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所馬得誌
唐代都城長安，以它的宏大的規模、嚴謹的規劃著稱於世。在公元七到九世紀的三百年間，長安曾經是一個世界性的貿易、文化中心，對於促進古文化的交流和發展，作出過一定的貢獻。
長安城位於關中平原，在今西安市的市區所在地，北臨渭水，西有灃河，東依灞、滻二水，南對終南山，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山明水秀，風景宜人，是占代中國經濟區的重心。秦代統一六國建立第——個統一的封建製國家，都城鹹陽就設在關中平原的渭水北岸。西漢的都城長安，卻在渭水南岸。隋代重新統一中國後，在西漢長安東南營建新都。隋文帝楊堅（541—604）命令當時著名的建築家字文愷（555—612）負責規劃設計和督造，於開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開始興建，第二年三月就遷人新都宮城，定名大興城。大興城的麵積達八十四平方公裡，大約是現在西安城（明清時所建）的七倍多，規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唐建國後，仍建都在這裡，改名長安城。唐代對長安城的規劃布局沒有大的變動，僅有局部修建和擴充。唐代經濟文化的繁榮，以及對外貿易往來之頻繁，比隋代大有發展，長安也隨著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國際城市。這樣一座規模宏大的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從唐代開始直到今天，曾引起許多中外學者的極大注意，並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新中國建立後，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有計劃有步驟地對長安城遺址進行勘查和發掘。現在已把當年長安城的形製和布局基本上勘測清楚，給對長安城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礎。
官城和皇城
長安城的建設程序，是先建“宮城”和“皇城”，後建“外郭城”。
宮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位置在長安城中央的最北邊。經過實測，宮城東西廣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長一千四百九十二米，周長八·六公裡多。據記載，當時宮城的城牆高三丈五尺。宮城裡有牆分隔成中、西、東三部分。西部名“掖庭宮”，是安置宮女學習技藝的地方。東部是“東宮”，專供太子居住和辦理政務。中部隋時稱“大興宮”，唐代改名“太極宮”，又稱“西內”或“大內”，是皇帝起居、辦公和朝見群臣的主要宮廷。太極宮裡的正殿名太極殿，北有兩儀殿、甘露殿等，此外還有殿台樓閣幾十所。宮城南邊正門承天門，南對皇城的朱雀門，以及外郭城的明德門。宮城北有玄武門（西）和安禮門（東）通禁苑。曆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就是在宮城北門（西）發生的。
隋時宮殿建築隻這一處，到唐代又另外擴建了大明宮（東內）和興慶宮（南內）兩處宮殿群，總稱“三內”。
長安城內地勢不平，有東西向的六條丘陵崗地，俗稱“六坡”。宮城所處的地方地勢比較低而潮濕，因此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於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在宮城東北隅龍首原上興建永安宮，給他的父親李淵（566—635）居住。次年改名大明宮。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628—683）又大加改建，規模比太極宮還大。自李治以後，曆代皇帝常居大明宮（又稱東內）聽政。大明宮正殿名含元殿，國家大典多在這殿舉行。含元殿北有宣政殿、紫宸殿，常朝在這裡聽政。此外，有延英殿、麟德殿等三十多所。其中麟德殿規模宏大，宮內宴會百宮和接見使節等就在這殿。從發掘的遺址來看，它可算得上是唐代宮殿建築的代表作。
