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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讀書人不讀史書，也不完全是大明起的頭，說到不讀史，就繞不開一個人，那就是朱熹，這個朱程理學的聖人。
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有《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也是春秋時候魯國的國史。
而圍繞著《春秋》這本國史也有補充、解釋、闡發的傳，也是儒家經典《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
朱熹認為《春秋》就夠了，對於左傳的態度是：左氏乃一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有錯。
就是說《左傳》的作者左丘明是個小人，他的每一個字都不符合三綱五常的大倫，都是錯的，自此之後，春秋的三傳也被完全開除了儒家經典的行列。
朱熹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比如宋末元初的大文豪鄭思肖，將這一概念從左傳，延伸到了所有的史書之中，說：自《春秋》後，史筆不知大倫所在，不過紀事耳，紀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偽者正，後世無以明其得失，諸史之通弊也。
到了這裡還不算完，到了元時，將史分為“聖人之史”和“史臣之史”，聖人史就是《尚書》和《春秋》，元代儒生更加明確的指出：自有《尚書》，二帝三王之治，燦若日星，其餘皆可以存而不論，不嫌於略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行事，明如指掌，其餘皆可以論而不議。
尚書和春秋是聖人的史書，就連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都被認為是帝皇王霸之跡，不值得一提，從《春秋》之後的史書，都不用讀了。
這就是當下大明朝讀書人，凡讀書，先讀論語、孟子、然後中庸、大學，再讀尚書、春秋、禮記、詩經和周易，若未徹讀四書五經，就讀史，心中便沒有權衡，多有疑惑。
彆說大明國史的實錄了，就是《史記》、《漢書》、《資治通鑒》之類的都不在必讀的名單之上，更彆提朱翊鈞一直在學的算學了。
朱翊鈞讀史，張居正給小皇帝的教育中總是總結曆代的興衰與教訓，告訴小皇帝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比如張居正就一直在反對小皇帝用重刑對付科道言官，這是大明的耳目之臣，大明重要的糾錯力量，傷了耳目之臣，的確會傷到根基，這是以史為鑒的，曆代明君，莫不是良言嘉納。
至於如何從信息海裡篩選出良言，良言的標準是什麼，張居正也教給小皇帝了，那就是真實，若是不基於事實說話，那就是虛偽，那諫言，就要認真分辨。
侯於趙說話，就是這般，基於事實，這可能和他的天性有關，這不是小皇帝給侯於趙定性。
而是侯於趙的奏疏本就是這樣，比如他請小皇帝召開朝會，就是基於事實，皇帝不上朝，嘉靖皇帝二十多年神龍見首不見尾，隆慶皇帝更是連輔臣都不見了，這是不是有些過分了呢？
朝臣見不到皇帝，皇帝見不到朝臣，是真實的問題，侯於趙也考慮到了君上年紀小，說每月初三開一次。
