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斯帝國（約公元前550－前330年）
亞述的軍國主義，尤其在其最凶惡的最後階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對它所有的犧牲者，甚至包括亞述人本身來說，都是一場浩劫，它對歐亞太平原遊牧民族的蹂躪更是雪上加霜。亞述帝國崩潰的直接後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區處於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寧的狀態中。波斯帝國的締造者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內（大約公元前550－前525年）輕而易舉地將黎凡特地區從政治上統一起來，為這塊飽經磨難的地區實現它急需的和平與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國給黎凡特地區帶來了它渴望之極的休養生息的機會。比起亞述人來，波斯人的征服戰爭不那麼殘暴，對於廣大被征服地區的行政管理也不那麼富有壓迫性。與亞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權時，寧願使人們最低限度地感到他們的存在。他們給現存的地方政權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隻是監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權的工作。最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們尊重、保護其臣民的宗教信仰——這項開明的政策的確換來了對波斯人統治的承認。隻有下述極為罕見的、令人沮喪的情況除外，即當一個已俯首稱臣的社區被宗教紛爭所分裂，而波斯當權者又很難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際。
如果考慮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繼任者薛西斯在其銘文中顯示出，他們已經接受了與瑣羅亞斯德教類似的宗教，波斯帝國政府對外族宗教所持的寬容態度就更值得稱道，更顯得與眾不同了，因為瑣羅亞斯德教的真諦是戰鬥性，而非寬容。瑣羅亞斯德以這種精神摒棄了講伊朗語諸民族的傳統宗教，用一種新家教取而代之。瑣羅亞斯德認為他的使命是傳播對一個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瑪茲達的信仰。他對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貞不二的。我們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對瑣羅亞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們也並未公開聲稱自己是瑣羅亞斯德的信徒，他們甚至沒有提到過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約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個世紀，他的傳教地區似乎是在講伊朗語諸民族定居的東北地區（今日的呼羅珊、蘇聯的中亞地區和阿富汗、烏茲彆克地區）。
居魯士二世已將這一地區並入了波斯帝國，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39年以後。當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殺了真的或僭稱的斯梅爾迪斯並取而代之時，大流士的父親正在呼羅珊（帕提亞）省督任上。也許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後，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係尚未完全皈依瑣羅亞斯德教。我們不知道，在這一階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種形式更淡泊的瑣羅亞斯德教。顯然，大流士一世也並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傳的祭司階層，他們最終接過了瑣羅亞斯德教，不過，他們所采用的形式恐怕連該教的創始人也未必能夠接受。
波斯帝王們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權與敘利亞各民族的關係融洽起來。敘利亞各民族曾頑強不屈地先後反對過亞述和巴比倫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馬利亞人和猶太人眼中，波斯人簡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並入波斯帝國之後，腓尼基商人獲得了一個巨大的內陸貿易區，同時，在地中海上，在與其商業競爭對手希臘人的鬥爭中，他們也爭取到了波斯的支援。與腓尼基人一樣，亞洲希臘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過，是不馴順的子民；而敘利亞的腓尼基人卻幫了波斯人的大忙，並得到其青睞。3個敘利亞腓尼基城邦國家阿臘杜斯、提爾和西頓，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國的地位。腓尼基人並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擔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會介入敘利亞事務。波斯人並不想把利比亞的腓尼基人和敘利亞的腓尼基人並入他們的帝國，相反在公元前6世紀末葉，他們與迦太基人訂立了反希臘協定，當時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領導之下組成了一個統一陣線。
