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論第一卷階級，第二卷分配成書之後，皇帝一直在催促著第三卷和第四卷的問世，張居正不寫是因為他已經清楚了四個自然而然的推論，止步於分配，但陛下一直在催。
作為朱翊鈞的老師，張居正太了解皇帝了，皇帝十分聰明，他能看到四個推論，陛下怎麼可能看不到？他不寫，皇帝假托他的名字也會寫完！
隻要我足夠左，看誰都是右，隻要我足夠的反賊，看誰都是忠臣了。
所以在陛下看來，從矛盾說這個因推導出張居正是個反賊這個果，是錯的，是張居正、皇帝本身，就是反賊，所以才有矛盾說這個果。
矛盾說是皇帝、張居正的共同著作，這一點在刊行之初，就是明確的。
“陛下，臣以為，這個問題就此打住好了，一個儒生喋喋不休而已，不必過分深究。”戚繼光作為大將軍，反對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解析。
差不多得了！什麼反賊不反賊的，陛下是明君聖主，安天下者應為君，陛下不就是在安天下？
至於後人的事兒？後人再說，後人自己不爭氣，失了天下，怪祖宗太爭氣？沒這種道理的。
退一萬步講，矛盾說也在提高統治階級的下限，對國朝、中原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三思而後行也該推動。
“這個儒生叫什麼？”王崇古有些好奇的問著萬士和，署名是筆名，叫玄扈山人，但能在雜報上公開發表文章的，都是在禮部報備過的，這人究竟是誰，禮部一清二楚。
王崇古之所以當著所有人的麵問此人真實身份，其實是保護，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了誰在批評張居正，一旦此人倒了黴，那就是張居正在以大欺小，在恃強淩弱。
給人添堵尤其是給張居正添堵這種事，王崇古非常樂意。
“上海縣法華彙人，名叫徐光啟，是耿定向弟子萬曆二年狀元焦竑的弟子，泰州學派門下。”萬士和左思右想，還是開口解釋了下這人的來龍去脈，他趕忙說道：“徐光啟今年才二十三歲，年輕人嘛，都氣盛。”
“泰州學派全都是意見簍子。”王崇古有點幸災樂禍，張居正吃癟的時候可不多，一個年輕人，能把張居正辯論到自己承認自己也是反賊的地步，可見其才智。
若是張居正要為難徐光啟，那晉黨一定要保，不為彆的，惡心一下張居正也是極好的！戰無不勝，贏了一輩子的張居正吃癟，這可是少有的場麵。
大明皇帝南巡還是帶來了一些切實的改變，比如天津流入山東的煙館被大明皇帝的緹騎給查抄了，山東也留了個心眼，而且還對山東地麵的官吏進行了進一步的清理；而到了徐州，四任徐州知府挖了四個大坑，皇帝也進行了一定範圍的處理，很快，徐州地麵上有了蜂窩煤售賣。
徐州的煤運到蘇州、杭州、鬆江府，就是不會留在徐州，其實原因很簡單，在之前，徐州也有窯井采煤，而這些采煤的人，都是來自蘇杭的商賈，他們雇傭徐州本地人挖煤，把煤運回去，這就是一種路徑的依賴，大明朝廷煤鋼專營之後，徐州地麵官員仍然是蕭規曹隨，在慣性之下，仍然運往蘇杭。
這是官僚根深蒂固的本能：隻要能勉強運作，就拒絕改變。
讓朱翊鈞頗為意外的是，南衙對新政的抵觸情緒之劇烈，遠超大明君臣的想象，這種抵抗情緒體現在每一件事上。
比如徐州煤之事，大明自從煤鋼專營之後，地方將所有的煤窯收為官有，但南衙的普遍做法是，遵從朝廷的號令，用各種方式收為官有，最常見的做法，就是用一定的貨幣去贖買，畢竟開窯井也是需要錢的，但徐州用貨幣贖買之後，這些官有煤窯，仍然交給本來的商賈去運營。
地方衙門花了銀子，購買了煤窯的所有權，但其經營之事，仍然在這些商賈手中，商賈搖身一變，成為了地方衙門的雜職官，等於說，花了錢，卻一點事都沒有辦，那贖買煤窯的銀子，其實就在這個政令推行的過程中，落進了個人的口袋裡，煤窯的一切經營方式，都沒有變。
然而，整個過程最可怕的就是完全的合法，既遵從了朝廷的政令，又沒有滋擾地方，更沒有鬨出矛盾衝突來，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獨百姓不好，工匠不好。
該有的官舍、三級學堂、工匠學堂、惠民藥局，一個都沒有。
這就是南衙執行的萬曆新政，當緹騎搞清楚了煤窯發生的事情時，連反賊出身的王崇古都驚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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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隻是陽奉陰違而已，表麵上遵循了政令，實際什麼都沒有改變。
但大家都在這個維新的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尤其是這些商賈，非常樂意配合，因為從執行新政之後，這些商賈就不再是商賈了，而是官商了，這是一層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身份，現在趁著新政的東風，拿到手裡了，來自衙門的背書，自此暢通無阻。
