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麵，在麵對戰爭和水患的時候，任何決策錯誤都是致命的。而且，往往也沒時間去討論和更改。同時，因為決策者權力高度集中，所有的誤判都會被放大，招致嚴重的後果。因此，一旦決策者出現嚴重問題，就需要用儘快的方式把他排除出去，而這種最高效的方式，往往就是通過**消滅實現的。
無論是信陵君救趙，還是項羽破釜沉舟，為了奪取兵權，都采用了直接擊殺原本將領的手段。但之後，這些故事卻被傳為美談。其中的邏輯，自然也是不難分析的。
因此，在外人看來，中原政權的運轉過程，可能顯得十分酷烈。平時的管製十分嚴格，而一旦出事，立刻刀光劍影。
這種特點，也沒法拿單純的“好”、“壞”來判斷。因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很多時候沒法定義“先進”“落後”，隻能用“適應”來衡量。既然其他方式適應不了黃河，那就隻能這樣了……
而中原的政治哲學，也都在體現著這兩個方麵。
比如最典型的儒學，其實有兩部分。就像孔子強調社會關係時，總是成對說一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關係也是共同存在的。
一方麵，理論中主張，所有人平時都要遵守規則，在禮製的約束下活動；另一方麵，它也不斷強調，能力不合乎要求的人要趕緊離開掌權的位子。
在孔子的時代，這種表達還比較溫和，隻限於對大小貴族的要求，對於社會頂層和底層沒有涉及。
到孟子的時候，隨著“士”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對普通人也有了要求；而對應地，能力考核的範圍也擴大到了君主，產生了“誅一夫”的理論，要求用暴烈的方式淘汰不合格的統治者。
後世統治者當然隻想要其中一方麵。這一點從傳世典籍的流變裡，能夠直接看出來。
後世人曾經發掘出了戰國時代楚國的儒家簡牘，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的相同段落進行對比。結果發現，簡牘裡說的是“君子之立孝，愛是用”，而傳世文獻裡則成了“忠之用”。孝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之一，也是若乾禮製的基礎，結果把基本定義都給改了。
後麵的文字裡，簡牘中列舉了對於君、臣、父、子、兄、弟六個方麵的要求，但傳世文獻裡，對於君、父、兄的義務都被刪掉，隻剩下三個了。類似地，簡牘裡“孝而不諫，不成孝”這樣的，整句都不見了。
但問題是，中原的哲學非常注重實用，並不是憑空架構的神學體係。這些理論是對於客觀現實的描述，把它們刪了，也不代表需求會跟著消失。古人嘲諷說：“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種行為，最後也沒能讓任何一個王朝哪怕晚滅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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