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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道修建如何了？”朱翊鈞詢問著王崇古關於綏遠馳道、礦業的若乾問題。
王崇古對答如流，他是刑部尚書，但他也是次輔，對這些事都有詢問的權力，王崇古彙報了馳道的修建，潘季馴這個綏遠總督是很合適的，因為當初他治黃河的時候，就是大型工程的統籌，但凡是能做好這種工程統籌的人，保底都是個循吏，否則治不了黃河。
胡元因為治理黃河直接弄的天下皆反。
王崇古其實很擅長打理這些，比如他搞得宣大長城鼎建、皇宮鼎建，就是又快又好，王崇古保證十王城可以在年底之間交付。
“十王城的事兒可以慢慢來，完不成也沒事兒，萬一大雪連著下幾次，工期晚一點就晚一點吧，次輔不必過分著急。”朱翊鈞對遷藩令的預期是萬曆十一年年底能折騰明白，就是一桌好菜。
王崇古十分鄭重的說道：“謝陛下隆恩。”
這就是個口頭承諾，工期晚點也沒關係，即便是口頭承諾也是陛下的承諾，當年十年滅虜，也是口頭承諾。
能撈到陛下的聖眷，王崇古到地底下，能跟列祖列宗吹一輩子。
朱翊鈞從袖子裡抖了抖，拿出了最後一本奏疏說道：“這不是年底了嗎？戶部在大計，就是審計天下賬目，大司徒和少司徒送來了一本奏疏，說的是錢法和鈔法，戶部還是想推行鈔法。”
王崇古眉頭一皺，把奏疏看完之後，有點傻眼了，他呆滯的說道：“大司徒和少司徒什麼意思？推行鈔法是他們戶部的事兒，為什麼要推給臣？臣何德何能啊！”
戶部的奏疏，從頭到尾就說了一件事，大明推行鈔法的錨定。
大明總歸是要用鈔法的，開海十年，大量白銀流入甚至極儘所能的朘剝了倭國，但白銀還是不夠用，白銀大量流入物價基本穩定，就還是錢荒。
鈔法勢在必行，可是鈔法還有最關鍵的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錨定物。
“能者多勞嘛，大司徒和少司徒也是為了大明計，又不是為了自己。”朱翊鈞安撫著王崇古，這件事的確得依靠王崇古主持的工兵團營、官場團造才能實現。
需要物質的豐富。
王崇古隻是簡單粗略的看了一遍奏疏，他又不在文淵閣坐班，他搖頭說道：“直接錨定白銀不就行了嗎？誰搗亂誰死就是了，私印者斬，亂法者殺！”
想發鈔還不簡單？準備足夠的白銀，讓寶鈔局開動印鈔機，開始印鈔就可以了，誰不用、誰胡作非為，直接吃皇帝一記皇恩碎地拳就行了。
“朕在王次輔心裡這麼厲害嗎？”朱翊鈞笑嗬嗬的問道。
王崇古總是這樣，覺得威權無所不能，皇權從來不是無所不能的，甚至大多數時候，皇權正常履行不搗亂就是好的了。
皇恩碎地拳固然厲害，太祖高皇帝很擅長這種拳法，但最後鈔法還是敗壞了，可是這一拳下去，鈔法就沒辦法搞了，無論製作多麼精良，防偽多麼的先進，百姓都不再認可。
“臣再看看戶部的奏疏。”王崇古覺得自己有點想當然了，皇權自然厲害，不過局限於京堂，出了京師，陛下也要跟地方商量著來，不是什麼事一道聖旨就可以解決的，如果聖旨真的那麼神奇，晉黨僭越一道聖旨下令解散就行了。
王崇古認真的研讀了戶部的《鈔法錨定疏》發現，戶部說的有道理，而且非常有道理，這事還真有他王崇古的事兒。
“臣慚愧，戶部寄托之事，臣到死怕是也乾不出來。”王崇古確信自己沒有理解錯戶部的意思，終究是搖了搖頭，發行鈔法，其實就是一個衡量標準，衡量大明是否再次偉大的標誌，或者說是大明萬曆維新的一個標準，做到這一步，才算是成功了一部分。
