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習習，天氣轉暖。
早晨，山院內一改往日之寧靜，隨王宏遊學的十來名士子已在院中等候，其中便有包含張虞、酈嵩二人。
“入堂！”
在侍從的呼喊聲中，院中張虞與十來名士子於階下脫下鞋履，背負書囊，在廊間趨步而行。
“張虞！”
溫劭快步上前，用自己的肩膀從背後故意撞了下張虞。趁著張虞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又快步從旁經過，而後瞪了眼張虞。
看了眼溫劭的背影，張虞眉頭微皺。這些日子不見溫劭，張虞差點都忘記了有這號人。
“濟安！”
酈嵩說道：“我聽外人言，溫劭心胸狹隘，睚眥必報。市井之事，怕溫劭不會忘記，今後當會尋機報複！”
張虞盯著溫劭的背影，冷聲說道：“膏粱子弟！”
“走，長文公要到了！”
聽見王宏的沉重腳步，張虞與酈嵩趨步入堂。
因來得有些晚，張虞與酈嵩選擇左邊二排兩個臨近的位子，並將書囊裡的筆、墨、刻刀平整地擺放在桌子上。
“長文公到！”
“仆等拜見先生，願先生體安！”
十來名士子齊刷刷起身，向高位上的王宏問好。
“坐！”
王宏捋了捋髯須，招手示意眾人坐下。
“諾！”
張虞調整了下支蹱，而後跪坐在蒲席上。
支蹱者，形如T狀，其用途是在跪坐時，將橢圓形麵墊在屁股下方，底部置於雙腳之間，如此可令腳跟免於受壓，便於長期跪坐。
任何人跪坐長久，腿腳都會不便，故支蹱的發明，讓跪坐成為方便之事。同樣因有使用支蹱的習慣，交椅也能輕易被漢人士子接受。
王宏象征性的攤開一卷竹簡，沉聲說道：“孔子曰：‘吾誌在《春秋》，行在《孝經》。’故治經，需以《春秋》《孝經》為先，二經中需以《經》為先！”
“為何以《孝經》為先？”
因早已治《孝經》多年，王宏幾乎可以不看任何內容，繼續說道：“曾子侍孔子時，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而不能答。”
“子示疑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張虞側耳傾聽王宏所講述的內容，不得不說王宏對《孝經》理解造詣非常高深，不僅能引經據典，還能針對漢代宣傳的忠孝思想進行解釋。
如漢代為構造自己統治秩序時，非常巧妙的利用孝與忠的捆綁，而修《孝經》的王氏顯然是為此提供理論依據。
孝如何能與忠掛鉤？
其理由非常簡單，你的一切由父母所給予，故你需要回報父母。
那如何回報父母呢？
讀書進仕，光祖耀宗，屬於進孝的最終目標。
故人應先孝順父母，而後為國君效力，以達到建功立業這一目標。
如何為國君效力，《王氏經》同樣給了一種解釋。
你用愛孝順母親，用尊敬以待君主，那麼你需要用愛與敬侍奉父親。
為何要尊敬君主？
因為你尊重並順從上級，才能保住自己的官爵，這樣才能不讓你父母蒙羞，才能如常祭祀祖先。
隨著王宏講解的深入，張虞已是明白漢代修經的部分意義。修經除了教授知識、謀略外，還有利用孝與忠的捆綁，構造政治理論思想，宣揚效忠國家的意義，確立君臣與父子的關係，並維護大漢統治的合法性。
當然，東漢時期的儒學思想，與明清時期的愚忠理念不同。因忠從孝衍生而出，故孝在國之前，如此思維模式下的士人，他們很多時候為選擇自己家族利益，或是說以孝順父母為先。
兩漢時期，為父母報仇而殺人者，不受懲罰之現象，可以變向說明孝優先於忠。
另外一方麵來說，正是因東漢社會以孝忠為價值觀，也才有誕生出這麼多士族、豪強。
西晉王朝為何被人調侃為以孝治國，而非以忠孝之國？
其原因不難理解，西晉從根本上打破了兩漢長期所構造出來的孝—忠價值觀體係。
當忠不能作為價值體係宣傳時，孝則被西晉格外看重。如此之下，伴隨著政治環境惡劣，則為門閥士族的強大提供了土壤。
王宏侃侃而談，張虞在下認真記錄著筆記，並在關鍵處做上標記。相比當下士人，他因有後世的思想熏陶，很難接受忠孝價值理念，故更多是抱著學習的心態。
傾聽之同時，張虞不禁聯想到了王允的所作所為。或許因從小研學《孝經》，王允的靈魂深處被印上深刻的忠孝之道，能為東漢效力至死。
同樣，即便有諸侯王複辟漢室，或許對王允而言，這是屬於為臣亂上，非漢室之正統。
不知王宏講了多久，嗓子甚是乾澀，端起案幾上的水樽，輕抿了幾口。
“咳！”
“休息片刻！”
“諾！”
有了王宏的發話，坐在士子們如釋重負，活動僵硬的腰背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