這就是朱翊鈞抵達南衙徐州府的第一感覺。
“這很矛盾。”朱翊鈞對著隨行的王皇後，略顯無奈的說道：“娘子，你說咱這維新，看似是成功了，但看起來也像是失敗了，咱從北衙到山東，一路上放出去的緹騎，探問到的消息，無不告訴咱，萬曆維新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那連綿不絕的工匠官舍，興高采烈上學的孩子。”
“到了徐州，就給了咱這麼大一個耳光。”
“這一耳光，是真的疼。”
有些略顯煩躁的心裡話、孩子話，朱翊鈞隻能對皇後說這些，他二十三歲，不是個孩子，他不能在任何人麵前露出軟弱來，但在妻子麵前，不必帶著堅強的麵具活著。
他也是個活生生的人，有高興有不高興，也有失望，王夭灼這裡就是個避風港。
王夭灼思考了下，笑著說道：“我倒是覺得正常，南衙就是缺了淩雲翼這種不管不顧的殺神，但凡是有這樣的人物內外都清理一遍，他們萬萬不敢如此，南衙十三府，作為京畿，還是太大了些，拆分勢在必行，有六部沒皇帝，可不就是小朝廷？你皇帝算老幾？”
道理講不通的時候，物理消滅通常就是唯一辦法。
你北衙的朝廷是朝廷，我南衙的六部就不是朝廷？一個國朝，兩個朝廷，可不就有這種稀奇古怪的事情發生？
王夭灼繼續說道：“而且，南衙普遍不恭順，那沂州知州雷士楨多混賬啊，縱容煙館，可是雷士楨知道陛下要來，還是把全城裡裡外外打掃了一遍，還把房頂的瓦都清洗了一遍，徐州地方呢？徐州知府錢至毅以遵循王命不便擾民為由，連衛生都未曾打掃一下。”
“咱看到了。”朱翊鈞點頭說道：“所以，還是得下重手處置一番，否則彆人怎麼知道咱是皇帝呢？日後所經行之處，都會怠慢了咱，咱的號令，就是一紙空文。”
“就讓海總憲出手吧。”
大明神劍，從來沒有入鞘，這種貪腐案，海瑞查辦起來已經非常專業了。
大明皇帝很生氣，後果真的會很嚴重，朱翊鈞也沒有大開殺戒，而是選擇了揪著一件事猛打，就是徐州煤窯之事。
萬曆四年到任，至萬曆八年離任的徐州知府，現在的南衙僉都禦史陳吾尹，就是朱翊鈞的目標。
貪腐，姑息包庇，以權謀私，立刻滿足了海瑞的斬殺線，海瑞人還沒到南衙，就已經在著手清理南都察院的蛀蟲了。
一切的禍根，其實都是當初的遷都，朱元璋在洪武年間派出太子朱標，前往洛陽、長安，就是親眼看看是不是適合遷都，但遷都之事，隨著朱標回到應天府後，生病離世，就此擱置，成了朱元璋的未竟之事。
朱棣遷都在永樂十九年，圍繞著遷都展開的鬥爭，一直持續到正統十三年，明堡宗去瓦剌留學後，才算有了最終結果，真的遷回南衙，黃河以北都會丟，這是必然結果，最終沒有人再談遷回南衙。
南衙十四府官員的升遷，根本不在北衙的手裡，也就不在皇帝手中，導致這南衙的考成法，都是不情不願的在推行，新政磕磕絆絆，做些表麵文章。
“我是個婦道人家，哪裡懂這些，我就覺得，他們呢，造反是不敢的，但借著造反的名頭，謀財的膽子還是有的，而且無法無天。”王夭灼不懂政治，也不懂妥協，她就覺得殺得少了。
《大誥》裡有一個洪武十八年的案子，叫妄給妻室案。
說山西洪洞縣姚小五有個妻子叫史靈芝，結婚多年，有孩子三個，但結婚多年後，史靈芝突然被告了。
早些年，史靈芝和唐家的長子有婚約，後來兵荒馬亂，還沒成婚，長子就死了，史靈芝這才嫁給了姚小五。
可是這唐家次子唐寅山認為，史靈芝該是他的，因為按照元朝舊俗‘收繼婚製’，唐閏山作為弟弟，有權接收兄長的一切財產，當然也包括名義上的嫂子史靈芝。
這件事離譜就離譜在，從洪洞縣知縣，到刑部尚書都認為沒有任何問題，都覺得唐寅山的訴求非常合理，就把史靈芝判給了唐寅山。
姚小五氣不過，帶著妻子就跑到京城敲了登聞鼓，朱元璋知道後大怒，下旨說：係人倫綱常之道，乃有司之首務，故違不理，所以有司儘行處斬。
從上到下砍了個遍，明刑弼教。
這件事最離譜的就是，唐寅山的訴求，即便是在元朝也是不合法的，因為忽必烈入中原就下旨，漢人不得收繼，此乃胡人禮。
到了至順元年，元朝律法更是明確規定：今後漢人、南人收繼庶母並阿嫂的，合禁治，男女各八十七杖、主婚者笞五十七下，媒合人四十七下，聘財一半沒官，一半付告人充賞。雖會赦尤離之。
就是說，有人敢收繼婚，所有的財產一半分給舉報者，鼓勵舉報。
到了大明就更不合法了，洪武六年，大明律就明確規定：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直接殺都得死。
大明有司從上到下能做出這種判罰，並且無一人糾正其錯誤，其實就是洪武初年的一個最大問題，對大明政權的不認可，對元朝鬆散統治的認可，朱元璋管的太寬，管得太多，人元朝皇帝，啥都不管。
這就是一種對抗情緒在作祟，當然，上下有司的對抗失敗了，因為就是按照元朝法律，那也不合法。
收繼婚這種草原來的惡俗，就因為殺人殺的多，在洪武十八年後，徹底廢除掉了。
當一個問題無法解決的時候，可以看向祖宗成法的《大誥》，裡麵有很多解決問題的粗暴但直接辦法。
皇帝經行之處，腥風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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