從北宋開始，中原這片土地換了無數種名目，想要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錢荒，但曆史總是在反複的上演，鈔法一次又一次的崩壞，循環往複，中原是需要更多的貨幣的，這一點毋庸置疑，否則就不會有錢荒了。
紙鈔，就是朝廷向民間的借貸，這一點在許衡在《楮幣劄子》就已經反複討論過來。
紙鈔意味著借債，意味著紙鈔的錨定是債務，而債務的本質是國朝的信用，利用信用發債、利用債務發鈔，更多的貨幣商貿繁榮，一片鮮花錦簇，內外上下有了更多的信心，繼續發債，如此惡性循環，如此左腳踩右腳，直到嘭的一聲徹底碎裂。
就是再自律、再勤勉、心中再有堅持的人，真的經得起自己印鈔不停的收割彆人的誘惑嗎？絕不會。
範應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人中龍鳳，他考中了狀元，舉世無雙，天下聞名，在牙痛的時候，想辦法去鎮痛，時日稍長，中毒越來越深，原來的範應期已經死了，現在的範應期不過是披著人皮的毒蟲罷了。
曆來的鈔法敗壞，就是因為缺少錨定，這個錨定可以是糧食，也可以是金銀銅，可以是生產力，也可以是信用，但唯獨不能單純隻是信用，如果大明寶鈔可以買到米麵糧油肉肉，它就不會崩潰。
大明每天一睜開眼，一億兩千萬丁口，就是一億五千斤的糧食、七百五十四萬斤的油、一億三千斤的蔬菜、一千六百萬斤的肉的消耗，大明朝廷要調解各方麵的矛盾，把這些所需要的生活所需生產出來，不僅僅要生產出來，還需要通過貨幣，將這些貨物流通起來，而不是腐爛在倉庫裡，需要送到貨架上，隻有做到這些，寶鈔才會是貨幣，而不是擦屁股紙。
北宋南宋胡元大明，其實都做不到，所以寶鈔，鈔法的崩潰就變得理所當然了。
戶部大司徒少司徒其實都讀過《楮幣劄子》，對紙鈔的錨定有自己的想法，大明想要推行大明寶鈔，寶鈔的錨定物主要有：軍力的強橫、土地、糧食、白銀、黃銅、煤炭、棉布、馳道、海權，隻有如此錨定，大明朝的貨幣才會保持基本的健康穩定。
大明的鹽引是可以當錢花的，因為鹽引錨定了鹽，在鬆江府、蘇州府兩地，鹽引還可以換成棉布。
鹽引隻有少部分人使用，而大明寶鈔的發行量必然巨大，而且是天下人人使用，所以需要錨定的東西更多，才能堅挺，隻有涉及的方方麵麵更多，才能互相監督，不至於因為一個人的貪欲，成為朘剝天下的工具。
“所以按照戶部的說法，還真的這工兵團營和官廠團造能夠持續不斷的發力。”朱翊鈞對著王崇古鄭重的說道：“倒不是急於一時，十年不成就三十年，五十年，總歸是要走到那一天。”
這件事，不是王崇古臨終前要完成的，而是朱翊鈞這個皇帝臨終前要做完的事兒，這很難，但是很有必要也必須去做。
朱翊鈞和王崇古仔細聊了聊其中的細節，王崇古才站起身來告退，他其實很想在自己死前做到戶部的標準，大明可以推行鈔法，日後春秋論斷，他王崇古怎麼也能評一個萬曆維新第三功臣！
前兩個是張居正和戚繼光，一個是新法本法，一個是新法的護道人。
真正有價值的貨幣，是實物，從來不是金銀銅鐵或者說擦屁股都嫌硬的廢紙。
這也是王謙能夠在交易行裡對莊家們進行定點爆破的底氣和根本原因。
莊家需要銀子去操縱票證價格，低利息高折扣的銀子就會找上門去；王謙找到內帑國帑拆借，拿出讓投機者根本不可能吃得消的貨物或者票證；王謙先故意和莊家一起拉漲，麻痹對手的同時，讓貨幣（白銀）回籠，刺激莊家借更多錢；等到交易行總的流通量等於手中儲備彈藥時，一起拋售；