而這次，他的奏疏雖然還是一堆的廢話，但是說的還是真實情況，論首級功，不客觀，不能真實而清楚的反應出戰場的情況，守城不是功勞嗎？拒敵不是功勞嗎？完全隻看首級的戰爭，也不符合仁德之學。
所以，他諫言：把軍功分成五等，再把破陣、攻城、奪舟、招降這四種單獨列出來作為一種奇功存在，讓功勞不再唯首級論，而是以戰線論、以目的論、以事功論，隻要達到了戰略目標，那就是勝。
“侯愛卿是怎麼想到這個的？”朱翊鈞大感驚奇的問道。
侯於趙沉默了許久，他其實想做個普通的科道言官罷了，但是陛下問，他也隻好俯首說道：“臣從戚帥兵書上看來的。”
“戚帥憂心國事，臣以為首級功有幾個弊端。”
“第一，則是濫殺邀功，首級成為軍士升遷和賞賜的唯一依據，就會濫殺，但是戰爭並不是每時每刻在每一個地方進行，很有可能為了首級而首級，比如在腹地，則有些地方明明沒有民亂，卻以民亂平定鎮壓。”
“比如在邊鎮，有些地方，虜夷本已經歸順，衝入夷民居地，大肆屠戮，邊釁又起，狼煙遍地，殺邊境夷民、殺敵軍降將、殺部落幼男，甚至是殺胡虜擄掠我大明之人，略見不鮮。”
朱翊鈞頗為認可的點頭說道：“嗯嗯，戚帥說過，之前在東南平倭，有軍兵為了首級功，連倭寇裹挾的百姓都殺，最後胡總憲也是沒辦法，以剿撫兼施，分化瓦解為戰略，才確立了隻有倭人首級為軍功，這才算是結束了這種亂象。”
“侯愛卿這兵書讀的精，你繼續說。”
侯於趙俯首說道：“第二，則是買功賣功，臣聽聞，嘉靖三十一年，嚴嵩家人嚴效忠，因斬獲首級七顆，官升兩級，但他稱病不上任，而推薦嚴嵩之孫嚴鵠，接替自己的職位，被禦史彈劾，世宗皇帝勃然大怒，下旨追查，發現這個嚴效忠的首級功也是買來的。”
“這首級功，就成了阿附權豪的工具，也變成了一種買賣，更變成了朘剝，軍將苛責軍士，而後將首級賣掉謀利，權豪弟子買點首功，就能走馬上任，卻是毫無任何的武藝傍身。”
“長此以往，那我大明軍士氣何在，軍士無折衝之勇，我大明武備不振，明軍多敗少勝，天下自然疲憊。”
朱翊鈞看向了譚綸問道：“大司馬，侯愛卿所言是否屬實？我大明是否有買功賣功之事發生？”
“有，而且很多。”譚綸俯首說道：“侯於趙所言句句屬實。”
朱翊鈞點頭說道：“侯愛卿繼續講。”
侯於趙俯首說道：“這第三，臨陣割喉，於戰大危，一則是賊人奸詐，往往以屍體為餌料，我明軍唯首級功論，被屍體所累，就會停下腳步，或者中伏，或者不能追殺，最終勝無大勝，敗則大敗。二是，為爭奪首功，自相殘殺，或貽誤戰機，或給敵人可乘之機。”
“臣不通軍務，但是戚帥奏疏每每談及這個問題都是扼腕痛惜，想來非常嚴重。”
“這第四，則是殺良冒功，濫殺無辜，此乃大弊，勿用多論議了。”
“這第五，則是損聖上仁德。”
“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聖軍理當三複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
“王師吊民伐罪克定禍亂，若是唯首級論功，那就是倡殺而不止殺，除非能把對方殺的絕了嗣，否則就是後患無窮，以矛盾論而言，唯首級論功，不能解決矛盾，而是在深化和製造矛盾的對立。”
“臣不言善戰者服上刑之仁，其餘言官皆多言此，臣僅以矛盾說論斷，唯首級論功，則隻能克而不能定，此大凶。”
朱翊鈞看了看張居正，又看了看侯於趙，頗有些感觸的說道：“分析的非常全麵，很好，張大伴，給侯愛卿披上咱賜的大氅。”
張宏將大氅展開，對襟麒麟雲紋，這可是尚衣監專門設計，細節極為豐富，而且摒棄了過去各種花裡胡哨的顏色，單純的白色，顯得更加威武。
“好好好，不錯。”朱翊鈞看著侯於趙說道：“那侯愛卿所言的五等功製，又是什麼標準呢？”
