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當然明白這個道理。
作為頂級豪門，他們當然明白政治遊戲的規則，精於此道，所以才會想到讓皇帝幫忙揚名的方式。
果不其然，皇帝下令褒獎神童袁樹，消息一傳開，雒陽震動，遠在右扶風茂陵的袁樹直接就在雒陽成為頭版頭條，連帶著他乾的那些事情和提出來的部分學說思想都被傳揚開了。
明白人知道這是遊戲，所以跟著一起鼓掌吆喝，算是給足了袁氏麵子，把這個花花轎子人抬人的遊戲繼續玩兒下去。
不明白的人覺得這是樂子，化身樂子人一起湊熱鬨看樂子，給枯燥無味的生活增添一抹色彩。
隻有極少數人真的關注起了這個事情本身，關注起了袁樹這個任何他提出的致良知之類的思想，並且敏銳的發覺了這其中比較有意思的地方。
但不管怎麼說，袁樹最初的、最廣為人知的名號——神童，算是徹底坐實了。
這些朝廷、官場上的事情，袁樹就算知道了也不會很感興趣。
這種花花轎子人抬人的事情，他隻覺得無聊、惡心，有這個時間，不如進一步關注農業生產、防止夏秋之際出現什麼蟲害、旱災之類的。
司隸和豫州的饑荒雖然有很大的人為因素，但是自然原因也不可忽視。
袁樹依稀記得東漢末年這段時間，中原大地開始進入了小冰河期，氣候逐漸轉寒，越往北的地方，糧食產量就越是降低。
這一現象從眼下就已經初現端倪。
寒冷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多，溫暖炎熱的日子則是一年比一年少，很多有經驗的老農都說近十年來，他們自己感覺到春暖來的越來越晚，而秋天卻冷的越來越早。
十幾年前，二月中旬桃花就開了，而現在，三月初桃花才開，整個花季延後、縮短了十幾天。
由此，則越發凸顯了水利工程和肥料的重要性。
天公不作美，就要人力頂上去，沒有溫暖的氣候、充沛的雨水，就要依靠水利工程與肥料的助力在有限的時間內收獲更多的糧食。
有水利工程的地方，不管是旱災還是水災，都可以依靠水利工程進行抵擋，一定程度上削減災害帶來的影響，而沒有水利工程的地方，就隻能臉接大自然的偉力了。
所以袁樹在糧食危機度過之後的六月中旬召開了助農行動內部會議，把這半年以來的助農行動進行了總結，作了報告，並且進一步闡述了助農行動對於致良知的必要性。
而正是因為這半年來的一係列事件，使得袁樹的追隨者們脫離了書籍、進入到了現實世界，知曉了諸多現實世界的難處和生存的不易，也由此獲得了極強的精神滿足感和成就感。
他們了解到了現實世界的殘酷，但是更了解到了大家抱團在一起一致向上爭取所帶來的好的結果。
正向的情緒反饋使得助農會的成員們發自內心的認同致良知之學的正確性，發自內心的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極大充盈，感覺和過去的所有時候都不一樣。
人有了追求，有了盼頭，有了希望，有了想要去做的事情，並且得到了正向回饋，他們的精神麵貌明顯與其他沒有參加助農行動的士子不一樣了。
他們的眼睛更亮，身姿更加挺拔，行走更快，聲音更加洪亮，底氣更足，逐漸與其他同門拉開了距離。
也由此，袁樹產生了改組助農會、對這一組織進行更進一步的架構的想法。
他想要使之成為一個實體，而非一個概念。
本來，袁樹是比較想通過致良知之學成立一個學派的，但是現實因素使得他難以操作。
雖然說當前階段已經有很多人跟隨袁樹學習致良知的學問，每當他講學的時候，總有很多人認真聽講，但是歸根結底，這門學問如同所有的古文經典一樣，並不能幫助大家做官。
從根本上來說，袁樹提出的致良知之學是脫胎自《孟子》這本書，而《孟子》在漢代被視作輔翼儒家經典的“傳”，而不是“經”，其地位和左氏春秋這一類的傳文一樣。
而更重要的是，《孟子》甚至沒有被認為是可以解經的傳文，目前來看，僅有受到黨錮牽連的名士趙岐一人有著作《孟子章句》用以解讀孟子，但袁樹也隻是聽說，並未親眼看過這本書。
就算這本書已經問世，但是時間尚短，沒有有名大家進行品論，很難推廣，更遑論將其地位抬高。
所以在當前這一階段，並沒有依托《孟子》而形成的理論體係，沒有理論體係，就不能成為一個學派，一個學派，總要有“學”，然後才能有派。
目前整個東漢學術界，《孟子》被諸多學派當作是一本課外可以研讀的優秀的課外書，沒有專門研究《孟子》的學派。
致良知之學也是袁樹個人提出、並沒有名士大儒為其搖旗呐喊背書的一種新興學說。
所以袁樹和盧植商議過後，盧植認為，若是真的想要讓致良知之學在東漢學術界站穩腳跟生根發芽，首先要讓《孟子》站穩腳跟。
袁樹想要發揚光大的致良知之學是從《孟子》產生的，《孟子》若不能成為顯學，也就難以順勢帶動致良知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