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婭在次日中午醒來時覺得自己是做了個夢。她不曾在大半夜跑出旅館，和兩個陌生人在寒冷的風雨裡坐了好長時間，隻為了聊些稀奇古怪的事。她絲毫不覺得那一切是真實的，直到她看見窗外仍舊下著灰蒙蒙的細雨，而她那件大口袋外套正掛在窗前的椅背上。
昂蒂已經出門去吃飯了。詹妮婭在床上賴了一會兒，最後還是沒忍住跳下來，把手伸進外套口袋裡翻了翻。她摸到了甩棍，還有一枚汽水的瓶蓋，於是她知道昨夜發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詹妮婭又躺回了床上，開始回想昨晚上她究竟聽見了什麼。她越是仔細琢磨，就越是覺得詫異。她都聽到了些什麼呢？大家族、強盜和招引死亡的人，聽起來像是發生在中世紀的恐怖故事似的。劇作家害怕一個幻想出來的觀眾，這也非常的荒唐。他們昨夜講的儘是些荒唐事，可她當時竟然沒有質疑。她是被帶進氛圍裡了，那個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暴雨之夜。
想到赤拉濱也許是在耍她，這令詹妮婭感到有點懊惱。愛吹牛的成年男人會對年輕小姑娘說出任何東西，隻要他能因此而得到崇拜。她母親不止一次這樣警告她了……但那還是有些東西不能解釋的，她緊接著又對自己說。這兩個看起來混不搭調的人確實在一起旅行，而周溫行在雨夜獨自去了海邊。他究竟去那裡乾什麼呢？以及，詹妮婭還想到，儘管在昨天夜裡她兩次問起周溫行的年齡，赤拉濱都極有技巧性地把它轉移成了專業和資曆的問題。他可能是無意的，但詹妮婭還是懷疑他。她覺得這兩個人很不尋常，而不尋常往往意味著危險。
危險可以距離一個普通孩子的生活有多近？如果要詹妮婭來回答這個問題，她會認為那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她媽媽和老哥那樣的成年人容易大驚小怪，覺得孩子接受不了那些涉及到本質問題的概念。死亡與暴力，生命的脆弱與虛幻性。這隻是一種想當然的觀點，而且也是健忘的。
危險一直就在那兒，死亡也是一樣。人們裝模作樣地相信危險可以和生活隔離，就像把荒野和人類生活區隔離，那是為了能像她媽媽那樣睡個好覺，為雞毛蒜皮的小事生氣，或者像她老哥那樣逃避焦慮與抑鬱。可是，既然成年人都做過孩子，他們其實不應當忘記自己小時候都想過些什麼。在擁有大把時間和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未來時，孩子是很容易思考關於“喪失”的問題的。我會死嗎？死後是什麼樣子？我可以不死嗎？如果你正第一次享受著最美好的生命時光，你怎麼可能會不擔心失去它？佯裝自己不記得危險這回事，從來不去防範和準備，可是等真正發生的時候又大驚小怪，假裝自己被這件事嚇得眼淚汪汪，那實在非常好笑。
詹妮婭歎了口氣。她開始感到饑餓，終於決定下床去給自己找點吃的，也許在樓下還會碰見赤拉濱呢。她懷著這個希望走下樓梯，可惜餐廳裡做的客人她一個也不認識。她問了櫃台，知道昂蒂已經去海邊了。她緊接著又向櫃員打聽赤拉濱和周溫行，可對方說自己不太記得這兩個客人。旅店的客人確實不少，可詹妮婭覺得那是托詞，因為赤拉濱的長相是叫看過的人很難忘記的。
