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純屬扯淡，高務實一個字都不信。太祖可是將祿田收回，隻給祿米的，是後來朱棣收了諸王的政治與軍事權力，開啟了養豬模式，作為某種贖買才搞起了賜田。然後朱棣自己又大搞皇莊，引得各地藩王上行下效，通過各種非法手段謀取王田，最終才形成如今的痼疾。
所以，朱元璋雖然在經濟政策上有一大堆瞎胡鬨一般的爛賬，但不該歸他背的鍋也不能一股腦都甩到他頭上。
見皇帝接受了“王田整肅”的建議，高務實又提出了另一項改革“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臣以為也該考慮。”
朱翊鈞簡直有些怕了，驚恐道“什麼，還有？”然而高務實無動於衷，隻是認真地看著他。皇帝狠狠咽了口吐沫，認命似的道“好好好，你且先說來聽聽。”
高務實道“諸王經商，這可是太祖嚴厲禁止的。”
朱翊鈞尷尬道“你要說這個……那朕在你那兒也有一些乾股。”
高務實的道德水準顯然是“實力不明，因人而異”，他居然能一臉平靜地道“確實如此，但太祖沒說後代皇帝不得如此啊。”
朱翊鈞愕然道“這也行？”
高務實語氣肯定“法無禁止即自由——呃，臣是說，祖訓既然沒有說，那就是太祖無此限製，皇上自然做得。但反過來，太祖卻是明文禁止諸王經商的。”
確實，太祖朱元璋曾規定“官員之家，不能於所部內買賣”，“凡公侯內外文武官員，不得放債”等。然而藩王們還是不顧祖製，爭先恐後地參與商業活動。
正統五年(1440年)，廣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佐敬，派人“私往交趾境內買賣，交通外夷”。天順年間，江西寧王“占沿江地方，起豎倉敖，停商取利”，更為經商而造私舡千艘之多，經營規模之大，令人震撼。
正德年間，湖廣的榮王，內結宦官劉瑾，“占常德田二千頃，山場八百裡，民舍市肆千餘間”，巡撫韓重等官員堅持不給，劉瑾悉罷之。陝西的韓王“兼並山田市肆”，景王派官校將商業繁華之地“強收為業”，湖廣地區楚王“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
經商太容易發財，使得明朝後期“無官不賈”，而藩王利用自身優勢地位，經商則更為普遍。
比如潞王在未就藩之前，“與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莊遍畿內。比之藩，悉以還官，遂以內臣司之。皇店、皇莊自此益侈。潞王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者。”
而福王朱常洵經商牟取暴利則更是聞名。他以經商為名，到處橫征暴斂。其人未就藩前，於京師設有官店二百餘間，“兜攬客貨，且停且發”。後來福王“獨將各項客商雜貨，俱入官店出賣，不許附近私店擅行停宿”。就藩後，“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尾市”，同時強令百姓改食淮鹽，不許再食河東鹽，引起騷動。
其實高務實對於藩王們經商本來也沒那麼反感——無論誰經商，他其實都不反對。問題在於，藩王們經商主要倚仗特權進行，如將國家專賣的物資大幅度加價出售，或轉手倒賣，充當倒爺(當然，他們不會親自出馬，而是派手下去辦差)，走私偷稅漏稅等。
甚至，藩王貴戚們以權經商不說，還往往大搞權錢交易，甚至進行敲詐勒索，公開搶奪之事。這就是高務實不能忍的了——你合法經商我其實不反對，但你們隻會搞這些勾當，那就彆怪我高某人不客氣了。
這可不是高務實冤枉他們，比如《明史·諸王五》中就有記載“沿街搶奪複業人民蔬菜、柴行等物，騷擾地方，民不堪命”之類。
他們在經商過程中仗勢欺人，為所欲為，擾亂社會秩序，壟斷貨物，控製市場，使普通商人不能正常開展商業活動。獲利之後，藩王們也幾乎從不用來進行擴大再生產，而是拿來揮霍，或是置地，或是放高利貸。
要知道，這些行為都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這顯然就觸到高務實的逆鱗了——你們這是典型的反動派啊。
隻是，朱翊鈞依然有些遲疑，猶豫著道“日新，這樣是不是過於嚴苛了一些？咱們已經削了祿米，又大削了王田，這經商……要不還是給他們留點盼頭吧？”
皇帝的話已經很軟了，然而高務實這一次卻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堅持道“此事要麼不做，要做就要做全套，否則諸王在祿米和王田上的損失，隻會去在經商上補回來，那就要嚴重影響朝廷商稅了……皇上，商稅如今有多重要，已經不必臣再做複述了吧？”
朱翊鈞覺得有些奇怪，高務實雖然曆來都是非常有主見的人，但他一般不會有那種趕儘殺絕的衝動。既然如此，是什麼原因讓今天的高務實如此殺氣騰騰，好像非要讓藩王們把血放乾才滿意一樣呢？
朱翊鈞沉吟了一下，沉聲道“茲事體大，日新，你容我細細思量再做決斷吧。”
高務實輕輕挑眉，但最終也沉聲道“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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