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節，對絕大多數的京城人來說。
恐怕是他們在整個八十年代裡，印象最深刻，幸福感最強烈的一個春節。
原因很簡單，今年的春節對比去年，京城有關民生的各方各麵都獲得了較大的進步。
甚至可以說趨於完美，就沒有明顯的短板。
首先社會治安獲得了大治，溜門撬鎖杜絕了，打架鬥毆的也沒有了。
所有的年輕人都變老實了，該上班的上班，該念書的念書，沒工作的也老實家待著，不敢惹是生非了。
年前又恰逢大雪，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片皚皚白雪之中。
這個年，無論是人的精神還是城市的環境，都感覺到清淨了。
這本身就讓人痛快。
其次，物資供應上也是比較充裕的。
不但油、酒、肉、禽、蛋、乾貨，樣樣不缺，而且有些東西還率先一步實現“自由”了。
大米白麵徹底放開了供應，隨時隨地隨意購買。
各個單位都發福利茶，各個單位都在做西服……
再加上對京城人意義頗深的老字號南味餑餑鋪“稻香村”，也在這一年的春節重新開業了。
京城還有了反季節的大棚綠色蔬菜，讓普通老百姓在隆冬之際，享受到了過去隻有天潢貴胄才能享受的“洞子貨”，也能吃上新鮮的黃瓜、蒜苗、韭菜了。
這一切的一切，都讓這個年顯得豐美非常。
尤其讓人高興的是，好東西變多了，手裡還有錢買呢。
彆忘了，早在1983年的10月，大家夥兒就漲了工資。
大部分人每個月收入都會增加了七塊七。
甚至還有少部分的知識份子長了兩級工資，平均每月收入增加了十六塊二毛錢。
反過來，物價的變動卻因計劃經濟呈現出嚴重的滯後性。
所以這就讓大家夥很舒服了。
這幾個月下來，老百姓明顯覺得手頭寬裕了許多。
於是大家都體會到了一種好像實現了“共同富裕”的錯覺。
不相信的話，就看這一年人們是怎麼放鞭炮的吧。
過去的春節，還從來沒有到了大年初一清晨六點，滿胡同的硫磺味兒還散不乾淨的時候。
更沒有過爆竹蹦碎的紙屑鋪滿整條胡同的時候。
可今年，全都有了。
為什麼？
不就因為大家夥覺著手裡有點閒錢了嘛，就樂意多放點**個吉慶。
不誇張的說，今年大部分京城的鞭炮售賣點，在節前三天就徹底賣斷貨，連小鞭兒都沒了。
這一年，就連大人們給孩子的壓祟錢，都前所未有的漲到了五毛、一塊錢。
這就叫歡天喜地，普天同慶啊。
當然，像寧衛民給羅家和邊家的孩子每人一張大團結，那就有點過分了。
隻能說他是亂入了這個時代的病毒，不能以常理衡量。
最後，有關民眾的文化生活方麵，也同樣讓老百姓們感到滿意。
要知道，這一年是國家電視台第二次舉辦春晚。
正是春晚這塊“招牌”剛剛打響，這個欄目挾大好勢頭，迅速成長，生命力最蓬勃的時候。
所以不但這屆春晚資金投入大了，製作更精良了，請來的名家名角，高質量的好節目也多極了。
比如馬季的單口相聲《宇宙牌香煙》，幾乎夠全國人民樂上一年的。
陳培斯和老茂的小品《吃麵條》，更是直接引發了“小品熱”。
戲曲節目裡，譚元壽的《定軍山》、馬蘭的《女駙馬》，全是戲迷憋著劇場都未必能聽到的名家名段。
李穀一和薑昆反串的花鼓戲《劉海砍樵》也很出彩，讓人發自肺腑的輕鬆一笑。
至於歌曲節目，能讓人如癡如醉好歌那就更多了。
殷秀梅的《幸福在哪裡》、《黨啊，親愛的媽媽》。
朱明瑛的《莫愁啊，莫愁》、《大海啊故鄉》、《回娘家》。
蔣大為《要問我們想什麼》、《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
全是都在這同一台晚會上呈現，成了永遠留在人們記憶裡的難忘經典。
以至於多年之後許多人回顧春晚曆史，都有一個共識。
認為1984年的春晚，是曆年春晚中節目質量最高的一台春節聯歡晚會。
不過，要說到這屆春晚，最具劃時代意義和突破性的創舉。
卻當屬春晚導演黃一鶴本著同血同源之心，邀請港台演員參加春晚演出的決定。
這一屆春晚，主持人的隊列裡不但多了寶島的黃阿原和港城的陳思思。
受邀前來的還有兩位港台歌手張明敏和奚秀蘭。
他們各自演唱的歌曲《我的中國心》和《阿裡山的姑娘》，引發了全國觀眾的強烈的共鳴，堪稱一夜走紅。
事實上，從大年初一開始，“河山隻在我夢縈，祖國已多年未親近”和“高山長青，澗水長藍”，就取代了“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成了京城年輕人口中新的流行曲調。
用三十年後的話來說，好像誰要是不會這麼哼上兩句，就“out”了一樣。
所以說，這屆春節晚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讓國人大大的增強了民族認同感，並且從此打通了港台流行歌曲在內地傳播的官方途徑。
此外，還有天壇公園的“齋宮雕塑藝術展遊園會”也並非再是一枝獨秀了。
新春廟會有了強有力的競爭者，京城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選擇。
敢情原有曆史上在1985年首先恢複春節廟會傳統的地壇公園，不願意坐視天壇公園出儘風頭，占儘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