興慶宮也稱南內，原是玄宗李隆基（685—762）做晉王的時候在興慶坊的舊居。李隆基即位後，開元二年（公元714年）置為宮，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擴建興慶宮置朝堂，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竣工，此後玄宗基本上就在這裡起居、聽政。
皇城也稱子城，建在宮城的南麵，是中央官署區。東西廣和宮城相等，也是二千八百二十米，南北長一千八百四十三米，局長九公裡多。南麵三門，正中是朱雀門，東是安上門，西是含光門。東麵二門，北是延喜門，南是景風門。西麵二門，北是安福門，南是順義門。皇城裡有南北向的街五條，東西向的街七條，其中最北的一條東西街，界於宮城和皇城之間，叫做橫街。文獻記載橫街寬三百步，合四百四十一米，經實際勘測，現僅殘存二百二十米，它是長安城裡一條最寬廣的大街，實際上是當時承無門前舉行重大慶典的一個廣場。
隋大興城的規劃，把宮城皇城集中一處，布置在中軸線的北端。這無疑比過去宮廷雜處於坊裡之間的都城規劃分區明確，更能滿足統治者防衛的需要。宮殿官府集中於城市中軸線上，也為了顯示封建帝王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外郭城也名“羅城”。它圍在宮城和皇城的東西南三麵。城的形製非常規正，東西較長，南北略窄，平麵呈長方形。經實測得知，外郭城東西廣九千七百二十一米，南北長八千六百五十一米，周長達三六·七公裡多。城牆高一丈八尺（合六米）。外郭城共十二座城門，每麵開三門。北麵中部因被宮城所占，而把北麵三門開在宮城以西的位置上。南麵正門明德門，東是啟夏門，西是安化門：西麵三門中是金光門，北是開遠門，南是延平門；東麵三門中是春明門，北是通化門，南是延興門；北麵三門中是景耀門，西是光化門，東是芳林門。其中南麵明德門，因處於中軸線上，比其他備門的規模都大，其他各門都是三個門洞，而明德門是五個門洞，門樓五觀，也更為壯觀。出入城門規定“入由左，出由右”，街道按右側通行分上下道。城裡共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條，東西向大街十四條。其中南北向的中間一條大街，南起明德門，向北穿過皇城的朱雀門直到宮城的承天門，是有名的“朱雀街”；又因北端起於承天門，所以也叫作“天街”。朱雀街寬達一百五十米，是貫通京城南北的一條中軸主乾道。通其他各城門的大街，實測寬度都在百米以上，而沿城牆的各順城街最窄也都在二十五米左右。
各大街的兩側都有排水溝，以發掘的朱雀街的排水溝為例，溝寬三·三米，深達二·一米。這些縱橫的水溝解決了長安城的排水問題。由於溝寬，而且是明溝，因此在交叉路口處都架有橋。這些大街的兩側和排水溝邊都種植樹木。這些行道樹以榆、槐為主，株行距整齊劃一，縱橫成行，保養及時，如有樹缺，就予以補植。這些寬廣筆直的林蔭大道為長安城的壯麗景色增添了異采。
長安城裡筆直的南北十一條街和東西十四條街縱橫交錯，形成了方格網的布局。各街之間所形成的方格是裡坊（隋稱“裡”，唐稱“坊”）。唐時共有一百一十個坊，兩個市（共占四坊）。由於城東南隅一坊劃入曲江池，實際隻有一百零九坊（文獻多稱一百零八坊，誤以為有二坊劃人曲江池）。各坊都築有坊牆，殘存的牆基寬二·五到三米左右，據此推測，坊牆高應在三米左右。皇城以南的三十六坊比較小，隻開東西二門，坊裡有東西大街一條。皇城兩側的各坊都是四麵開門，裡麵有十字大街。各坊除有一條大街或十字大街之外，還有規劃整齊的縱橫曲、巷和沿坊牆的順牆街道。這些裡坊，除一般市民的住宅之外，還有不少官僚府第和寺廟，它們往往占據距離官廷、官署和市場比較近的繁華區或風景優美的區域。
唐代統治階級極其重視宗教的麻痹作用，唐長安城裡宗教建築很多，幾乎每個坊裡都有佛寺或道觀，有的一坊之內就有三四座寺觀。另外還有波斯寺、胡襖祠1，是中亞、阿拉伯各國的僧儡、商人到長安後修建的。長安城的寺觀規模都很龐大，建築宏麗，如朱雀街兩側靖善坊的興善寺和崇業坊的玄都觀，都是著名的大寺觀，也是長安城裡兩處遊覽勝地。傳播密宗2的青龍寺，建築在東城延興門裡新昌坊，寺址地勢高爽，風景優美。日本高僧空海、圓仁等就在這寺學法，回國後傳播到日本，號稱“東密之宗”。備寺大都建有佛塔，如現存的慈恩寺大雁塔和薦福寺小雁塔，至今仍是西安市的遊覽名勝。
各坊中還有不少的小商業店鋪，如飲食業、旅館、酒肆等以及各種手工業作坊。如靖恭坊有一條胡同名叫“氈曲”，就是造氈作坊的集中地。備坊都各自成為獨立的居民區，儼如一座座的小城市。長安城就是由寬廣筆直的林蔭大道所界劃出的這樣一百多個排列整齊的小城市所組成的。當時的詩人白居易曾有“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的詩句，生動地描繪了長安城裡的這種布局。
