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暗的冬日光線透過厚重的窗簾滲入房間，倫敦風格的精致家具與俄國氣息濃重的地毯交相輝映。
火爐裡燃燒的樺木散發著輕微的劈啪聲，與外麵寒風的呼嘯形成對比。
亞瑟兩隻手按在雕花實木書桌上攤開的地圖上，書桌邊淩亂的各種報告顯示出他正忙於處理緊急情報。
對於英國駐俄使館而言，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可不僅僅是文化參讚，他的身上還兼任著密碼官的職責。
印有英國駐德黑蘭領事館紅色蠟封的文件，文字稀少卻密布暗語。
亞瑟用蘸滿墨水的鋼筆輕輕勾畫解密的關鍵字，一字一句地核對著情報內容。
字裡行間，高加索的動蕩局勢幾乎在眼前浮現：達裡阿爾峽穀的雪崩阻斷了俄軍的補給線，俄軍的輜重隊被迫停滯，切爾克斯山民的騎兵在夜幕下突襲，截斷了俄軍的前沿哨所，奪走了多箱火藥和彈藥……
不過，亞瑟對於這些軍事進展並不感興趣，最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一個在近期情報中經常出現的高頻詞。
無論是從波斯的德黑蘭領事館發出的情報，還是休特大尉從高加索傳回的消息，都提到了近段時間內切爾克斯山民中出現的新領袖——達烏德·貝伊。
雖然有關達烏德·貝伊的情報非常模糊，但是有相當數量的證據顯示，支離破碎的高加索山民部落正在達烏德·貝伊的幫助下走向聯合，雖然這位切爾克斯人的新領袖並不擅長作戰，但卻是個統一組織政權、協調抵抗運動的好手，甚至於俄軍還從切爾克斯人手中繳獲了一份由達烏德·貝伊起草的，用英、法、德三種語言寫成的《獨立宣言》。
除非亞瑟瘋了，否則他怎麼可能相信一輩子都沒走出過山區的高加索山民能寫出這樣花團錦簇的三語文章。
達烏德·貝伊就算不是戴維·厄克特爵士，也一定是與他同行的《泰晤士報》記者詹姆斯·朗沃斯。
也就是說，戴維爵士和他的團隊不僅成功突破了俄國人的黑海封鎖線入境高加索，還成功與切爾克斯山民取得了聯係，甚至混成了反抗軍領袖。
一個英國人，不遠萬裡、曆儘艱險，克服重重困難，輾轉來到高加索，毫無利己的動機，把高加索山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
這是妥妥的聖西門主義！
如果把戴維爵士的事跡告訴加裡波第和赫爾岑，他們肯定會對他大加讚揚。
但是在強調紀律、向來不以寬容著稱的英國外交部看來嘛……
嗬！
戴維·厄克特這家夥，剛成年就跑去與拜倫勳爵一起參加希臘的英國誌願軍，這違反了當時外交部對希臘的不乾預原則。現在，這位駐奧斯曼帝國使團第一秘書又不顧外交部政策私自潛入高加索……
如果不考慮他與國王威廉四世是忘年交，奧斯曼大使龐森比勳爵也是他的好友，依照外交部條例給他下定論，給這家夥定個叛國罪都是輕的！
與戴維·厄克特爵士乾過的事情一比較，另一個刺兒頭亞瑟·黑斯廷斯爵士仿佛都成了溫良恭儉讓的優秀代表了。
《孟子》有言：黑氏為我（功利主義），是無君也。厄氏兼愛（聖西門主義），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小小的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外交部竟出了兩頭禽獸，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子爵左青龍右白虎，縱是梅特涅和塔列朗這樣的歐洲老牌外交官都不曾享受過他這樣的福分。
自從亞瑟向駐俄大使達拉莫伯爵彙報了有關達烏德·貝伊的情報後，達拉莫伯爵深感學生臨危受命扶駐俄使團於將傾的不容易，所以便同意了亞瑟前往莫斯科開展為期一個月的英俄文化交流活動的請求，方便他坐鎮一線指揮高加索地區的情報活動。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亞瑟更想去的地方其實是格魯吉亞首府第比利斯，但奈何外國外交官的活動範圍嚴格受限，他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獲得高加索地區通行證的。
不過在莫斯科的這段時間，除了枯等情報以外，亞瑟其實還有不少事情可以做。
在他的一再推薦下，莫斯科總督德米特裡·戈利岑公爵勉為其難的閱讀了那份果戈裡的大作《小俄羅斯史》，並對這位女子學院教師的才華大為驚訝。
於是，他順理成章的向自己的堂弟莫斯科大學學監謝爾蓋·戈利岑公爵推薦了這位俄國史學界的新秀，並推薦他出任莫斯科大學的世界史副教授。
隻不過，果戈裡貌似對這個職位並不滿意，雖然莫斯科大學的聲譽要遠遠超過基輔大學，但正如他說的那樣，他並不關心在哪所學校教書，隻是一心想找個溫暖的地方治療他的痔瘡。
彼得堡的氣候他都忍受不了，而莫斯科的天氣顯然比彼得堡更糟糕。
至於奧加遼夫等人的案件，或許是由於赫爾岑聽到了那天亞瑟與舒賓斯基的對話，所以赫爾岑通過他的私人關係向警察局監牢裡的奧加遼夫遞了話，讓他千萬不要聽信警察和憲兵的哄騙，無論如何都不能鬆口。
當然，實際上奧加遼夫也沒有什麼可鬆口的，因為根據目前警察和憲兵們調查的結果，那場高聲頌唱侮辱沙皇尼古拉一世歌曲的宴會並沒有邀請他們。
那些真正參加了這場宴會的年輕人早就坐實了罪名，並且已經在休特大尉的押送下前往高加索軍團服役了。
如果按照蘇格蘭場的辦案流程，照理說，這案子理應畫上句號了。
但是，正如舒賓斯基上校先前預料的那樣，莫斯科憲兵司令沃爾科夫一心要把這案子辦成大規模團體事件，以便踩在這群年輕人的背上升官發財。
由於現在已經不需要再找人去高加索了，所以亞瑟看在他為數不多的那點良心上，從舒賓斯基上校托關係借閱到了俄國的《警察條例》，那上麵明文規定：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後三日內，均有權獲知被捕原因，否則應即釋放。
但奧加遼夫呢，根據赫爾岑所說：“他為這案子已經坐了好幾個禮拜的監牢，然而，當他一問自己究竟是什麼罪名，警察署長隻會惡狠狠地回上一句：‘您犯了什麼事您自己還不清楚嗎？哪兒還要特地跑來問我！’”
如果是在倫敦，這事情非常好解決，律師們非常喜歡接這種一眼就能打贏的案子。
案情清晰，證據充分。
因此，他們甚至用不著花大價錢請什麼知名律師，隻要請迪斯雷利先生吃頓飯，拜托他短暫重回律師老本行乾一天就行了。
但是，這裡不是英國而是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