巴比倫尼亞的猶太人社區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為這些離鄉背井的猶太人從未饒恕過曾放逐他們的巴比倫人。他們組成了親波斯人的少數派，在多數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態度的巴比倫尼亞，這個少數派對波斯人尤為可貴。儘管居魯士二世出於策略的考慮，通過“與巴爾攜起手來”，表示他願意尊重巴比倫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無濟於事。居魯士二也允許所有希望離開的猶太人返回在猶太的故園，並重建他們在耶路撒冷的神廟。在埃克巴塔納（今稱哈馬丹）的檔案中，可以查到居魯士二世的敕令，這一敕令繼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進一步確認。要麼是阿爾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麼是阿爾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許其巴比倫猶太管家尼希米暫時離開首都蘇薩，他負有前往猶太重新為耶路撒冷城設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爾塔薛西斯都曾為在他們授權下猶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準過預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猶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樣，也從波斯帝國獲益不淺。在亞述統治時期已經開始的阿拉米語言文字的傳播，在波斯人治下又獲長足發展。在敘利亞，迦南語（希伯來語）逐漸被阿拉米語所取代。在敘利亞，迦南語僅僅是禮拜儀式用語，作為日常用語，它隻在地中海西岸地區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運用。阿拉米語言繼續與阿拉米字母同時向東傳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實用。與七八個世紀以前的烏加裡特人一樣，波斯人從蘇美爾－阿卡德語庫中選擇了一些字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貝希斯敦石崖上用3種文字記錄其武功時，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時，又用表達方式既傳統又龐雜的蘇美爾體楔形文字刻下了埃蘭文和阿卡德文譯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與烏加裡特文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簡潔明了的字母組成的字母大潮的衝擊，這種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後一千紀初葉已在腓尼基流行起來。到公元前330年，絕大多數波斯帝國官方文件都已運用阿拉米語言文字，不過，也許這些字母仍按波斯語發音，即組成一個阿拉米字的字母組合，讀起來好象是這個阿拉米字的波斯語譯音。
敘利亞的幾個主要民族因此而滿足於做波斯人的臣民，而與波斯人有血緣關係的米底人卻感到不那麼幸福。正如他們在公元前522年起義中表現出來的那樣，他們記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則曾是他們的臣民。不過，儘管米底人桀騖不馴，波斯人還是再次允許他們做了米底－波斯帝國的夥伴，這個帝國比過去的米底帝國遼闊得多，也強盛得多。埃蘭人也許有些受寵若驚，因為他們的國都蘇薩升格為帝國首都。東北部講伊朗語的民族在帝國亡國之後，堅持了長達3年的抵抗運動，反對馬其頓統治者，以此顯示他們對波斯帝國的深情厚誼。東部的遊牧民族西徐亞人曾與居魯士二世為敵，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後，似乎也很忠實於帝國。當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歐洲的希臘作戰時，由他們據守戰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們還支援過農居的鄰邦反抗亞曆山大大帝。
不過，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個民族表現出與波斯統治勢不兩立，即巴比倫人、埃及人和亞洲希臘人。在公元前522年這個關鍵時期，巴比倫人不隻進行了一次起義，而是兩次。公元前484年，他們再度起義。不過，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軟地將起義鎮壓下去，從此以後，直到他們最終被亞曆山大解放時為止，巴比倫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讓巴比倫人脫離他們的控製，巴比倫是波斯帝國的糧倉和工廠，也是帝國內陸交通網上的樞紐。而在另一方麵，占領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國的一大負擔，正如它曾成為亞述人的負擔一樣。埃及距離法爾斯比離亞述更遠。在反抗其大陸上的亞洲主人時，它可以接受來自海上的希臘人的增援。雖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敗塗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統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們曾兩度取得獨立。當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時，距波斯帝國自身的傾覆已僅僅隻有十幾年時間。
