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強侵略、壓迫和奴役中國之前，中國的文化階層即士大夫知識精英們，一貫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掌握文化的地方，中國之外都是蠻荒之地，都是文化沙漠。但是西方征服東方後，高高在上的中國文化精英們被打入了絕望的穀底，他們被迫進行自身文化的反思和重新審視，最終他們分成三派，第一派認為中國戰敗的原因是，國人拋棄傳統文化，缺乏天下為公的美德，缺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忠君愛國之心及獻身精神，這派人認為要戰勝西方必須大力弘揚傳統文化，道德教化國民，這一派叫保守派；第二派認為是中國戰敗的原因是，中國軍隊技不如人，中國缺少洋槍洋炮等先進武器，因此中國隻要在武器製造方麵趕上西方，中國馬上能轉敗為勝，戰勝西方，這一派叫改良派；第三派認為中國戰敗的原因是，中國傳統文化存在問題和缺陷，中國傳統文化隻能造就封建帝王的奴才，這能培養見風使舵、持槍淩弱、偷奸耍滑的民間社會和江湖文化，傳統文化熏陶下的國人，遇到外敵隻會割讓利益和投降，遇到自己人隻會無底線無原則地搞暗鬥、搞窩裡鬥，這派認為應該徹底拋棄傳統文化（包括漢字和漢語等中國文化要素），進行全盤西化的文化改革，這一派叫改革派。在民國初年，改革派基本上成為中國的文化主流，改革派骨乾分子都是一些留過洋，主動接受西方文化洗腦的新知識分子，本來西方文化就沒有什麼豐厚的內含，加上這些人的傳統文化根基非常淺薄，因此這些改革派顯得非常自卑、浮躁和膚淺，他們私自幫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找祖宗，說中國人某某人的後裔，中國文化起源於地中海地區某個法老墓穴或者神廟裡，他們還喜歡為東亞地區各民族找祖宗，搞得中國人思想更加混亂，民族矛盾更加嚴重。最終因為中國出現偉人和聖人，改革派才沒有廢棄漢字和漢語，中國人才從新找回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則，中國已經淪為一個沒有文化和民族的文化沙漠地區。
在這裡我們不討論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問題，我們隻討論語言、文字和文化的本質意義。
本文以上論述表明，在語言方麵，人類各民族的語言都來源一個共同源頭。人類最早的文字是形象文字，根據本文的科學推測，人類在距今45萬年之前已經創造了象形文字；根據西方考古學家推算，腓尼基文是世界上的最早的拚音文字，它產生於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希臘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上，創造希臘文即希臘拚音文字。因此，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展曆史中，拚音文字發展曆史隻有短短的3000多年，由於拚音文字隻是純粹的音標符號，因此拚音文字隻是一種發音，如果沒有相應的解釋，這個發音將毫無意義。純粹的象形文字是通過抽象的線條構圖對一種特定的事物、現象、行為和情感進行描述，因此沒有語言配合，閱讀者也能明白文字意義，以及文章的內容。文字與語言形成對應關係之後，象形文字在構造被賦予標音和借音功能，如“旦da
”是太陽初升，黎明之意，由於旦與膽在讀音上一樣，因此旦成了膽的表音邊旁；“丹da
”是紅色之意，由於太陽初升表現為紅色，因此丹借用了旦的讀音，這種表音和借音現象在漢字中非常普遍，讀者可以自己研究。
也就是象形文字具有的文化信息量是拚音文字所不能比擬的。漢字是一種連續發展了幾萬年，而且目前還在使用的活文字，目前被保留下來的漢字共計3萬多字，專家推測被創造的漢字不會少於10萬字，而每一個漢字就是一個文化概念和定義，由此可見漢字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巨著，漢字包含著人類豐富的曆史文化信息，如果沒有漢字人類將失去很多文化記憶和文化成果。
當文字與語言完美結合後，我們看到了很多官方史書之外的曆史和遠古文化現象，漢字繁體“郷”的邊旁是郎
g，文字的象形解釋是“有郎的地方叫家鄉”，在母係氏族社會裡，女寨才具有家鄉的意義，男寨一般都是軍營或者苦力工場，郎是專門幫助女寨生兒育女的成年男子，如果女寨沒有郎，將沒有快樂、希望和未來，因此有郎才有家鄉。目前在泰越文化仍然形象的廣西壯族居住地區、雲南壯族及傣族居住地區、泰國、老撾、緬甸等東南亞地區的村寨周邊都種植著成行成片的鳳尾竹，這是為什麼？因為泰越民族稱呼竹子為
g，竹子的讀音與郎的讀音一樣，因此泰越民族在村寨旁邊種植竹子是為了祈求“延續後代，兒孫滿堂”。漢代盤踞於遠古高原的夜郎國，他們就認為竹子是他們祖宗，也許他們的祖宗是一個有雄心壯誌和超人勇氣的郎或者郎官。
類似文化現象還有，比如“錢qia
”在古越語中q與x同音，因此錢也讀成“仙xia
”在母係社會“仙xia
”代表女性、聖母和女王，錢字在甲骨文的象形解釋是一堆金屬旁邊有很多戈保衛著，在母係社會裡，隻有女王有軍隊，並擁有金屬貨幣，因此錢字借用的“仙xia
”的讀音，這說明在母係社會裡隻有號稱“仙xia
