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逸麟濟寧地處魯中丘陵山地西麓和黃河下遊衝積扇兩個相向傾斜麵的交接地帶。府河、泗河在其東側，趙王河、洙水河、蔡河在其西側，京杭運河南北縱貫其間。西北有蜀山湖，南麵有南陽湖，西南距城不遠的馬場湖為季節性湖泊。濟寧就處在這片河湖交錯地區的中心。這裡氣候適中，年平均氣溫十三點八攝氏度，年平均降水量六百七十一毫米，自然條件還是比較好的。
濟寧也是一座古城。建國後在濟寧附近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說明在原始社會時期，這裡已有人類居住。在商代，濟寧是任國地。任，一作仍，相傳為東夷太之後，風姓，春秋時臣服華夏。戰國時為齊國附庸。秦時置任城縣。西漢屬東平國。東漢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分東平國南部置任城國，治所設在任城縣。一般誌書都認為兩漢任城縣治即今濟寧市。其實不然。據袁宏《後漢紀》記載：建武五年（公元29年）龐萌圍桃城（今濟寧市北），劉秀從蒙縣（今河南商丘縣東北）率兵至亢父（今濟寧市南二十五公裡處），百官請留宿，劉秀不從，“複行十裡”至任城。可見任城縣故址應在今濟寧市南二十公裡左右的仲家淺附近。
任城國轄境狹小，從東漢至西晉僅領任城、亢父、樊三縣，相當今濟寧市和兗州縣的部分地區。境內有“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的“亢父之險”，當非交通大道。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後，任城國被撤銷。劉宋永初以後，任城縣也不見記載。東晉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荀羨為了征伐盤踞在汶水上遊的慕容蘭，引汶水開水（今河）通渠，至今濟寧市與洙水會合，由洙會泗，發展了汶泗水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東晉桓溫北伐，開鑿了溝通泗水和濟水的桓公溝，貫穿今嘉祥皇，東距濟寧市僅二十公裡。濟寧市地處兩條南北水運路線的中間，具備了作為一個水運交通樞紐的條件。因此到北魏神龜元年（公元518年）複置任城郡時，郡治的任城縣就遷到了今天的濟寧市，可見濟寧市作為一個城市，是從六世紀開始的。
北齊時改魯郡（治今曲阜）為任成郡，移高平郡治任城縣。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罷高平郡，縣屬兗州。隋末唐初徐圓朗曾據此，自稱魯王。
唐代的任城縣是魯西南地區的一個不小的經濟都邑。詩人李白曾長期寓居任城，寫過一篇《任城縣廳壁記》。他說：“魯境（指兗州）七百裡，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又說：任城“城池爽塏，邑屋豐潤。”“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曆。實泉貨之橐龠，英髦之咽喉。”有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如果按每戶五口計，約有六七萬人口，在當時是中等以上的縣份了。今濟寧舊城南城牆上有太白樓，相傳為李白飲酒處。其實大白樓原在任城縣城內，明洪武時改建今址。
五代以後任城縣改屬濟州。金天德二年（1150年）因濟州治所钜野縣為河水所淹，遂將州治移治任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升濟州為濟寧府，治任城縣。這是今天濟寧市名稱的起源。不久，濟寧府還治钜野，任城仍為濟州治所。此後濟寧市地位變化的轉折點，是元至元年間濟州河和會通河的開鑿。
元初，黃河向東南流至徐州，奪泗入淮，東南漕糧由江淮溯黃河西上，至河南封丘縣西南中灤鎮上岸，陸運至禦河（今衛河）南岸淇門鎮，再折由禦河水運至直沽（今天津市），轉達大都。這是一條繞遠道的水陸聯運線，既費工又費時。於是考慮在黃河和衛河之間開鑿一條直通的運河。至元十三年（1276年）到二十年先完成濟州河。工程是在汶河南岸城作壩，引汶水南流，走水至濟州（今濟寧），與泗水會合，再由濟州引水北流，開渠接通安山附近的濟水，次年又在兗州城（今兗州）東門外遏泗水，走府河（洙水故道）至濟州城南，與水會合入運，豐滿了濟州河的水源。濟州以南，即利用原泗水作為運道。此後，江淮漕船北上有兩條路線：一條走泗水、濟州河、濟水（即大清河）至利津入海，渡海趨直沽；一條從大清河北岸的東阿上岸。陸運至臨清入衛河。但這兩條路線均不方便。於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增開了一條運河，起自安山西南的濟州河，北經東昌（今聊城）至臨清入衛，名會通河。三年後，又開鑿了大都至通縣間的通惠河。於是，京杭大運河全線告成。
濟州河和會通河的開鑿，使濟州城一躍而為南北水運的咽喉。汶泗二源在濟州城南門外文彙，置有會源閘以控製運河的水量。南來的漕船由泗水北上，至濟州城南門會源閘集結，然後放閘通行。“南北舟車，雲集輻輳”，促進了濟州城的商業繁榮。元至正八年（1348年）濟寧路由钜野縣遷至任城縣。十一年分中書省部分地置濟寧分省，治所也設在任城縣，其地位已提高到相當於一級政區的中心。這在濟寧以往的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不過，終元一代由於會通河的水源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多數漕運還是走海道，濟寧的城市經濟未得到充分的發展。
