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就到了農曆臘月，每年這個時候，要回家過年的心就開始蠢蠢欲動了。
在農村，過年可是大事，不是有句話說嘛，“有錢沒錢，回家過年”。
過年就是讓思念得以相見，讓親人得以團圓，讓勞累了一年的身體得到短暫的休憩，讓所有人生的困擾和煩惱都先靠邊站，家家戶戶都洋溢著喜慶的氣息，貼春聯，放鞭炮，穿新衣，殺豬燉菜.
小孩子興高采烈的哼著小曲滿街跑：“小孩小孩你彆饞，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粥，喝幾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燉豬肉；二十七，宰公雞；二十八，把麵發；二十九，蒸饅頭；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滿街走。”
一年的省吃儉用，就是等著到了過年好好的吃幾天，父母平時在家不舍得吃，趁著孩子過年都回家，所有好吃的東西都擺上了桌，看著孩子們大快朵頤的吃著愛吃的飯菜，就是父母最開心的時候。
寧致遠家裡也不例外，父母省吃儉用了一輩子，養了四個孩子，每年就盼著孩子們都回家來圍著圓桌吃吃飯，聊聊天。想到這裡，寧致遠眼睛不覺一酸，想著從小到大的過年的場景，又想著今年家裡要怎麼過年。
今年對於這個家來講，真的是多事之秋，先是大姐寧靜離婚了，再就是爸查出來肺癌晚期，然後寧致遠又被抓了進來，生活總是變著法的讓人五味雜陳。
真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啊，喜慶的節日對於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家庭來講，那就是錦上添花，但對於家庭支離破碎、天各一方的人來講，越是帶著喜慶氛圍的日子，越是顯得更加的哀傷淒涼。
這不禁讓寧致遠想起了在文學作品中廣泛運用的一種手法叫做“反襯手法”，是以樂景寫哀情，通過描繪美好的景物來烘托內心的悲哀和淒楚情緒，通過表麵上的歡樂場景來傳達深刻的悲哀情感。
這種手法在清代王夫之的《薑齋詩話》中有詳細的論述：“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說明以樂景寫哀情的效果是通過對比來增強情感的表達。
比如杜甫在《春望》中寫道：“感時花濺淚，恨彆鳥驚心”，在這句詩中，美麗的花朵和鳥鳴本應帶來歡樂，但實際上卻表達了詩人對國家戰亂的感傷和對離彆的愁苦。
再比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雖然描繪了美麗的春花秋月和小樓東風，但實際上透露出詞人無限的哀傷。
還有李清照的《醉花陰》“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用美好的黃昏景色襯托出詞人的愁緒，無疑都是通過美好的景物反襯出內心的悲哀和愁苦。
寧致遠正沉浸在哀傷之中，突然被一聲很大聲的“2321”所打斷，他下意識的回答道“到”，並趕快跑向門口。
看著管教麵無表情的開門關門，寧致遠頓時覺得這個快過年了確實會讓人的心態發生很大的變化，管教明顯比平時更煩躁，好像在快過年的時候就特彆煩有事找他一樣，耷拉著個臉，很不情願的做著手頭上的事情。
看著他身上的製服，寧致遠突然明白原來都隻是工作，都是養家糊口而已，哪裡有什麼其它的所謂的正義感、道德感，這些都是虛無縹緲的東西，都是人們在自己的腦海裡建立的東西罷了。
在寧致遠之前的認知裡，穿著白大褂那就會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穿著警服就會不畏艱險將生死置之度外，他會不自覺的把這些個可貴的品質跟一身衣服聯係起來，現在想想不覺有些可笑了。