長安城的商業區主要在東、西兩市，就是隋代的“都會市”（東市）和“利人市”（西市）。它們分彆在皇城的東南和西南，位置東西對稱。東市經營的行業有二百二十種，四方珍奇寶貨多集聚在這裡。日本僧人圓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了東市失火的情形，“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二十四行，四千餘家。”由此可見市裡店鋪的稠密程度。西市據文獻記載，有“大衣行”、“絹行”、“秤行”、“麩行”、“鞦轡行”等各種行業，商業比東市更加繁榮，西域胡商多在西市。兩市都設有官暑——“市暑”、“平準局”，負責管理集市交易。
市場裡由四條街的“井”字交叉，把整個市場界成九個長方形的區域，店鋪按行業分片臨街布置。在每方之內還有一米左右的小巷道，有的在巷道下麵還有磚砌的排水暗溝，通向大街兩側的明溝。由於商業大都集中在東、西兩市，它不僅是當時長安城的經濟活動中心，而且也成了市民消遣遊玩的場所。
長安城的手工業也非常發達，除官設的各種手工業作坊外，還有許多分散在各坊裡的個體手工業作坊。因此，當時長安城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手工業工人。近年來在長安城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尤其在宮殿區和官僚住宅遺址中發現了大批金銀器皿，它不僅反映當時統治階級所過的剝削、奢侈的寄生生活，而且也反映了當時手工業的發達和手工業工人們偉大的創造和智慧。
煙水明媚的曲江池
長安城東南隅地勢變化比較大，林木茂盛，低窪處形成水麵，風景幽美，秦漢時期就成為有名的風景區，為統治階級所占有，秦代稱“宜春苑”，漢代稱“樂遊苑”，隋代稱“芙蓉園”。水麵因為彎曲而稱“曲江”。唐代因襲隋的舊稱。考古實測芙蓉園遺址南北長約二千米，東西約一千四百多米，周長約七公裡。曲江在唐代又經疏浚，水麵範圍據勘探南北約一千三百六十米，東西約五百多米，周長將近四公裡。康駢《劇談錄》記載唐代曲江池的風景說：“開元中疏鑿為妙境，花卉周壞，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節。江側苑蒲蔥翠，柳蔭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此外，在曲江池四麵建有樓亭行宮等多處，所以杜甫（712—770）的《哀江頭》中有“江頭宮殿鎖千門”的詩句。當時，唐代皇帝為了遊樂，專從大明宮沿外郭城東牆修築夾城作通道，以便往來於興慶宮和芙蓉園。
曲江池水向西北流入晉昌坊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園”，這兩處也是長安城裡的遊覽勝地。
除曲江池之外，為解決長安城的給排水（居民飲用水主要靠水井，城市雨水排泄靠溝渠）和航運交通問題，同時便於綠化和改善小氣候，當時修建了幾條渠道引水入城。在南城開鑿了永安渠和清明渠。永安渠引交水北流入城，經西市的東側又北流出城入苑，再北流注入渭河。渠的兩岸都種植茂密的柳樹，王建（約767—約830）《早春五門西望》詩句：“宮鬆葉葉牆頭出，渠柳條條水麵齊，就描寫了宮城裡的鬆樹和永安渠兩側植柳的情況。清明渠在永安渠之東，引泬水北流經安化門西側入城，向北引入皇城，再入宮城裡注為三海（“南海”、“西海”、“北海”，都在太極宮西部）。
在城東修龍首渠，引滬河的水入城。龍首渠分兩支，一支由東城春明門北流入城，向西人興慶宮注為“龍池”，再西流入皇城，然後向北流入太極宮注為“山水池”，再北流注為“東海”。另一支於東城外北流，經城東北隅，折而西流入大明宮東內苑注為“龍首池”，然後又出而西流，經大明宮丹風門裡向西出大明宮而入西內苑，到光化門東彙合永安渠，北流入渭河。這些水渠的開鑿和引用，大都是為美化統治者的宮廷而設計的。同時由於渠水的便利，當時不少官僚貴族以及商賈之家都引各渠的水入第，建造私家的山池院。因此，長安城出現了不少著名的私家園林，成為官僚以及文人騷客們飲宴興會之所。以上三渠都是隋代築城之後開鑿的。唐代於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又在城西分潏水修築了一條“漕渠”，自金光門北入城到西市的東街注為潭。這條清渠專為運南山的薪炭、木材等到西市東街的潭，供長安城的需要。
一座軍事管製的城堡
唐代首都長安城，是當時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人口大約一百萬左右。除居民以外，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官吏，遊學的文人，做買賣的商賈等；此外，還有鄰近各國如日本、朝鮮和中亞、阿拉伯國家的商旅和友好使節。這些流動人口最多的時候不下幾萬人。另外還有留居中國的僑民也近萬人，其中很多人和漢人結婚，並在朝廷供職。
