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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缺少士農工商的工具書，徐貞明編纂的是一本農書，師承馬一龍的徐貞明，編纂的農書主要集中在稻、麥、麻、豆、桑、棉、葛、草料、油物、甘蔗、竹、桐、甘薯和馬鈴薯等多種農作物的種植以及墾荒。
在墾荒一篇，徐貞明對墾荒進行了分類，一種是生荒，就是從無耕種過的土地，另外一種則是熟荒，就是土地因為各種原因荒廢了三年以上的荒田。
對於生荒的墾荒工作，徐貞明總結馬一龍和自身墾荒經驗，給出了一整套的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對於如何招募百姓，對於懶漢地痞堅決不納和清汰，評判懶漢地痞的方法，也是多方麵的，一來有有司主政的地方官的記工，二來要深入百姓以稽為決，三來百姓自發檢舉，清汰之後的懶漢和地痞，若是實在無法規勸，屢教不改，則一律送到雞籠島上伐木去。
大明對於遷民之事非常熟練，洪武年間和永樂年間，曾經大量遷民，已經混到了懶漢和地痞的地步，還不肯好好乾活，那就送到雞籠島上自生自滅便是。
墾荒第一年田畝半數收成歸公倉，之後田畝皆歸百姓所有，而第一年半數公倉收成，來年繼續招募遊民苦作勞力墾荒，這樣做到源源不斷。
而對於墾荒荒地也有明確標準，首先是無霜期要在一百天以上，而且土質適宜墾殖，土層厚度在十寸以上，要有一定的河渠灌溉、坡度小於25°等等。
對於堆肥，收集人畜糞便等等，如何堆積時采用坑堆法，一層秸稈一層糞尿，持續堆疊，還要用鐵鉗插孔，時常灑水和插孔，通氣，這樣堆疊出來的糞料，最高溫度能達到七十多度，十到十五天的時間內，就可以讓糞料可以形成腐殖。
這些經驗和技巧，毫無疑問是生民良方，如果能夠貫徹和執行下去，何愁大明不興？
土地是大明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而對土地的大量開墾、有效利用、恢複生產，可以為為大明農業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奠定重要的物質基礎，同時隨著耕地麵積的增加，農業生產水平也會穩步提高，表現為育種、播種、選種、施肥、土力維持、農作物產業結構改良、農械等等方麵相互進步。
朱翊鈞非常希望徐貞明編纂的這本農書，能夠推而廣之，刊行天下，讓百姓們真的能落到口袋裡一些實惠，一個最基本的道理，百姓吃飽了，才不會進京敲碎朱翊鈞的腦袋。
“有書又有什麼用呢？朕給他們刊刻了此書，還是抱著崇古和法三代之上做事，又如何肯踐履之實的指導百姓種地呢？彆說指導百姓了，上次大司徒演示的淋尖米，就讓朕輾轉反側，徒歎奈何。”朱翊鈞看著徐貞明寫的農書，對著張居正無奈的說道。
自上而下，有一堵歎息之牆，讓皇帝的恩澤和這些知識的力量，無法穿過，惠及廣眾；自下而上，這堵歎息之牆，也阻攔了那些百姓最真切而微弱的聲音，無法讓皇帝聆聽。
做事本就很難，再加上一些風力輿論在其中把水攪得更加渾濁，就更難了。這種風力輿論常見的手段有：錯誤歸因、訴諸大倫、罔顧事實、全麵否定、恣意歪曲、惡意誇大、誹謗人身、強調片麵、強行附會、二元對立、愚昧崇古、以偏概全等等等。
這就可以部分回答，稽稅指揮使駱秉良的一些疑惑，為何清丈利國利民，卻被廣泛反對，甚至一些百姓都參與其中，為虎作倀。
本來，大明科舉取士用人，就是為了破掉這歎息之牆，奈何科舉取來的士人，或者本身、或者在長期為官的過程中，成為了權豪的口舌，為權豪奔走疾呼，成為了這一麵歎息之牆的磚石。