”的女主和女王才能擁有金屬貨幣，並且這些貨幣都有重兵把守。古代貨幣都簡稱“幣bi”，幣與辟同音，辟bi是母係社會的實際統治者，相當有老大、大王，幣在甲骨文中形象是被手和物件掩蓋的布匹之類，也許母係社會規定，辟王可以用布匹等高價值食物作為貨幣，但這些貨幣必須存放在隱蔽的安全之地，當然幣隻能借用辟的讀音。這種現象不僅在漢語地區存在，在印度、巴基斯坦、斯裡蘭卡、尼泊爾和毛裡求斯等地區也存在，貨幣讀音借用辟bi讀音現象，這些地區稱為貨幣為盧比bi，在古越語中，盧是船、流通的意思，比bi就是辟，直譯是“流通的王幣”，說明貨幣都在王權的控製之下，民間市場貨幣違法。
如果沒有漢字和保留至今的泰越語言，我們將無法獲得這些遠古時代的文化信息。這說明，保護人類語言和文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根據本文的分析和推理，當今和曆史上人類的一切文化現象和成果，都是因為人類大遷徙、定居和發展後產生和形成的。為了更加詳細地了解人類文明狀況，本章我們將單獨論述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的形成過程。
根據對全球各地人類文化遺跡、曆史文獻和當今文明現狀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在距今45萬年至35萬年前，人類進行海陸兩線大遷徙之前，聚集在冰河期中國南部及東南亞大陸的古人類，他們已經有多套係統而完備的語言係統和文字係統，在廣西左右江流域地區發現數量繁多的石刻和骨刻古象形文字，以及大量的蹲式人形岩畫，這些文化遺跡反映人類陸路大遷徙的主體民族——古越民族，在大遷徙時已經掌握了象形文字係統。目前中國西南的很多民族，如壯族、布依族、水族、彝族等古老民族仍然保留著本民族的象形文字係統，這些都是古人掌握象形文字係統的佐證。
在大遷徙之前，農耕民族有自己語言和文字方式，同時炎熱地區居住農耕民族已經掌握水稻等多水溫熱地區農作物的種植技術；具有在寒冷和乾旱地區農耕民族已經掌握了青稞、小麥、小麥等旱地農作物的種植技術。在人類發展初期，畜牧並沒有從農耕、采集和狩獵等生產方式分離出來，在大遷徙之前，農耕民族已經掌握水牛、黃牛、豬、羊、雞、鴨、鵝等家畜和家禽，水牛是農民耕耘水田的主要畜力；黃牛是農耕民族主要交通工具；豬、羊、雞、鴨、鵝等家畜和家禽是農耕民族主要的動物蛋白食物來源。同時農耕民族還掌握使用火、冶煉金屬、燒製陶瓷、烹飪食物、釀酒、醫藥、紡織、製作皮革、製作服裝，以及製作金屬、石、骨、木等工具及用具。農耕民族的生產及生活的全部內容都要通過語言和文字方式加以描述，並進行代代傳承，這個過程促進語言和文字的爆炸式發展。
農耕民族過著群居的定居生活，而且食物來源比較豐富和穩定，因此在人口發展上農耕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有優勢，人類最早的社會是以農耕民族為主體的人類社會，社會的管理問題，促使農耕民族的語言和文字向更全麵和完備的方向發展，使得農耕民族的語言和文字成為大遷徙時期及大遷徙結束之後，亞歐大陸人類的通用語言和文字，而以古越文化為核心中華文化就是亞歐大陸人類的通用語言和文字的根源。因此，目前世界各地區、各國的語言中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著古越文化和中華文化的文化要素。
根據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結果，世界各地水稻、蔬菜和瓜果的種植技術，水牛、黃牛、豬、雞、鴨等家畜禽的飼養技術，用火技術，製陶、釀米酒、燒煮食物的技術都是古越人和早期的中國人將它們帶到世界各地的。如果沒有古越人和早期中國人的全球大遷徙，世界沒有那麼多人喜歡吃米飯、豬肉、雞鴨肉，喜歡洗澡、喜歡唱歌跳舞。這些技術和生活方式都是古越人和早期中國人獨有的。
按照目前考古成果分析，古越族的語言和文字形成於距今35萬年至25萬年。在古越人進入中國大陸之前，已經有從事漁獵、狩獵和采集的遠古民族遷徙都這裡，中國大陸的各個河流入海口地區已經有海洋民族的定居地和村落，但是由於生產方式的局限性，導致這些民族的人口發展受到限製，因此海洋、漁獵、狩獵和采集等民族人口都非常有限。
古越人遷徙到廣東地區後，古越人很快同化了當地的漁獵、狩獵和采集等民族從事農業生產，形成了楊越，楊越人在語言和文字上與古越人基本一致，為了區分民族方便，定居於雲南東南部、越南北部及廣西西南部的古越人被成為駱越。在遠古時期，嶺南地區的語言都屬於古越語，秦漢時期後，秦漢官方語言開始影響嶺南地區，秦漢官語與古越語融合形成早期廣府語即廣東話的前身，早期廣府語與唐宋官語融合後形成現代的廣府話即廣東話。長江以南地區的吳語、溫州話、閩南語、潮汕話、客家話、平話等都是當地古越語與秦漢官語、唐宋官語等北方華語融合的結果。
民族融合的結果之一就是語言融合，根據我們的調查，廣東東部和福建等地區的閩南語係中保留著很多海洋民族語言即南島語的詞彙，如人（
e
g）、去（ti、di）、吃（cie、qia）、魚（ho）、肉（
ie
g）、牛（gu）等；同時在閩南語係中保留著古越語詞彙：如媽媽（ie）、爸爸（bo）、婦女或者妻子（ya）、男子（di
g）、矮（de）、高（sa
g）、水（le）、飯（hou）、稀飯（oi
）等。
由於唐朝和宋朝對嶺南地區的影響非常深遠，因此閩語和其他嶺南地區語言一樣，保留著很多按照唐朝和宋朝發音方式的漢語詞彙，如鹹（唐宋音為ha）、鹽（唐宋音為相當於鹵、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