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為了避免今後走向“羅慕路斯也是韓國人”這種論述，也得想辦法解釋合法性獲取的問題。
這也是雍正思路中，麵對的困難的後半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相對於其他文明，中原人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長期災害和戰爭帶來的強大組織能力。想要挺過威脅，大家必須以更加嚴密高效的形式進行組織，向團體讓渡更多權力，服從上層的指揮。
中原文明的特質，很大程度都是來源於此。後世人們給出的各種讚揚或是批判，也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這一點展開。
有人把這稱為社會學的早熟，不過郭康見了這一圈其他文明，覺得更合適的說法還是“過度軍事化”——相比於其他文明，這才是中原人最突出的特質。而社會組織和相關理論的完善，隻不過是服務於軍事的手段，所以跟著發展了而已。
而現實是，且不提各種災害。按後世人的統計和計算，人類曆史上總共發生過一萬多次戰爭，其中三分之一都是中原文明打的。他們生活的就是這種環境。
大概是隨著後來技術的發展，以及各種組織方式的成熟，後人漸漸不需要這麼“瘋”了。整個中原文明，軍事化的程度其實是在下降的。
在郭康那會兒，曾經有人發掘出了商朝的遺址，發現了個奇怪的現象：他們的屋子很小，爐灶也不夠一家人做飯用的。經過調查和計算，人們才發現，這些住宅本來就不是給家庭使用的。
那個時代，成年男性和女性是分開居住的，哪怕結婚生子之後，孩子也和母親在一起。而眾多男性則專門集中在一起，這很可能就是為了應對軍事要求。
簡單來說，就和斯巴達人那種情況差不多。不過斯巴達人隻有一個城邦，而商人到底搞了多大規模、有沒有其他人效仿，就不知道了。
但有一點。這些人要是看到自己後代的樣子，大概率是會覺得他們過於軟弱，毫無中原人的信仰與精神吧……
在這樣高度軍事化的群體裡，指揮者的權力也比其他文明更大、更穩固。用古羅馬比喻的話，就是這個文明常年處於戰爭狀態，所以掌權者日常就是軍事獨裁官。
而這會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人不可能總是做出正確的、有利於群體的選擇。權力和責任總是對應的：無所不管、把一切資源都整合起來用於對抗災害的強大權力，對應的就是無所不管、一切事情都要它來承擔責任的無限製義務。
平時，指揮者能以大局為理由，直接拒絕反對意見，乃至用強力手段壓製其他聲音，要求所有人為了目標出力。因為戰爭和水患都是拖不得的，重要的時間點往往稍縱即逝，根本沒時間給大家博弈、討論。而且，它們關係到的利害也非常重大，其他的各種要求都可以為之讓步。
西門豹治水時說，“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民間雖然對於西門豹的驅使不滿，但還是在規則的強製要求下完成了水利施工。最後發現確實有益，就沒人再指責他，也不認為他的話是蔑視自己。長期以來，整個製度就是如此運行，人們也被教育要服從規則，為了集體利益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