外頭的天氣依舊陰沉沉的，像是積滿了汙水的盥洗池。詹妮婭不想在這個天出去，情願留在餐廳裡磨蹭，順便用手機和朋友們聊聊天。她檢查了自己社交賬戶上的所有留言，發現漢娜給自己發了張虛擬賀卡，問自己假期過得怎麼樣；蕾絲莉發現她的新男朋友在是否單身上撒了個大謊，於是分手了，這一點也不新鮮；艾瑪家新養了一隻擬鱷龜。這是個有點意思的事，詹妮婭對著那幾條動態視頻看了好半天。擬鱷龜倒是挺有派頭，但她沒有那麼喜歡爬行類，她更喜歡能在樹林與草原上奔跑的動物。在秋天的樹林裡奔跑，落葉是五顏六色的，好像一大群蝴蝶的翅膀。她隔三岔五就做這樣的夢，但是已經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了。
詹妮婭的手指劃過自己的主頁。她想要找找關於非洲傳染病情況的最新報道，但是沒有什麼特彆值得注意的。大部分新聞報道都講得那麼籠統，即便她老哥已經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在滿是蟲豸與野獸的雨林裡發熱、頭暈、器官衰竭，最後一命嗚呼，她可能也永遠不會在新聞上看到。但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可真叫人捉摸不透。
她皺著眉滑動那些新聞頁麵上的照片。大部分都是些充滿痛苦的垂死麵孔，或是病人們畸形扭曲的身軀特寫。基本上都是當地人的……那並不是說遊客就一定會安然無恙。她並不真的覺得她老哥是個照顧不了自個兒的白癡，但整整兩年多的“追尋自我之旅”有點太久了。那些寄來的明信片又顯得那麼正式和刻板，一點都不像她老哥說話的習慣。或許是她老哥的書麵習慣與口語相差很大？不無可能。她並不知道他是否寫日記。
彆裝模做樣了吧，她對自己說，你知道他是什麼樣的。
一個基本事實從很早以前就完全地為詹妮婭所接受了。在她尚且年幼的時候，她以孩童的視角觀察周圍所有人，同時也能聆聽所有人對彼此的評價。如果她在這種觀察中學到了什麼刻骨難忘的知識，那就是所有人都在掩飾和撒謊。所有的人，不管是大的還是小的，都有著不止一張麵孔。那不是出於某種刻意的醞釀，隻是一種角色扮演的社會需求。她曾吃驚於母親在談判中的聲音時何等冷靜而緊繃，而如果在另一個馬爾科姆精心設計的場合裡，俞慶殊也能像個小姑娘那樣咯咯地發笑。當她麵對詹妮婭時又成了第三個人。這三種聲音聽起來簡直不像是從同一張嘴裡發出來的。當然，不隻是她的母親，她所能觀察到的每個人都差不多。
而她那有著龐大家產的異國老哥，是她所知道的最嚴重的撒謊者。
成年人在社交往來中做出的判斷有時會錯謬至不可思議的程度。那是因為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套固定的觀察和解釋模式，因此很難再去模擬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很早以前，詹妮婭知道她的老哥正站在懸崖邊緣。一種危險的、具有毀滅性的沉重情緒在折磨著他，促使他在午夜時分獨自徘徊於客廳和前院。有許多晚上她從夢裡驚醒，察覺了自己房門外正發生的事。但是那時她已然明白自己是無能為力的，於是她便靜靜地躺在被窩裡屏息等待。
她到底在等什麼呢？或許當時她還不清楚，但十六歲的詹妮婭已經完全洞悉了那個答案：她是在等信號。最終時刻到來的信號。或許那是把手槍保險拉開的聲音。或許是椅子被踢倒的聲音。還有一種可能性最叫她擔心：藥瓶蓋打開的聲音太輕了，她可能會錯過去。
