為麻醉劑做外科手術。這種麻醉法在世界上具有很大的影響。美國位瓦爾在《世界藥學史》一書中，曾提到華佗精通麻醉術，古代阿拉伯國家應用吸人麻醉劑，可能就是從中國學去的。又如早在東晉葛洪《時後備急方》中就有應用絞取青蒿汁治療瘧疾的記載。已經證實，青蒿中含有抗瘧藥“青蒿素”，它的醫療作用比奎寧等常用抗瘧藥還好。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們的祖先在臨床藥物治療方麵有高度的成就。
古代的煉丹術在客觀上也為中藥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由煉丹製出的產物，後來在外科上得到應用，如紅升丹、白降丹等，至今仍是外科常用的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