“陛下太悲觀了，大明還是有做事的人，隻是需要把他們遴選出來，一點點的改變。”張居正看著那些農書，則是對大明的將來，充滿了信心。
這天底下沒有地上神國，隻有一個個層出不窮的麻煩和矛盾，解決一個矛盾，就會有更多的麻煩，接踵而來。
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道阻且長。
張居正不認為國朝已經敗壞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大明的新法能夠穩步向前，哪怕是能把考成法、清丈還田、振武強軍、稽稅六冊一賬、開海海貿這些事兒中一兩件保留下來，大明就會煥發出活力來。
漢室江山，代有忠良，曆朝曆代從來不缺少願意為了國朝，不惜性命奔波之人，忠，忠於本心、忠於陛下、忠於朝廷、忠於國朝。
大明、國朝到底是什麼？對大明人而言，大明就是最大的公，最大的一個集合。
朱翊鈞非常讚同張居正的說法，否則張居正和戚繼光就不會在朝堂之上了。
朱翊鈞自問沒什麼太大的才能，玩不轉了，大不了，就掀桌子！
“先生上次說戶部請奏通錢法，戶部部議通過了嗎？”朱翊鈞想起了大司徒上次說要鑄錢，大司徒鑄錢可不是隻鑄造銅錢，還有銀幣，泰西來的八雷亞爾銀幣，製作不算精美，而且防偽也比較差，製造大明的銀幣，促進商貿，已經提上了日程。
“不太順利。”張居正罕見的沉默了下說道：“未能通過部議。”
“主要反對的是什麼呢？”朱翊鈞眉頭一皺，發現問題並不簡單。
張居正認真想了想說道：“寶鈔局印寶鈔，寶源局鑄錢，寶鈔局隸屬於戶部，寶源局隸屬於工部，雖然大明寶鈔已經是廢紙了，但是戶部諸官還是以為應該印鈔，而不是鑄錢。”
“這是第一個原因。”
朱翊鈞非常能夠理解，戶部當然不肯將錢的事權，憑白給了工部去，張翰因為吏部事權被剝奪了一部分，跟得了失心瘋一樣，瘋狂的跟張居正作對。
哪怕是銓選官員的權力，實際上還在吏部，就隻是禁止姑息而已，可是這糊名草榜，底冊填榜的法子，讓吏部一下子就從天下第一部，跌落了下來。
“但是鈔法已經證明了不並適用大明，這已經被曆史反複證明過了。”朱翊鈞非常明確的說道，大明寶鈔，擦屁股都嫌硬，沒人肯收。
紙幣，在當下的生產力和生產環境中，沒有流通環境。
張居正更加無奈的說道：“洪武十三年寶源局從戶部歸兵部，洪武二十六年，高皇帝下旨裁撤諸省寶源局，至此鑄錢的衙門，隻剩下了南衙一家寶源局。”
“遷都北衙後，有南北兩個寶源局，但這兩個寶源局，一年能鑄銅錢兩千多萬枚，乍一聽很多，但其實就隻有兩萬貫罷了。”
“當年高皇帝下旨裁撤寶源局，推行寶鈔，是因為銅不夠用了，陛下，大明雖然物華天寶應有儘有，但還真的挺缺銅的。”
洪武十三年，隨著大明國朝的逐漸穩定，生產恢複，用錢量越來越大，結果各地頻繁銅荒，鈔法大行其道，但是鈔法敗壞後，銅荒仍然沒有解決之法。
大明就開啟了擺爛大法，錢法，沒有就沒有吧。
如此擺爛到了嘉靖年間，老道士行新政新法，再開滇銅鑄錢，但是很快就發現，根本就是杯水車薪，缺銅就是缺銅。
雲南滇銅在宋時就已經發現，但是從雲南運抵腹地，太過於昂貴了。
在元文宗天曆年間，元文宗下旨開礦，滇銅一年不過兩千斤，明初在雲南設立官廠開礦挖銅，年產不過萬餘斤，宣德年間廢置雲南官礦。
