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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參加月考，也是一種考成。
張居正的考成法，即便是在京師試點，也有些不順利，群臣的反對意見很多，反對的手段也是花樣百出。
在原來的曆史向裡，張居正的變法，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未儘全功。
總結而言就是扭扭捏捏，既要變法，又要守著祖宗之法，還要符合儒家的禮法，這種既要，又要，還要的想法，讓這場變法，總是變了，卻變了一點點。
是張居正無能嗎？並非如此。
高拱搞出的《陳五事疏》，要小皇帝不得徑自內批奏疏，惹得太後直接下懿旨罷黜了高拱，張居正的變法，自始至終，並沒有得到皇權的鼎力支持。
李太後代行皇權，馮保保護皇權，但他們卻不能為張居正的變法提供足夠的支持，李太後和馮保都有一種擔心，大明再出一個高拱。
在一個基於帝製的製度設計之中，缺少皇權的支撐，張居正的變法，實在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順，張居正萬般無奈之下，喊出了那句：吾非相，乃攝也。
主少國疑，最大的問題就是帝製之下，皇權缺位。
“下次可以稍微難一點。”朱翊鈞站著了身子，端著手，看了一圈廷臣，臉上的微笑，化成了陽光開朗的笑容，他頗為平和的說道：“朕最近聽政、查看奏疏，發現群臣對元輔先生的考成法多有疑慮，連章上奏論考成利弊。”
“朕今日應考之輕鬆，遠不如六部堂官案牘勞形，但是督查、監督、監察之事，社稷之重。”
“日後講筵學士們，就不必再把考卷送往元輔先生那邊了。”
朱翊鈞提高了對自己的要求，講筵學士出題，送到張居正那複審，其實就是默認皇帝可以作弊。
畢竟張居正和馮保聯手把高拱趕回家閒住，在群臣看來，張居正就是和馮保穿一條褲子，張居正知道了，那馮保就知道了，皇帝也就知道了考試內容。
不過這考的是默寫、釋義和簡述，皇帝知道了，那也要寫出來，能默寫出來，在王希烈看來，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畢竟皇帝才十歲。
朱翊鈞之所以提高對自己的要求，把這個默認作弊的規則打破，就是用自己的皇權給張居正的考成法站台。
沒有朱翊鈞的站台，張居正也能把考成法推行下去，但是有了皇權的站台，張居正就有了皇權特許，這其中的差彆，就在於是否堂堂正正，名正言順。
“臣，謝陛下隆恩。”張居正眉頭一皺，看了眼馮保，又想想宮裡兩宮太後，陛下已經不是第一次給他站台了，第一次是皇帝在景山鋤大地，皇帝開口，把葛守禮給繞了進去；第二次是止黨爭，皇帝又開口，一個族黨，把群臣內外搞得啞口無言；
這是第三次，考成法的推行，遭到了許多朝臣們的反對，現在張居正以自己的威權強行摁下去了。
皇帝又出來給他站台。
張居正真的沒料到，小皇帝會拿自己的學業考核之事，給自己的考成法站台，一時間，張居正頗為恭敬的謝恩。
主少國疑，最可怕的問題就是帝製之下的製度設計，皇權缺位，這種可怕，對大明的破壞是極其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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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朱祁鎮九歲登基後，國家陷入了主少國疑，張太皇太後和孫太後兩個人對孩子過於寵溺，三楊輔政，世人多有溢美之詞。
但在朱翊鈞自己看來，三楊輔政對大明國政，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在朱翊鈞看來，三楊遠不如張居正。
宣德九年，第六次南下西洋之事徹底停罷，昔日雄霸大洋的船隊在泊位上默默腐朽，大明海權就像泊位上靜靜停靠的大船，腐爛、沉江，被江水衝走，一去不返。
正統元年，安南國王得到了大明皇帝的冊封，安南國在法理上獨立，伴隨著安南國的冊封，是大明在麓川（東南亞）的影響力一落千裡，麓川開始反叛，曠日持久的三征麓川，耗儘了大明國力。
正統三年，英國公張輔這個輔國大臣，不再上朝，大明武勳徹底式微邊緣化，興文匽武大幕拉開，京營武備不振。
正統九年，楊士奇致仕，明英宗親政，留下的是一個糜爛的朝局，東南、西南、西北邊患狼煙四起，而明英宗本身又是個擊穿皇帝下限的混賬東西。
正統十三年，波及福建、湖廣、浙江、廣東和江西的葉宗留-鄧茂七民亂，近百萬農民揭竿而起。
正統十四年，土木堡天變。
而現在，萬曆元年，朱翊鈞十歲，也是主少國疑，皇權缺位，張居正當國，但是張居正當國，和三楊不一樣，張居正首先把槍口對準了文臣，或者說，張居正把槍口對準了這糟爛的世界，想要改變它。
張居正作為帝國的首輔，他不知道這天下有多糟糕嗎？他不知道問題有多嚴重嗎？他清楚的知道，他很清楚。
上知者不移，是一種清醒的痛苦，明知道不可為，偏要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