即使波斯帝國的所有臣民都象腓尼基人和猶太人一樣對它忠心耿耿，對波斯帝國政府來講，它遼闊的領土仍使交通通訊成為一個壓力很大的問題。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為政府的信使準備了可供換騎的驛馬。雖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陸路通訊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認為，必須利用水路在帝國各端間建立聯係。他派一名卡裡亞水手西拉克斯從帝國最東端的省份出發，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過印度河和印度洋，到達埃及的紅海海岸。當西拉克斯準確無誤地完成了使命時，大流士便吞並了印度河地區。要麼是在此之前，要麼是在此之後，他使從尼羅河三角洲最東側支流到蘇伊士灣之間的運河竣工，這條運河是法老尼科二世開始開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環航非洲的偉績，但他的船隊不是從紅海出發，而是從地中海啟航。航行以失敗告經。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並未被他們的後繼者繼承下來。
波斯帝國是短命的帝國，但是它的宗教寬容政策產生了曆久不衰的效果。這一政策順應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調合這一趨勢，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放逐政策促進了這一趨勢的形成。一個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國統治集團的成員，卻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當地的農民仍會繼續供奉它們，外來移民也不可能忽視它們。在前以色列王國主要宗教聖地伯特利崇拜耶和華的禮儀被向東帶入巴比倫尼亞，向南帶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羅河第一瀑布下麵的邊防要塞。公元前5世紀，在這個地方，一支為波斯人服務的猶太駐軍同時供奉著愛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華，這支軍隊的士兵都是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倫的厄運而躲入埃及的猶太人後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猶太社區與撒馬利亞區酋長珊巴拉特保持著友好的通信往來。在波斯人統治時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屬於撒馬利亞區。從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斷，他是巴比倫流放者的後裔，如果從他兒子的名字（達拉亞和謝勒邁亞）上看，他們都是耶和華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時，撒馬利亞的居民已嚴格地專一信奉耶和華，除《摩西五經》外，他們不承認任何手寫文書為經典，也不承認有非手寫經典存在。但是，當巴比倫尼亞猶太人社區的代表尼希米奉聖旨到達耶路撒冷時，珊巴拉特與他發生了衝突。
波斯人對巴比倫、埃利藩蒂尼和徽馬利亞等地崇拜耶和華的信徒並不抱偏見，並且充滿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時代，巴比倫的猶太人有了一套與其他社區完全隔絕的宗教和社會綱領，他們成功地把這一綱領施之於猶太的“埃姆哈－阿拉茲（意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趕走的農民）”身上。人種和宗教上的融合與聯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門望族中，他們的社會關係網要比農民大得多。通婚對於打破社區之間的社會障礙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進作用。在加強了獨立性之後，這一切都為傳統的敵對情緒作了補償。尼希米和以斯拉卻禁止通婚，他們將在巴比倫猶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惡極之罪孽的這類犯人逐出教會，這些人本來也是猶太社區的成員。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時代，巴比倫猶太流放者的後裔已成功地將自己的社區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們的保護人阿爾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擁有這個名字的波斯帝王，那麼，就已經保存了200年之久。這是個偉大的功績。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禦了黎凡特地區一般大浪潮的衝擊，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衝擊著超然存在的傳統部落文化，並要求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巴比倫的猶太流放者不僅成功地抵禦了這個潮流，還把這種精神推向猶太。不過，他們也因此而付出了代價，使猶太地區的猶太人與其鄰人之間的敵意又趨複活。其實，這些鄰人與猶太地區和巴比倫的猶太人一樣，也是耶和華的信徒。
巴比倫的猶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們獨特的社區精神的呢？他們通過建立一種獨一無二的宗教機構——猶太人會堂，而取得了這個空前絕後的成果。約西亞國王在猶大人的信條中又加了一款，即隻有在耶路撒冷神廟中舉行的對耶和華的禮拜儀式才是合法的。從神廟被毀、猶大國的統治集團成員被放逐到巴比倫尼亞，一直到重建神廟，再度在其中舉行禮拜儀式之時，世襲的祭司們已無法例行公事。猶太會堂便成為填補這個真空的新機構。如果沒有這個新機構，被放逐到巴比倫尼亞的4600名猶大人的後裔也許會不可避免地失去他們的社區精神，就象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後裔一樣。猶太教徒每周舉行一次會議——最終在一個永久性會堂中舉行——流放者們隨身攜帶的精神財富（律書，即《摩西五經》和先知的作品）在這裡被宣讀，被討論。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約西亞革命性的發明成了放逐事件發生後的正統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孫嚴格遵守《摩西五經》，對死去的先知頂禮膜拜。這個保存巴比倫猶太人社團獨特性的權威性規定，已在巴比倫尼亞本地創造了奇跡，如今，又在波斯帝國政府的默許之下，加諸於猶太地區的猶太人社團了。
