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吃完了飯，司馬光再度向章越提出助他一臂之力的事。
司馬光言道：“度之,老夫自號迂叟，著此迂書，實是難通古今之變，需要度之這般賢良助老夫一臂之力，否則難以為繼。”
章越道：“司馬公號迂叟，白居易也號迂叟，其實我看來何來迂之？難道隻有朝堂事君為正，江湖著書則為迂否。”
“其實我看來著書立說似迂實正，朝堂事君才是似正反迂啊。”
章越一言，引起了司馬光的感歎，二人如今都屬於政治上的失意者，一並都從廟堂上退了下來。
司馬光道：“度之所言在理，我輩讀書人常言三立，立德為上，立功為中，立言為下。我是從末等去為之。”
章越笑道：“立言不是末等，立德之事見仁見智，各說不一，立功之事卻於廟堂凶險，凡夫俗子難以企及，故而我等讀書人第一件可以為，也是要為之事，便是要立言。”
“就算功業之事再大，但年壽有時儘，榮華止於一身，倒不如文章可以經國，也可以垂世。故我等讀書人寄身於此翰墨之中，不論身前身後之人如何評價，不必假托權貴飛馳之勢，於此短短的篇幅之中，將自己的心血留饋後人。”
司馬光聞言不由離案而起，向章越拱手道：“度之這一番話說得太好了，真是老夫的知己，忘年之友啊！”
司馬光重新入坐後問道：“既是如此，為何度之不隨老夫立言呢？”
章越笑道：“因我已在草寫拙作了。”
司馬光恍然道：“原來如此，不知是何文章？”
章越想了想道：“不重征伐政治，而側重於經濟之學。”
司馬光一聽臉色就不對了，他本身對經濟之事就不感興趣，比如唐朝著名的稅法租庸調製，在他的資治通鑒裡隻有二十幾個字。
“經濟……”
章越道：“司馬公請先聽我說，過去的史書，切於個人，認為王朝之興衰在於幾個帝王將相身上，此為以人為鑒，再如春秋左傳，以及司馬公所修史書，則切於史事，此為以事為鑒。”
司馬光點點頭道：“不正當如此麼？難道還有第三者麼？”
章越道：“其實我所著之書，則拋開人與事？”
若旁人肯定是要一曬，司馬光則正色道：“願聞其詳。”
章越道：“好比變法改革之事，為何大多是民間百姓喜之，而大多士大夫商人不喜之……為何同樣一個身份的人會得出同樣之論？”
“為何草原之民，既喜商通商，但中原之民，卻重農抑商。”
司馬光心底自有無數個答案。
但章越卻道：“司馬公可知在青唐，大食更遠的西麵，那邊還有幾十個國家，國家中央有一海，故各國之間通過此海進行船貿極為便利，以不足換有餘，故而這邊的國家人人重商。”
“但反觀咱們中原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丁口上億，若注重商業，那麼人人經商，以至於耕種的人少了，就會餓死人，故而必須反而過來重農抑商。”
“再比如說為何要強乾，因為從大禹治水起，中原即是江河泛濫，要治水便不是一縣一州之事，必須上下合力。故而百姓們便思一位有為之君，將上下數千裡之地皆歸於他統一管理。”
“故而可知其地不同，其製也不同，其文化也是不同，故而修史在人與事之上，還需要查起勢，這也是我著書之意。”
司馬光聽了章越的話，一時也無法察覺他說的到底好，還是不好於是道：“老夫信得過度之之才，到時候還請讓老夫第一個拜讀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