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鬥是歐洲大陸永恒的主題。
小到一家之內的家族繼承、一牆之隔的鄰裡矛盾，大到一國之內的權力鬥爭、領地繼承矛盾。假如沒有“外力”乾擾，就像沉溺於封建**的東亞社會一樣，歐洲人可以延續莊園農奴的封建社會直到宇宙儘頭。
許多人誤會了一點，在工業時代之前，歐洲的進取精神並非完全來源於傳統文化，而更多是一種宗教感召的驅使。在傳統的視角下，進取精神事實上是內鬥之外的餘韻。
尤其是十五世紀的歐洲，“資本主義”的體製還沒有完善和確立的情況下，商人的社會地位仍舊低下，這時帝國的擴張更大意義上滿足著君主個人的塗色野心，而非資本主義增殖的本源驅動。
神聖羅馬帝國、法蘭西王國、英格蘭王國、波蘭王國和匈牙利王國就是中世紀末期的代表，英法百年戰爭逐漸偃旗息鼓後，所有歐陸大國都陷入了內亂乃至內戰。
現如今看來，奧地利這三年的左右開弓、南征北戰，在意大利方向折戟沉沙，在波蘭方向虎頭蛇尾，最後竟然是在前盟友的土地上割下一大塊肉，才讓三年的開疆拓土至少在麵子上好看了些許。
三年征戰耗竭了國庫，讓奧地利在三到五年的時間內甚至不足以滿足基本的國防開支，在意大利闖出惡貫滿盈的名聲，和波蘭的外交關係也跌至冰點。
如果弗雷德裡克明天就暴病而亡，哈布斯堡族史少不了給他安一個“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戾名。還好他年方三十出頭，還有大把時間為自己後世的名聲填坑，首先就從焦點轉向國內開始。
委任格拉茨伯爵·萊布尼茨掌控自己的老根據地施蒂利亞公國，再把這些年戰功赫赫的猛將勳貴統統安插進蒂羅爾公國，架空老公爵利奧波德，等待一個天賜的時機。
不僅奧地利國內，包括帝國國內的權柄，弗雷德裡克也不願放手。
任命維也納大主教為威斯特伐利亞宮伯，給羅貝爾足夠恩賞的同時，向帝國諸侯吹響中樞權力回歸西部的號角。
文藝複興持續百年，時至今日，歐洲統治階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世俗領主與教會勢力間的矛盾。
世俗領主掌握大規模軍力與事實上的統治權，貴族間相互聯姻、世襲罔替、層層分封、秩序井然而牢不可破，【貴族-莊園-農奴體係】橫跨自巴黎至莫斯科的百萬裡大地，一切的土地與經濟生產生活命脈都完全被其壟斷。
與其針鋒相對的老牌秩序構建者·教會，壟斷世俗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甚至連世俗領主本身都是天主教精神上的附庸。但教會顯然並不滿足於壟斷精神，它如一頭如饑似渴的野狼般貪婪地啃食萬眾，敲骨吸髓，永不停歇地兼並土地，致力於把更多自耕農變作“宗教農奴”。
和貴族相比，教會存在唯二的先進性，一是吸納廣大平民階級上升至統治階級，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等為教會複興立下汗馬功勞的人大部分出身富裕家庭、上得起教會大學的平民。
二是積極興建大學，在工業化時代之前，歐洲絕大部分曆史悠久的大學都由教會出資建立，這些規範性的學院為教會提供源源不斷忠誠而富有才華的人才。
教會大學傳授神學以及傳承自古希臘古羅馬的文理科知識，將知識散播至全社會，加上貴族群體頗為流行的圖書館修建，二者聯合在極大程度上避免了由戰爭導致的大規模知識斷代。
吸納平民與傳承知識是教會插手世俗的不二法門，但這兩樣本領都在與貴族的千年鬥爭中被學去了大半。
失去了獨一性，教會越來越難留住自家大學培養的人才，羅貝爾、艾伊尼阿斯……許許多多知識分子漸漸脫離了控製，反而奔向了同樣願意接納平民的世俗統治者。
到了十五世紀，教會的構建理論終於與世俗徹底撕裂。
究其根本，教會以“節製”為核心的神本位理論體係適用於貧窮的太古時代，但對於物質生活和精神需求都已極大發展的前近代歐洲社會，“節製”反而壓製了人性的正常需求，成為阻礙在跨越封建至資本主義之間的鴻溝。
在這裡插一嘴，中國的孔夫子曾被歐洲史學家視為與耶穌、穆罕穆德、釋迦摩尼類似的“先知”型人物。
語焉不詳、操作空間極大的謎語人論調，明明不合時宜卻被反複修改，最終被後世改寫的一塌糊塗的政治思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你甚至仍能看到“基督教社會民主黨”、“新月聖戰戰士”和“新儒教主義”這幾位重量級同台競賽。
在全世界範圍內，節約都是一種曆史悠久的傳統美德。因為窮得連飯都吃不上，才需要精打細算，節約每一粒糧食。但過分苛求節約會限製人的野心，抑製個人與團體的擴張動力，在特定曆史時期反而不適合被倡導。
所謂的不合時宜，就是指舊思想對社會穩定的貢獻已經不足以抵消它對社會發展抑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