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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首輔值房出來，魏廣德回到自己值房，就直接提筆給工部下了條子，要求他們重新討論膠萊運河和迦運河之利弊，同時對兩條運河所需耗費進行大致估算。
惟一單獨注明的，就是迦運河按照五年時間，利用農閒時間開鑿而不是如這時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樣，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連日連夜趕工，爭取最短時間完成的模式。
條子寫好後，魏廣德把條子交給蘆布，讓他派人送往工部，直接交到尚書朱衡手中。
魏廣德不知道的是，今日不經意的意見以及和張居正在值房裡發生的爭論，對大明的曆史走向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原本曆史上，自弘治年後，黃河逐漸頻繁地於歸德、曹、單和豐縣一帶向東決口，洪水漫淹魚台、沛縣一帶泗河，運道屢被淤塞，山東南部運河不再暢通。
時任工部及總河都禦史翁大立於隆慶三年和四年，先後三次向朝廷奏言：改開新渠，以避黃泛。
“於梁山以南彆開一新渠，以避秦溝、濁河之險.比來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河口以遠河勢。經久之策……在開河以避洪水”。
翁大立的建議，當時不僅未被采納，自己還因延誤漕運而獲罪罷官。
然而自他開始，卻引發了一場長達三十七年的“河之議”。
隆慶五年四月，黃河又在邳州決口。
這時工部尚書朱衡又奏請開河，於是朝廷命禮科給事中雒遵前去勘察。
雒遵勘察後上言，開河雖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實在艱難，並列舉了“開三難”。
隆慶皇帝看了這個奏議，下令再次勘查。
這一次，總河都禦史萬恭回來後對朱衡講述所見所聞，讓朱衡轉變了看法。
奏報開“有三難，大略如遵指”，並說現在的漕河已經暢通了，徐、邳之間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開河了。
這個奏報再加上萬恭提出的“開六難”、“永罷開之策”之議等，使朝廷上反對開的意見占了上風，這樣開挖河的事也就作罷了。
朱衡當著魏廣德的麵再次提出開迦運河，其實也是相對於膠萊運河，開鑿迦運河要實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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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起碼，新河完工後可供漕船通行，而不是如膠萊運河般，因為水量關係隻能過吃水較淺的船舶。
時光又至萬曆三年二月，時任總河都禦史的傅希摯再次上疏朝廷，重提開挖河。
他在《開疏》中係統闡明，治理黃河應當從它最大的禍患著眼，一定要使它從根本上得到治理。
傅希摯在疏中批駁了開挖河的“三難”之說，稱自己派鑽探、測量和繪圖的專人到“三難”的地方逐個勘察，得出的結論是可以解決上述難題。
傅希摯關於開挖河的奏疏，詳細寫明了解決辦法，如此深入詳實、精準透辟，入情入理，勢如高屋建瓴，實為一篇治水理論的傑作，這與一些官員奏章中常有的那種空泛、教條、庸冗之風，形成鮮明對照。
其基於實際的真知灼見，產生了強烈的說服力，這不能不使當時的萬曆皇帝為之讚賞。
萬曆看後，即命工部都給事中侯於趙，會同傅希摯和巡漕禦史劉光國，共同提出一個明確具體的議案來回報。
開挖河之役，看似已經說動了萬曆皇帝的心，即可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