衣服是隨時可以脫下來的，但品質就是品質，到哪都一樣，在任何時候都不會變質，所以一個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對於生命的尊重不見得比一個冒著生命危險下河救人的普通老百姓要更高尚，一個穿著警服的貪生怕死的警察也肯定比不上那些個願意挺身而出見義勇為的普通人更勇敢。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要提升或者說轉變下自己的認知，有些東西要定好評判標準，要看到本質，為什麼一個普通人挺身而出就可以評為見義勇為並得到獎勵？因為那不是他們應該做的但他們毫不猶豫的去做了，這種對品質進行弘揚的行為就值得去鼓勵；
反過來，如果一個醫生，在路邊看到了傷者及時去搶救，這種行為就沒必要大肆渲染，這難道不應該嗎，這就是他的職責呀，對吧。
我們該怎麼區分職責和工作？很簡單，他穿著白大褂在醫院裡上班，拿著工資，這就是工作；但當他脫了白大褂，下了班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傷者也去儘力救治，這就是職責，前者隻看勞動報酬，後者才涉及職責道德，前者不影響後者的存在，但後者的存在不以前者為前提，這就是本質區彆。
不知不覺就來到了審訊室裡，管教仍是像往常一樣把他鎖在特製的凳子上就關門出去了，坐在那裡寧致遠不自覺的想著會是誰呢？仔細想想其實也不難猜了，案子已經到了檢察院這裡，在還沒有退檢的情況下跟承辦是不會有任何關係了，律師呢剛來過，也不會這麼頻繁地再過來。
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那剩下的就是答案了，那肯定毫無疑問就是檢察院的人了，畢竟自從案子到了檢查院以後還沒有任何一個檢察官來找過他了解情況，現在快過年了又，那就算走走流程也要來找他談一次，寧致遠心想這樣思忖著。
果然，不一會，兩個穿著檢察官製服的人（寧致遠是根據駐所檢察官的著裝才認出了前來這裡的兩位是檢察官的服裝的，每個派出所都有駐所檢察官，名義上是說如果嫌疑人的人身權利受到傷害，有訴求的話可以找駐所檢察官如實反映情況，但基本上也就不會有下文了，本來嘛，給你反映的渠道跟重視你反映的問題就是兩碼事，這是體製內製度上的特色），有說有笑的推門進來了.
兩人都是女性，一名年紀在25歲上下，手裡提著筆記本電腦，坐在寧致遠對麵的右邊；一名年紀稍大，在50歲左右，坐在寧致遠對麵的左邊，她倆坐下後，調了調座椅的位置，看了一眼寧致遠，然後就開始了下麵的對話。（注：年輕的檢察官用檢A代表，年紀稍大的檢察官用檢B代表）
檢A：“你好，我們是檢察院的，今天來找你了解下情況，希望你好好配合。”
寧：“好的，我一定好好配合。”寧致遠認真的回答道。
檢A：“我看你請的律師之前已經到檢察院看過檔案了，也來這裡跟你會見過了，相信我們掌握的情況你心裡也都清楚，那我們就不多說廢話了，你對這些證據有什麼要說的嗎？”她邊說邊敲擊著電腦。
寧：“有。在說之前呢，我想先聲明一點，&bp;我本人是初犯，確實對犯罪的一些流程和專業的名詞沒有什麼準確的概念，如果我說的話有什麼在你們看來不對的地方，還請一定要帶著這種角度而不是從每個嫌疑人都會為自己找借口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雖然我明白大家立場不同，偏見也不可避免，被誤解是常態，但常態並不代表一定要這樣，我隻想述說事情發生的真實過程，至於怎麼判斷，我完全接受你們的審視和選擇。”寧致遠說道。
檢A：“你可以開始了。”她頭也不抬的說道。
寧：“首先，我不認為承辦在給客戶錄口供時的行為符合正常的程序正義的標準，當然我不排斥、我也認同承辦在辦案時可以使用一些特殊手段，但特殊手段隻是形式，本質上還是要以取得真實的口供為目的的，對嗎？
不是說有權利使用特殊手段就一定要用，這要根據特定的案件、特定的審訊人來相機抉擇看有沒有必要用，對嗎？
不能像手裡拿著一把錘子就看整個世界哪哪都像釘子一樣，也不要覺得使用特殊手段就能短平快來達到節省司法資源的目的，我覺得這個使不使用的唯一評判標準就是能不能拿到最真實的口供，這是最為關鍵的。
當然，這個選擇是門藝術，不可能所有的承辦都掌握了這門藝術，而且這還要排除個人的主觀意願問題。
但很明顯，我遇到的這位承辦就沒能掌握這門藝術，或者也許他掌握了，但就是不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