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攤派，原本二等田被轉為一等田的農民，就以一等田再次被攤派，而且是年年如此，且愈演愈烈，逐年加重攤派。
農民交完了田稅，後麵還有勞役，還有馬稅，還要交丁稅，還有牛酒稅，還有攤派勞役，朝廷還時不時的加餉銀。
加上地方稅吏的糧耗等等斂財手段，一個有十畝田地的五口之家，一年下來，不說盈餘，能溫飽就不錯了。
這些還是在風調雨順，且農民無病無災的勤苦耕種下才能混個溫飽，要是災年，那就真的是要了老命了。
在朱翊釴和隆慶帝以及陳誌高拱等人的商談中，就馬稅這個永樂帝一拍腦袋決定的稅種進行改革。
原先的馬稅，分為官牧和民牧，明太祖朱元璋規定，北方一戶養一匹馬，南方十一戶共養一匹馬，如果每年能生一匹馬駒，則免去牧養農戶該年之徭役。
但是，這些毫無經驗的農戶，如何會養馬，而且馬畜並非隻是喂養草料就可，如果照顧的不仔細，馬匹受傷甚至是死亡，那對農戶來說，就是滅頂之災。
朱元璋時，養馬還隻是自願，而到了朱棣這個征塞狂魔，就變成了強製，規定擁地五十畝的必須牧養。
朱翊釴提出必須停止這種強製農民養馬的政策，一來加重農民的負擔，二來農民牧養出來的馬，並不適合用來當戰馬。
為這些不適合當戰馬的馬，搞得百姓怨氣衝天，損人而不利己，必須予以杜絕。
隆慶帝同意了朱翊釴的提議，認為應該重新恢複太祖時的自願原則，不再強迫百姓牧養馬匹。
同時朱翊釴還提出，杜絕攤派勞役，且進行年甲製，規定每戶男丁兩年才可被安排一次徭役。
再對流放製進行改革，以後的罪犯將不再進行流放充軍，而是就近進行勞役服刑，用罪犯來填補年甲製出現後的徭役虧空。
地方官需統計徭役人員缺損名額，由府省安排調度需流放服刑人員增補，牢獄服刑犯也需進行徭役服刑。
朱翊釴所做的種種決定，為的就是減輕農戶的負擔，甚至以後大明進行全國牌照法施行，商稅增加之後，可能會出現雇傭農戶進行土木作業。
在朱翊釴設想的藍圖下，朝廷不是為了稅賦而征繳，而是要將大明的內需拉動。
農戶占據了大明百姓的五分之三，隻有讓農戶兜裡有錢了，他們才會進行適當的消費，光靠地主士紳，遠遠拉動不了大明的內循環。
在華夏這個重農抑商的製度下，尤其是大明，朱翊釴實在是想不通，為什麼不將主要的矛頭對準那些商人，而是盯死苦哈哈的農戶。
隻有農戶這個占據大明五分之三的群體富裕了，肯消費了，大明的工商業便會被帶動起來，隻要工商業被帶動起來，大明的商稅便會源源不斷的流入國庫。
而商稅本身就是隱形稅，是農戶和商家共同承擔，並不是商家虧了，而是他們少賺了而已。
這也是國家變相的劫富濟貧，同時工商業起來之後，科技多少也會被帶動，君不見西方資本之下，各種技術層出不窮。
朱翊釴就是要民間自發的去改進自身，挖掘自身的科技，而不是靠某一個人教導某一種思想，去強製改變大明百姓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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