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進行其決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國政府不明智地徹底改變了它的普遍寬容的政策。這個不尋常的討好態度破壞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條行為規範。這是一次被動的國家行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動行為來，這個被動行為卻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後果。這不能不說是一次曆史的嘲弄。
第一波斯帝國與希臘世界的對抗（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一波斯帝國的米底－波斯統治集團和與其同時代的希臘城邦國家公民，各自為一種政治體製感到心醉神迷。由於這種沉醉是一種自覺的自我奉獻，因而顯得尤其深沉。米底人與波斯人的政治忠誠集中於一個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臘人的忠誠則集中於一個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則——主權的城邦國家之上。當這兩種忠誠相互發生碰撞之際，雙方之間持久的和平共處也就不複存在了，一方必將打倒另一方，並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當波斯帝國的亞洲希臘臣民起義並受到兩個歐洲希臘城邦——雅典和埃雷特裡亞的軍事援助時，似乎波斯帝國已注定要征服和吞並整個希臘化世界。波斯帝國是有史以來幅員最遼闊、人口最眾多的國家，它的希臘對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幾百個主權的城邦國家，其中的許多國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對壘時期，隻有兩個很短的時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後共10年時間，一些希臘城邦曾組成過反波斯帝國的統一戰線。其中，第一次希臘人擊退了波斯人對歐洲希臘的可怕進攻；第二次，他們自己入侵並征服了波斯帝國。在這兩次希臘合作時期，希臘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給第一波斯帝國以喘息之機，從而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領域中鑄就永久性影響的機會。
到大約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陸上的亞洲希臘城邦國家之際，這些國家早已成為呂底亞的屬國（隻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時，呂底亞也已被並入了波斯帝國。呂底亞一直是希臘的友好鄰邦，它的文化帶有濃重的希臘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麵，在希臘人眼中，波斯人是來自異域的陌生人。雖然亞洲希臘人在被並入波斯帝國後得以擴大他們的陸路貿易區，但是，這並未使他們對新的政治主人產生任何好感。
波斯人用了6年時間（公元前499－前494年）鎮壓亞洲希臘人的反抗，這也告訴了波斯人，他們的西北邊界並非固若金湯。愛琴海是希臘人的內海，波斯人隻有在控製住了愛琴海西海岸時，才能牢牢地占有它的東海岸，這也就意味著他們要去吞並希臘世界的其他地區。上文已經提到，在公元前499年大流士一世的亞洲希臘臣民造反之前，大流土已在多瑙河下遊和奧林波斯山之間的歐洲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橋頭堡。在這一地區中，除了遍布在多瑙河三角洲到奧林波斯山之間歐洲沿海地區的希臘拓殖商點之外，還存在一個希臘人的王國——馬其頓。波斯人的這個橋頭堡與其說是為了震懾西徐亞人，不如說對其他歐洲希臘人構成了更大的威脅。大流士還派出一支海軍艦隊，前往勘察奧特朗托海峽以西希臘世界的殖民地。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從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裡亞派出了一支懲罰性的遠征軍。埃雷特裡亞人被打垮並遭放逐，但是，雅典人卻單槍匹馬地打退了波斯人。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兒子和繼承人薛西斯從北方自陸路入侵歐洲希臘，幾乎所有位於奧特朗托海峽以東的歐洲希臘城邦都事先承認了波斯的宗主權，隻有雅典、斯巴達及其盟友除外。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的競爭對手，曾被其打敗並一直耿耿於懷的阿爾戈斯則保持中立。在公元前450年，阿提卡被占領，雅典遭到洗劫。不過，雅典人民已經撤離，參戰的希臘各國船隊未受到一絲一毫的損失。公元前480年，他們在薩拉米斯對波斯海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隨後，在公元前479年，又在彼奧提亞的普拉蒂亞重創波斯陸軍。同年，希臘海軍又在離小亞細亞西海岸米克利不遠的海上第二次戰勝波斯人。這時，亞洲的希臘人又造起反來，波斯人還喪失了包括馬其頓希臘王國在內的歐洲屬地。當公元前449年，雅典與波斯帝國終於言和時，波斯人未能再度征服大陸上的亞洲希臘人，雅典也未能將塞浦路斯與埃及從波斯帝國手中奪過來。但是，在公元前386年，波斯與斯巴達串通一氣，終於又將其主權強加於大陸上的亞洲希臘人頭上。到這時，歐洲的希臘人再度開始了他們之間慣常的同室操戈的戰爭，使波斯人得以坐收漁翁之利。
