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過，自然知道是好書，可是這書的硬傷還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事實上，小皇帝朱翊鈞雖然曾經對這書極為喜愛，但是在長大了，真正親政以後的所見所聞，卻因為和《帝鑒圖說》差距巨大，不由得產生了懷疑，並由此推翻了以前所有受到的教育。
這可不是說大臣經過了嘉靖朝就變得聰明起來了，知道皇帝的手段。
但是也因為要求過太高，高到不切實際，讓萬曆皇帝心態逆反，反而做出了壞事兒。
曆史上的萬曆皇帝看明白了嗎？
應該是看明白了，卻沒有學會馭下的手段。
做差了，也就那麼回事了。
如對漢高祖劉邦，就有“入關約法”、“任用三傑”等；對唐太宗李世民，則有“撤殿營居”、敬賢懷鷂”、“弘文開館”、“麵斥佞臣”等；對秦始皇贏政，即為“遣使求仙”、“坑儒焚書”、“大營宮室”；對宋徽宗趙佶，即為“應奉花石”、“任用六賊”等。
當初隆慶皇帝就做的很好，他上台後就充分利用高拱的性子，讓他和徐階對立。
魏廣德此刻聽到陳矩說兩宮太後對張居正負責編撰的《帝鑒圖說》好，心中卻多少有些歎息。
教士子是道德高尚和如何做事，教皇帝是如何選人和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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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你和皇爺講課，除了講《尚書》外，其他時間都說前朝之事。”
魏廣德顯然不認為相權太大是好事兒，它需要皇權製約。
陳矩皺眉說道。
不得不說，這就是張居正的失誤。
這種態度，可以說酸腐，也可以說春秋的士風尚存，頗有孟子行事的風格。
兩派都要製約，還要平衡，該打擊強大的一派就得果斷出手，避免尾大不掉。
“他們，或許做老師是合格的，但卻不能算合格的帝師。”
儒臣無法決定皇帝的心意，道德教化也不能代替實力製約。
“太過理想化，書裡標榜的自然都是對的，可世間哪有那麼多美好。
由於它圖文並茂，的確激發少年皇帝閱讀的興趣。
自己上位後，依葫蘆畫瓢就行了。
皇帝，做為高高在上的人，做事卻不能親力親為，所以得學會用人。
應該說，張居正編的書，萬曆皇帝其實是看進去了的。
可是，張居正終究是文臣，是儒家思想的堅定支持者，所以難免加入一些私貨。
而恰恰也因此讓他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知道的，不過是嘉靖皇帝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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