對於這樣一個人口結構複雜的國際城市，特彆是作為封建帝國的都城，它有一套嚴格的管理製度。反映在城市規劃上的這些裡坊，正是軍事管製的基本單位。管理長安城的最高機關是“京兆府”，設“京兆尹”一人，“少尹”二人，掌管行政和軍事。下設長安、萬年二縣，朱雀銜以東五十四坊和東市屬萬年縣管轄，朱雀街以西五十五坊和西市屬長安縣管轄。備坊設“裡司”（也稱“裡正”）一人。宮城、皇城附近駐有大量軍隊，多時曾達十萬多人，全城戒備森嚴。各城門和裡坊間都設“武侯鋪”駐兵把守，有“城門郎”掌管京城、皇城和宮城各城門的開閉，並設有“門仆”八百人輪番值班。各城門和各坊、市門的開閉也有嚴格的製度。在直通各城的六條主於大街設有街鼓，黎明時擂鼓後城門、坊門才開，開時先外而後內。日暮時擂鼓後關閉各門，閉時先內而後外。每到日暮鳴鼓之後，街上行人必須回到坊裡，關閉坊門。夜有“街使”巡行查夜，各“武侯鋪”的兵士都巡警監視，違禁犯夜的必嚴懲，有的甚至當場被杖殺。所以有“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的詩句來形容長安城宵禁的情景。每年隻有正月十五到十七日三天開禁，各坊市的門可以大開，街上張燈結彩，人們可以在街上通宵遊覽觀賞。
長安城的繁榮和覆亡
唐代都城長安的規劃和建設，基本上是在我國曆史上又一次大統一的重大變革時期——隋代完成的。
隋大興城的規模，是古代世界第一。它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一次規劃按期完成的；不是盲目擴建而有周密的計劃。要建設這樣一座城市，需要考慮地形、水源、綠化、交通、軍事防禦、城市管理、城市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麵許多複雜因素。從當時曆史條件看來，這個規劃比較能預見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都城所麵臨的各種問題，給予比較成功的安排。這種計劃性的周密程度，當然被看作是一個民族的科學文化發展的重要標誌，是社會文明程度的一種標誌。隋代大興城的高度規劃水平，當然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而是在這之前一千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在城市建設方麵經驗積累借鑒的結果，特彆是對東漢洛陽、曹魏鄴城、北魏洛陽的經驗借鑒的結果，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結晶。
隋大興—唐長安所采取的宮城、皇城和坊市分隔、實行夜禁的城市製度和坊裡製度的形式，是出於統治階級控製和防衛的要求，是以滿足統治階級利益為前提的。它的布局形式本身，就表明了城市的階級性質，反映了封建社會裡階級矛盾的對立和鬥爭。
唐長安城建築壯觀，衙衡整齊，道路寬廣砥直，綠樹成行，渠水周流，人煙稠密，百貨駢闐。經濟文化的繁盛堪稱楷模，引起鄰國的向慕和仿效。它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經濟孕育著新的城市生活麵貌。它是中國古代城市製度的分水嶺，是坊裡製城市最高也是最後的典型。
隋大興—唐長安人口集中，供給仰給於潛運，而不再是僅靠關中渭水盆地所能負擔。隋唐兩代之所以在潛運比較便利的洛陽設立東都，而唐代以後的宋代終於放棄長安，而把全國經濟政治中心東移到南北運河和黃河交會地區的汴梁，經濟和運輸是主要原因之一。這個結局是大興城的規劃者始料所未及的。此外，隋大興城失之過於空闊，大而無當：唐代三百年，城南一帶，所謂“圍外”，始終荒涼少居民。這些，又反映了當時認識的局限性和城市規劃的形式主義的一麵。
唐代長安的繁榮，孕育著唐代長安的覆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的詩句深刻揭露了唐代長安繁華表象下的殘酷現實。黃巢起義所代表的農民革命戰爭，震撼了唐王朝的統治基礎；唐代長安由此衰落，最後到公元十世紀初在軍閥混戰中毀亡。然而，這個偉大的古代城市所殘留的遺物，永遠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留給我們的珍貴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