歐洲的希臘人對於公元前480－前479年的經驗教訓視而不見，在這令人難忘的兩年中，希臘為數不多的、不甘屈服的國家團結一心，終於打敗了波斯帝國。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數希臘殖民地暫時團結在一起，也打敗了迦太基帝國。這兩個帝國一直是希臘各國獨立的威脅，因為兩個帝國都在大範圍內實現了政治統一。希臘人在最後一刻才部分地團結起來，便打敗了他們。希臘人應當承認這個顯而易見的真理：在政治上，團結就是力量。他們應當使自己的政治統一永久化、泛希臘化。由於公元前7世紀的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希臘世界已經成為經濟統一體，經濟統一體與政治分裂狀態不可能長期共存而不帶來災難。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脅消失，希臘人又將分裂。自大約公元前484年起，西西裡的希臘移民城邦團結在錫拉庫薩周圍，當它與阿克臘加斯結盟以後，曾在公元前480年打敗了迦太基人，可是，這個希臘移民城邦卻在公元前466年解體了。同時，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敗了波斯人的歐洲大陸的希臘聯盟，卻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個集團，過去已存在的一個，包括斯巴達及其伯羅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剛剛從波斯人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希臘城邦國家。
公元前459年，仍然與波斯處於交戰狀態之下的雅典便與斯巴達在歐洲希臘的盟友開戰了。公元前460年，它因派一支艦隊支援埃及叛亂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險的對波戰爭中。公元前455年，在埃及的叛亂被波斯人製服之後，雅典遠征軍也被摧毀了，同時在公元前457年，雅典將其宗主權強加於中部大陸所有的希臘國家（隻有底比斯除外）。公元前447年，它又失去了對它們的控製。雅典人將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儘。在公元前449年與波斯人媾和之後，它又於公元前445年不得不與斯巴達及其盟友握手言和。
公元前478年以後，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變成了雅典帝國；自公元前445年起，這個帝國又繼續存在了40年，它是斯巴達帝國在更大範圍內的複製品，斯巴達帝國則在伯羅奔尼撒占有了其南部五分之二的地區。向雅典納貢稱臣的希臘城邦的人民都成為雅典的奴隸。公元前461年，雅典公民團製訂了極為激進的、民主化的、與斯巴達法律相同的一項法律。至此，雅典民主與斯巴達民主已毫無二致，它完全靠臣服的希臘人養活，而後者人數卻遠遠超過了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儘管與同時代其他希臘城邦相比，雅典的公民人數要多得多。公元前449年和前445年的媾和已經顯示出，雅典的薄弱環節就在於人力資源與它的野心之間大不相稱。儘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過法律，使雙親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喪失了選舉權，這一法律實際上又削減了雅典公民的人數。這個最遲於公元前445或公元前444年開始實施的以斯拉式的法律，已經昭示出雅典帝國滅亡的厄運。這是則頗具政治家風度的梭倫法令的一種反動。公元前490年，梭倫允許無力還債而被賣到海外為奴的雅典公民返回故鄉，而且如前文所述，他還將雅典公民權授予移民而來的外國工匠，梭倫正是用這一係列辦法擴大了雅典的公民隊伍。
公元前431年，雅典與斯巴達之間又貿然進行了一場戰爭，結果是兩敗俱傷。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國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達帝國也於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間，所有歐洲大陸的希臘城邦相繼被其北方鄰國馬其頓的國王腓力二世征服，並在他強迫之下，最終加入了一個新聯盟，聯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領袖卻是腓力。在這期間，隻有斯巴達超然度外。科林斯同盟的目標是以同盟的聯合軍事力量進攻波斯帝國。當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其風華正茂之年，在事業的巔峰時期遇刺身亡之際，一支馬其頓的先頭部隊已經抵達亞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亞曆山大跨過達達尼爾海峽。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國。公元前323年，他也魂歸西天。
馬其頓人是希臘族，不過，他們始終沒有能夠希臘化，也就是說，他們始終沒有成為城邦國家的公民，因此，他們對於城邦國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門外漢。城邦製度及其精神給國際關係帶來的影響是無政府主義的，這就為腓力提供了機會，各個城邦國家——雅典、斯巴達、底比斯在國際舞台上相繼失敗，再加上腓力個人的天才，為馬其頓帶來了好運。但是，儘管城邦國家的生活方式，在國際上破壞成性，在國內使派係林立，它卻推進了文化影響的傳播，不過，這將是下一章的主題。馬其頓的希臘人並未接受這一文明的影響，在其私生活範圍內，他們仍是無拘無束的，因此，他們並不適於承擔領導責任，但是他們的南方希臘鄰居的政治破產，仍使這個任務落在了他們肩上。
國王腓力二世與其馬其頓同胞一樣，在私生活方麵也是放蕩不羈的，但是，在其社會生活方麵，卻毫無馬其頓人的風格。他與地米斯托克利和薩姆提克法老同樣有耐心，同樣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個以其遠見卓識於公元前480－前479年間挽救了希臘的雅典人，而薩姆提克則機智地將亞述人趕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亞曆山大能象薩姆提克那樣長壽，希臘化世界此後的曆史，或許整個人類文明中心的曆史，就不會充滿淒風苦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