明永樂九年（1411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議重修全通河。除了個彆河段與元代有所不同外，最大的改建部分，就是由原來於城壩引汶水至濟寧分水，改於戴村作壩，引汶水至比濟寧地勢更高的南旺高地分水，大大改善了會通河的水源條件。同時又在運河沿線設置了四大水櫃，作為調節流量的水庫。為了解決河床南北高差懸殊的問題，在運河上置閘五十座，分段堰水通航。航運條件明顯改善，於是漕運大興。每年從江淮有四百萬石漕糧、一萬一千餘艘漕船，通過濟寧北上。濟寧的城市經濟因而得到空前的發展。
明初改元濟寧路為府。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降府為州，省州治任城縣，屬兗州府。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升濟寧州為直隸州，直屬山東省。以經濟地位而言，明清兩朝是濟寧曆史上的鼎盛時代。
首先，它地當川運孔道，轉漕要地，是漕糧運輸的中繼站。清代山東運河沿線以濟寧、東昌、德州三處為糧船卸貨處。濟寧城南門外的天井（會源）、在城二閘又是控製南北水量的關鍵，因此被稱為“南運門口，最關緊要”。明時曾在此置都水司，管理運河事務。清時濟寧以北的運河常患乏水，因而規定南來的漕船要集結到一定數量，才啟閘放行，禁止隨到隨放。致使濟寧城南門外常常聚集數百艘，甚至千餘艘的漕船。這在客觀上促進了濟寧城商業、服務行業的繁榮。其次，除了來往商船外，明清兩代還準許漕卒附帶土產進行貿易，但限製一定的數量，可以免稅。明成化年間規定每艘不得超過十石。以後不斷增加，到清嘉慶年間提高到一百五十石。當時有漕船六千二百四十二艘，這樣就有九十三萬多石的貨物在運河沿線流通，無疑大大促進了沿運河城市的發展。再次，明代在濟寧設都水司，清雍正年間以後，山東河南河道總督駐濟寧。此外，還曾在濟寧設立過征收商稅的鈔關。這些都是肥缺，故而城內聚居了大批貪婪的官吏，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造成了濟寧城市的畸形繁榮。
據文獻記載，清代的濟寧城內“五方雜厝，合貨殷贍，自商賈負販，以至織、補縫、工匠、醫巫、卜祝、駔儈之屬，闐城溢郭，輻輳鱗萃，無慮數百十萬。”城南門外，瀕臨運河，是繁華的商業區。這裡百貨聚處，貿易不分晝夜。有詩雲：“日中市貿群物聚，紅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樓歌館相喧聞。”城內達官顯宦、富商大賈的私人宅邸中，園亭池館之勝，甲於魯西南諸地。明清時城內地主園林有四五十座。其中拙園的一石抬運費，糜粟八石。可見當時侈糜之風氣。
由於商業的繁榮，原有的城區內外商業街衢也不斷擴展。清康熙年間，城內舊有街衢四十五條，城外四十三條。經百年左右，至道光年間，城內新增街衢六十二條，城外新增一百四十條。據清末親身從事過漕運貿易的濟寧老人回憶：當時每年農曆十月，糧船由蘇杭二州兌米起運，船隻因運糧免征關稅，船主、舵工、水手多自南方隨船帶貨，有木材、竹柴、瓷器、鐵器、紅白冰糖、綾羅綢緞、桐油、紹興酒、紙張雜物等，沿途售賣。錢多的帶細貨，錢少的帶粗貨。所帶貨物在濟寧銷售一半，至東昌、臨清售完。船隻由通州壩空回，再沿途收購土產。每年農曆八月到濟寧，收購棗、梨、柿、山楂、核桃、椿芽、花生、辣椒醬、皮貨、毛貨等等。船隻如果空歸算民船，帶貨征稅。就是這種常年商業貿易，使濟寧成為南北土特產的集散地，京杭大運河沿線的重要商業都會。
綜上所述，濟寧城市的興起和發展，與水運交通的曆史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自東漢、北魏以來，濟寧雖然長期作為二級政區的治所，但其轄境不過方圓兩三縣之地，無論就其政治地位或經濟地位而言，都是無足輕重的。北魏以後，由於水運條件的改善，它也隻能算一個交通樞紐城市。金元以後，黃河屢屢泛濫於魯西南地區，濟寧周圍的金鄉、魚台、嘉祥等地，水災連年，土地堿化嚴重，農業生產落後。因此濟寧城的經濟基礎是比較差的。它之所以能在明清兩代成為魯西南地區的一個商業都市，全靠了京杭運河的暢通。本世紀初，漕運停止，運河淤廢，濟寧的經濟地位顯著衰落。津浦鐵路修成，濟寧雖有支線相通，畢竟不在鐵路乾線上，商販貿易漸移向濟南、兗州，“市況頓見停滯”。辛亥革命後，降為濟寧縣。建國以前，濟寧地區水利失修，河湖泛濫，屢遭水患。運河在濟寧市區河道極不規則。市區房屋緊臨河邊，河中滿布破磚碎瓦，河麵束狹，一般寬約三十米，水麵寬僅十到二十米，且多河心淺灘，缺乏航運之利。城內僅有一些規模狹小的發電廠和麵粉廠，商業也很凋敝。
建國以後，改置濟寧市。發展了農機、農藥、化工、榨油、食品、釀酒、皮革等工業部門，也有竹、鐵、木器等手工業品和醬菜、煙草、酒類等土特產，近年來已成為魯西南比較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如果能恢複南北大運河的航運，濟寧城市的經濟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