當那個時刻到來時，當然她會衝出去。她會像獵豹那樣從床上一躍而起，直奔客廳和後院。她會把他抓個現形，讓他無可否認。然後她會讓俞慶殊去給他找個心理醫生看病，而不是讓這對母子年複一年地兜圈子。那整個就是活見鬼。她媽媽總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不，那是完全說不通的，可是沒有任何證據能證實。作為一個律師，或許俞慶殊對證據的看重遠遠超過直覺，多年來她以職業性的耐心試探著自己的兒子，像在試探自己的委托人是否向她隱瞞了重大事實。可是她老哥也是個了不起的騙子。他幾乎掩飾得天衣無縫。俞慶殊沒有把握，至於另外一邊嘛——
詹妮婭歪歪脖子，撇起一邊的嘴角。她不認識那一大家人，但有件事一直使她印象深刻：在某次小年夜裡，她母親前夫的新妻子打來了電話，是打給她老哥的。可是她老哥恰好出去了。拿起手機的是俞慶殊。對麵那位夫人於是和她母親說起話來——那談的都是些什麼呀？她竟然聽見電話那頭的女人在誇獎她老哥。“又穩重又大方”、“靠得住的好男人”、“像他爸爸那樣能擔事”……
詹妮婭永遠忘不掉當時俞慶殊臉上的表情，就像有一百個裸男隻穿著草裙在她媽媽眼前跳肚皮舞。
謬誤的產生是出於無知和淺薄，當然可以這麼說。但是詹妮婭始終相信那評價不是空穴來風，那正是她老哥所扮演的角色之一。那可真是個了不起的騙子。她攥著手機想，他到底為什麼跑去非洲？是因為他終於演不下去了？她可不會被輕易糊弄過去，因為她是詹妮婭。可是很不幸地，她是詹妮婭，隻是個十六歲的高中生，不能獨自跑去非洲旅行。但是等她讀完大學那就不一樣了，她要做一個成功的動物學家，當然她應當有機會去非洲考察，也早晚會搞清楚她老哥在搞什麼鬼。她會從雨林裡揪出他，就像她在小學時就做過的那樣。
詹妮婭專心致誌地想著這件事。她想得太投入了，結果在攪咖啡時晃了下手，差點把杯子給打翻。她眼也不眨地抽出紙巾，在咖啡淌到桌邊前就把它擦得乾乾淨淨。做完這一切後她還下意識地朝周圍望了望，想知道是否有人看見她打翻咖啡。真倒黴，有一個人正在樓梯口盯著她看，而且可能已經盯了好一會兒了。
周溫行端著他的盤子走了過來。詹妮婭已經不能假裝自己沒看見。她希望周溫行像昨夜那樣不近人情，自己去找張空桌子坐。可是今天他好像又有了好心情，手裡端著咖啡與一片很薄的黑麵包，腳步輕捷而平穩。他筆直地走到詹妮婭對麵坐下，眼睛看著她打翻的咖啡杯。
詹妮婭抓起杯邊的白糖罐：“你要這個？”
“不，我不喝甜的。”
“一點也不加？”
周溫行微笑著搖了搖頭。他這人的文靜叫詹妮婭沒話可說。她不太擅長琢磨這種內向的人——意思是她不太會和他們相處——何況這人還顯得非常神秘。她並沒忘記他昨夜講了個什麼樣的故事。如果那個故事不是完全的胡編亂造，那麼這人經曆的事可是要比他看上去經曆的要多得多。
詹妮婭又開始盯著他。她在觀察他身上的種種細節，以此來和昨夜的故事比對。他曾經長期擺弄草藥嗎？那也不是個輕鬆的活兒。他的手上應該有傷疤和老繭。有嗎？她一點也看不到。
“你在想什麼？”周溫行問。
詹妮婭知道自己盯得太明顯了，但她並不打算掩飾。現在可不是大半夜，餐廳裡多得是客人。她晃了晃咖啡杯，乾脆地說：“我在想你昨晚講的事。”
周溫行看起來並不意外。他笑著問：“你覺得那是個玩笑嗎？”
詹妮婭不打算跳進這個陷阱。她把這問題繞過去，擺出很感興趣的樣子說：“你是怎麼來到這個國家的？”
“跨海過來。”
“你是說乘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