侯於趙思考了片刻，繼續說道：“以此次征戰為例，克複大寧衛就是勝，大寧衛為塞外鎖鑰之地，大寧衛在，則京畿安，燕山長城無憂慮，為二等正功；營州衛興中，雖不及大寧衛為鎖鑰之地，仍為要衝之地，營州衛在，則大寧在，為三等正功；再如這喜峰口外的富民驛、寬河城不及營州衛，為機要之地，為四等正功；而平虜堡之戰，我大明軍拒敵為五等；寧遠伯率軍追殺為三等正功；”
“而參將李如鬆有破陣之功，為奇功。”
朱翊鈞聽聞之後，疑惑的說道：“那一等呢？隻有二三四五，和破陣四奇功，那一等功應當如何衡量呢？”
侯於趙試探性的說道：“滅國。”
“滅國？”朱翊鈞一愣。
“滅國。”侯於趙多了幾分確定的說道：“此為一等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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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合理。”朱翊鈞那是看侯於趙越看越順眼，一人智短，眾人智長，看看這侯於趙這一整套組合拳，他不僅依照事實提問，他還給方案，這方案還挺好。
朱翊鈞看向了張居正說道：“先生以為呢？”
張居正看了眼侯於趙，笑著說道：“侯於趙忠君體國，所言所奏臣以為並無不妥，乃大善良策，臣以為可以發往九邊軍鎮詢問督撫、總兵、副總兵、參將共議，若無異議，則行，若有異議則再改而行。”
朱翊鈞笑著說道：“那就由先生、大司馬和侯愛卿商定此事，以年底為期，如何？”
“臣等領旨。”張居正、譚綸、侯於趙俯首領旨。
隻是侯於趙領旨之後，總覺得有一萬道目光就像刀子一樣看向了他，如果眼光能殺人，那此時侯於趙早就被千刀萬剮了。
這些目光來自於朝中許多的朝臣，在這些朝臣眼裡，侯於趙已經被徹底打到了幸進之臣之列了。
皇帝憂慮什麼，你就解決什麼，還說你不是幸進之臣，這麼大個事兒，這麼好的方案，不是張居正、譚綸的授意，伱一個都給事中，怎麼能想到！
朝臣為何要恨侯於趙恨的牙癢癢？因為首級功起於洪武、永樂，但是成文和成為衡量軍功唯一標準，則是在天順年間。
景泰皇帝在正統十四年末擊退了瓦剌人後，定‘奇功’、‘頭功’、‘協力’三等功勳，犒賞大軍，除了頭功為人頭賞之外，奇功牌也是一種唯目的論的功賞。
最高功勳為奇功，在人頭功之上。
唯首級功可是興文匽武的重大成果之一，要知道評斷首級功的可是各地的總督、參讚軍務，說你這個武夫丘八割的首級是殺良冒功，這武夫丘八就隻能接受彈劾，這首級功可是能買賣的。
若是不論首級功，評判武將功勳的權力，不就從各地巡撫、巡按、禦史、督撫、總督、參讚軍務回到了武夫手中！
侯於趙，就是個叛徒！
而張居正詢問的也不是朝官，而是詢問督撫、總兵、副總兵、參將，問邊方督撫和將領們同不同意從首級功，換成唯目的論的戰線功，事功。
邊方任事之臣，那自然是一萬個樂意，畢竟打仗的是他們，打輸了死的也是他們。
朱翊鈞看侯於趙那是越看越滿意，而後摸向了下一本奏疏，翻開一看，麵色晴轉多雲，又是一本讓人頭皮發麻的奏疏，他將奏疏拿在手裡看了半天，突然眼前一亮，笑著說道：“右僉都禦史孟重在不在？”
“臣在。”孟重趕忙出列俯首說道。
朱翊鈞拿著手中的奏疏說道：“你上奏來說，要與土蠻議和，封貢土蠻以平息邊釁，言封貢五利，朕以為極為妥當，就依卿所言。”
“額…”孟重徹底被打蒙了，他完全沒想到不是挨罵，之前他上的這道奏疏陛下隻是打了個叉號，這怎麼突然又說可以封貢了呢？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怎麼，已經依卿所言，還不滿意，還待如何？”朱翊鈞看著孟重問道。
孟重極為奇怪的說道：“臣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