嘉靖年間新政錢法鑄錢，雲南滇銅產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萬斤，也就是二百四十萬兩，2400萬錢，而一枚嘉靖通寶重1.25錢，一共可以鑄錢1920萬枚，約為兩萬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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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銅產量飆升在韃清朝的雍正年間，從雍正四年起，滇銅的產量一路飆升到了650萬斤，而後在乾隆三年達到了曆史巔峰的1000萬斤。
“銅荒能通過海貿解決嗎？”朱翊鈞遇事不決就開海。
“短時間內並沒什麼效果。”張居正搖了搖頭，二百四十萬兩銅等於兩萬兩白銀，海麵上的船實在是太少了，銅料貿易的利潤和風險，還是不對等的。
大明窘境，鈔法已經失去了廣泛的民意基礎，而錢法卻因為銅礦的產量和成本，無法大規模的生產，除了缺銅之外，大明也缺銀子，大明一年銀礦產量不過十萬兩，6250斤。
戶科給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對，這是個賠錢的買賣，朝廷給一兩銀子，卻換不來一貫銅錢，為何要采銅呢？可是朝廷不鑄錢，小民用什麼呢？
“那先生以為行鈔法還是行錢法，看戶部衙門也在爭吵這個問題。”朱翊鈞詢問著朝中政令的改動方向。
反正到戶部上書的時候，張居正也要貼浮票，不如當麵交流。
“陛下，鈔法和錢法並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錢法要有，鈔法也要有，如果將其完全對立來看，就是片麵的，有了錢法，才能有鈔法，這個相輔相成的過程，也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張居正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將鈔法和錢法對立去看待，是不符合矛盾說的。
“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頂。”朱翊鈞頗為肯定的說道：“錢法和鈔法對立而統一，果然符合先生的學說，戶部的爭論，看起來是浪費時間，是對矛盾說掌握的不夠充分，思考問題太過於片麵導致的。”
“前段時間，朕說以先生注解四書五經為天下官式，推行天下百官熟讀矛盾說，先生還不肯。”
“看來，非常有必要。”
錢法是鈔法的基礎，沒有大量的銀幣銅幣，推行錢法就是在竭澤民脂民膏，哪怕是洪武年間規定，一貫鈔可以換一兩銀，但是朝廷根本沒有那麼多的白銀兌付，這是鈔法敗壞的根本，大量濫發，再加上權豪們私刻，最終導致了鈔法徹底敗壞。
而鈔法是錢法補充，在大宗貿易中，動輒幾萬兩白銀的貿易，用銀幣、白銀去交易，風險大、周期長而且極其不方便，這也是大明小農經濟蛻變的重要阻力。
所以，錢法和鈔法不總是對立的，而是對立且統一的辯證關係，如何推行政令，就要考驗施政者的能力了。
不是說，下令鑄造銀幣，然後就有了銀幣，白銀從哪裡來，銀匠從那裡來，鑄銀幣采用軋印還是鑄造等等，都是要解決的問題。
“陛下謬讚。”張居正清楚的知道，陛下的矛盾說造詣並不差，陛下看待錢法和鈔法的態度和他是一致的。
張居正斟酌了一番開口說道：“其實永樂年間，滇銅曾經通過紅河入交趾，海運入南衙，但是紅河不適合河運，而後雲南地方有司，利用長江運輸，若是想要擴大滇銅產量，是可行的，責令雲南布政司多開銅山便是。”
“一紙政令就可以？”朱翊鈞有些不確信的說道。
這不是碧波潭老龍王的女婿九頭蟲，對著奔波霸說:“你去把唐僧師徒除掉”一樣的不切實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