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袁樹覺得禮製之類的東西真的很無聊，又繁瑣又浪費錢財，除了彰顯階級差異，並沒什麼實際用處。
但是隨著他對漢末社會的逐漸了解，便意識到禮對於這個古典國家的重要性。
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小門小戶平民百姓，整個社會都離不開“禮”。
大到皇帝即位、皇後冊封，小到平民之家婚姻嫁娶辦喪事，禮是一點都回避不了。
其影響力甚至延續到現代。
現代人結婚、辦喪事需要一定的環節，公司開業、個人搬新家、買新車也都要搞一些小環節，這些都屬於“禮”的範疇。
當這些東西深入人們的生活之後，便會產生方方麵麵的影響力，包括對政治、經濟方麵，也會有莫大的影響力，稍微有些變動，都會引起社會震動。
所以，後來的王朝都會有一個“禮部”，且地位往往都特彆崇高。
比如明代資深大臣進入內閣之前，都要先進禮部做禮部尚書熟悉朝廷禮製，然後才能進入內閣成為“閣老”。
在漢朝，因為秦火導致的禮製記載不全，以及今古文雙方的明爭暗鬥，使得一些禮製方麵的問題成為雙方爭論的焦點，能夠在禮製方麵擁有一定的理解和聲望，對於個人地位的提升效果是非常顯著的。
所以楊彪就非常直接的選擇了討論禮製問題。
在這個議題之中，所謂三年之喪，指的是服喪期。
一般來說，正常人家、官宦人家有了喪事，子輩會有三年喪期，三年之內要穿破舊的衣服，住在父母墳墓旁邊，吃素，不準有娛樂活動，以此表達哀思。
而放到國家層麵，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即位之後，要不要也搞三年喪期，這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最開始據說是有的，但是後麵考慮到太過於耽誤國事，所以又有了各種放緩的規定，比如讓新皇帝服喪七天意思意思，接著就恢複原樣。
但是所謂三年國喪畢竟是一個明明白白的禮製，自己關起門來怎麼搞是自己的事情，放到公開場合甚至是外交場合，要不要遵守、三年之內搞不搞事情，在春秋戰國和漢代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這和個問題是一個問題，而當這個問題撞上了卿出聘之禮後，又形成了一個新的問題。
春秋戰國時期，新君即位，往往需要遣使外出各邦交國搞外交活動，告訴這些邦交國自己這邊換了老大，新老大是誰誰誰，我們互相之間熟悉熟悉，繼續過往的友好，不要生分之類的。
這對於一國新君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一直到現代，一個國家的新任領導人上任之後，也會在任期的開始就出國去到重要的邦交國訪問，交代一些事情，這幾乎是慣例。
但是在這個時代，就和孝道禮製扯上了關係。
你老爹死了，你大張旗鼓派人出去告訴彆人你老爹死了，你當了新老大，讓人家和你親善，這是不是有違孝道？是不是不太尊重死人？要不要三年之後再說這種事情？
這就形成了一個關乎孝道和國家顏麵的重要禮製議題。
在這個議題上，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爭論不休，各執己見，今文學派認為三年之喪不可以使卿出聘，而古文學派則認為可以。
放到眼下，楊彪就秉持今文學派的看法。
他引用公羊春秋的意見，反對左氏春秋的看法，表示道：“三年之喪，不得使卿出聘，若出，有違孝道人倫。”
楊彪出招了，袁樹當然要接招。
“按照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乎古禮，何難之？”
袁樹的意思就是，按照現今流傳下來的周禮規定，諸侯之間的交往，每年一次的稱為問，每隔幾年一次的稱為聘，新君聘問他國或者他國來聘問稱朝。
這裡頭沒有說過三年之喪不允許諸侯之間互相邦交問候的規矩啊。
楊彪還是搖頭。
“古之賢王以忠孝治天下，三年喪期未出而行事，有違人倫，當為不孝。”
袁樹並不退避。
“左氏雲，繼位者，既葬除喪，喪期當以下葬之日為限，下葬之後，便可除喪，行政事，如若不然，三年不行政事，豈非天下大亂？”
楊彪繼續辯駁。
“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九年春，天子遣毛伯來求金，但是春秋經記載中並未承認這是王命，說明春秋不認可三年之喪可使卿出聘，左氏所言，謬矣！”
袁樹笑了笑。
“春秋之所以不承認這是王命，是因為襄王未正式下葬，隻要沒有正式下葬，就算過了一年，也不能認為出了喪期，宣公十三年夏四月，齊惠公卒，冬，新君便遣使訪問魯國，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楊彪立刻開動大腦全力思索，找尋針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但左思右想拚命檢索，也沒有找到應對之策。
袁樹看楊彪漲紅了臉使勁兒思考而不得的樣子，也不慣著他，繼續進攻。
“樹以為，隻要葬禮完成，就算沒有超過年限，也可以派遣使臣外出訪問諸國，古人雲入土為安，下葬之後，死者既安，尋常人無大事，可服喪三年，但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主為國操勞，不可有三年喪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