莊家們發現手裡的資金根本吃不下這些貨物或者票證，為了防止砸在手裡和必須到期還款否則無法贖回祖產的壓力下，莊家們某一個莊家率先頂不住了，開始拋售，引發踩踏，借了大量錢財的莊家們被定向爆破；而後王謙再釋放利好消息，完成收尾，維持票證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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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操作，不僅僅是交易行的票證，還有米麵糧油煤炭棉花，這些生活所必須之物，唯有朝廷手中掌握了足夠的物質，才能限製囤貨居奇的莊家們哄抬物價，才能維持百姓生活的基本穩定。
王國光、張學顏在交易行亂戰後，深入的總結了其中的規律，最終將其總結在了《鈔法錨定疏》之中。
朱翊鈞將這本鈔法錨定疏，放入了文華殿偏殿的櫥窗裡，並且全文摘抄到了邸報紙上，刊行天下衙門，各級官衙專門的抄報人，會把這本奏疏抄寫，大明讀書識字的人，都有可能、有渠道可以看到這本奏疏。
“或許這會成為以後鈔法的源頭。”朱翊鈞將奏疏小心放好，這可是死後跟著他一起入棺的東西。
日後再有人開他的棺，也能找到點有用的東西，萬一日後中原需要考古式科研，天下這些事，翻來覆去誰能說得清楚呢？
萬曆十年十一月的審計，是驚心動魄的，因為有了範應期的案子之後，立刻引起了戶部的注意，戶部將這種行為等同於隱匿田畝，這些田畝雖然在賬上，但總是用各種災荒的說辭去蠲免，最終朝廷還是損失了稅賦。
如果朝廷損失了稅賦，這些田畝到了窮民苦力的手裡也還罷了，但這些田畝通過大戶進行轉租，反而實現了土地的流轉和進一步兼並，這朝廷決計無法忍受。
戶部的審計從來沒有如此的腥風血雨過，這一次對全國官田進行的全方麵普查，讓無數人膽戰心驚。
對於保稅，對於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大明朝廷是極為認真的。
六冊一賬可以客觀的反映出問題來，因為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和田畝掛鉤，清丈的完成，讓審計變得很有意義，六冊一賬隻要有一處對不上，就會引起戶部對詳細賬目的盤點。
結果觸目驚心。
大明兩京一十六省，幾乎所有地方的官田，都發生不同程度的侵占，也就是實質上的隱匿田畝，官田在賬上，收益卻不在賬上的事情發生了。
最嚴重的是河南，其次是山東，然後是四川。
這也是清丈的三大難關，甚至大明朝廷一直警惕的南衙縉紳們，目光反而集中在海貿之事上，圍繞著海貿鬥的你死我活，南衙十四府包括鬆江府在內，如此侵占官田，反而是最少的，是在容忍範圍之內的，浙江、福建、廣東，甚至是江西，都不是特彆嚴重。
這一次，出身南方的士大夫們好好的嘲諷了一番北方地區官僚宿弊和腐敗，而出身北方的士大夫們，很快找到了反擊的理由，北方諸省各府州縣，還有官田，南方呢？都兼並完了，全都在世家大族手中掌控！還好意思嘲諷北方地區的宿弊和腐敗，南方沒有多少官田，當然沒有這個問題了！
雙方在雜報上進行了你來我往的友好交流，當北方士大夫們掏出了徐階這個大殺器的時候，南方士大夫們隻能偃旗息鼓，沉默了下去，無法再饒舌了。
誰讓徐階的快活林貪腐碑，獨一檔斷崖式的高呢？
一家一戶四十萬畝田，還是太過分了些，那可是鬆江府的田，一畝都要近五兩銀子了。
雖然南方士大夫們想要舉例王崇古也不遑多讓，但發現王崇古在堵了長城鼎建的窟窿，把銀子全都吐出來之後，老王家的所有收入，都是經得起審查的，貪腐數字很少，大多數銀子都是和皇帝一起弄的銀子。
再怎麼說，王崇古代表的晉黨，也結束了大明和俺答汗之間的戰爭，讓大明有了喘息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