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法蘭克人史》是當時圖爾的主教格雷戈裡，站在奧斯特拉西亞王國的官方立場上，進行寫作的。從創世紀開始，寫到591年，也就是格雷戈裡主教去世之前。這算是一部教會史，主要目的是關注道德和宗教問題，對曆史人物和事件進行褒貶，以此宣傳自己的主張。”
“我明白了，這其實不隻是史書，也經書吧。”羅貫中點點頭：“要進行一字褒貶，讓亂臣賊子感到恐懼的。”
“他可能真的這麼想——當然，因為是官方立場的史書，所以很多時候，主教也被迫使用一些隱晦的寫法，甚至讓書裡頭的內容都經常顯得陰陽怪氣的。”郭康想了想，說。
“那也不怪他。給蠻族寫史書，不得不更加小心。”羅貫中評價道：“要不然，就成了崔浩了。”
“也是……”郭康想了想：“他和崔浩好像也確實是一個時代的……”
“那其他的幾本呢？不知道能不能拿來看看。”羅貫中似乎有了興趣。
“還有一本是勃艮第立場的《弗萊德加編年史》，這本書更堅定地使用了特洛伊起源說，全書就是從特洛伊戰爭開始的。第三本是紐斯特裡亞立場的《法蘭克人史紀》，這一本的記錄更複雜。”郭康說：
“要是按他們的說法，當年特洛伊城裡，跑出來起碼三波人。除了埃涅阿斯帶領的羅馬人祖先，還有一個叫法蘭克奧的首領，帶人遷徙到了萊茵河一帶，建立了‘新特洛伊’城。那個地方被稱為西乾布裡亞，也就是後來的薩利安人老家——這幫人是法蘭克人的主要一支，法國人現在用的薩利克法典，據說就來自他們。這樣一來，就串上了。”
“當然，還有更奇怪的說法。他們還認為，另外有一批人，追隨著首領托爾科特，逃離了特洛伊，所以這些人就被稱為突厥人。我也不知道這個是怎麼想到的……”
“特洛伊城怎麼跑出來這麼多人的？”喬鋒驚訝道：“怪不得說希臘人打這一仗打虧了。城裡的人恐怕是越打越多了吧。”
“這種肯定不是值得采信的真實史料，演義的成分太重了。很多故事就是這樣，原始的材料很少、很簡單，但經過民間演義和文人采集，就越來越豐富曲折了。所以受歡迎的演義故事，往往不是一個人就直接編出來的。在歐洲，情況也是差不多的吧。”羅貫中判斷道：
“不過，按這個說法，大家豈不都是一家人了？從這個角度看，倒是也有宣傳價值吧。”
“我估計其他人多少也知道。但是，在蠻族國家裡，能留下這種係統史料，已經算很難得了。”郭康回答：“所以，之後的時間裡，法蘭克人各邦國也一直在堅持這種觀點，自稱是當年特洛伊國王普裡阿摩斯的後代。”
“因為這個說法，對大家都有好處，所以也沒人認真反駁，就這麼流傳下來了……”
“這倒確實。”喬鋒點點頭：“你剛才也說了，故事如果能營造共識，那也是很有用的。”
“是這樣。”郭康點點頭。
實際上，法國人的共同認識，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堪稱用傳說來號召人的經典案例。不止在這個時代，在後來也同樣是如此。
一直到波旁王朝時期，法國官方層麵都堅持認定自己是特洛伊人，也是羅馬的親戚和繼承者——這一點，和同時代的奧斯曼如出一轍，雙方的目的當然也差不多。不過，在啟蒙運動時期，這個說法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隨著文化的傳播和曆史知識的普及，曾經被認為是“信史”的特洛伊起源說，已經無法繼續說服大家了。
早期的反對者，是一些貴族自由派人士。他們反對國王的**，為此也開始反對傳統的民族起源故事。這些貴族研究者認為，法蘭克民族和特洛伊根本沒有關係，這個國家也是法蘭克人征服高盧的產物，現在的國王和貴族，正是克洛維與他的戰友的後代。
而法蘭克人的傳統裡，國王和貴族們是“夥伴”，而不是上下級。因此，國王剝奪貴族的權力和財產，違反了傳統。大家應該對此進行抵製才對。
當然，貴族自由派反對的隻是國王的**，並不反對貴族的**；自由也是貴族之間的自由，和民眾無關。相反，按照這個理論，國家裡的人，是由上層的法蘭克征服者和下層的高盧被征服者組成的。被征服的高盧人是奴仆，應該服從法蘭克人的管理。國王隨意任命平民充當新貴族，更是對征服者們共有利益的背叛。
也因此，這個說法很不受歡迎，遭到了國王和平民的雙重抵製。
在當時的論戰中，德·布蘭維裡耶伯爵提出了一套係統的說法，還借鑒了理想國的模型，希望把國家營造成等級分明、各個階層各安其位的社會。而國王的支持者迪博修士則進行了反駁，堅稱高盧人和法蘭克人都是羅馬臣民。包括克洛維本人，也是因為得到了羅馬的任命，獲得了合法的統治權。所以大家都是羅馬人，沒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區彆。
而這場論戰，給了更多人靈感。大革命時期的活動家西哀士，對征服說進行了反向利用，宣稱平民階層都是高盧人的後代，應該團結起來驅逐頭上的法蘭克人，把征服者的後代“送回法蘭克人居住的森林中”。由於西哀士的影響力很大，加上大革命對於法蘭西民族的塑造本身就有重要作用，“高盧說”一時又成了主流。
不過，也有人認為，把階級對立和民族對立混同的說法，加劇了社會的矛盾。大革命結束之後，一些就開始進行反思。七月王朝時的政治家基佐認為，更應該促進階級之間的和解而非鬥爭。同樣，他也更強調不同族群的融合，而不是對立。
基佐提出，不管是高盧人還是法蘭克人，平民還是貴族，都是法國人，都有共同的祖國。對於法蘭克人的入侵，他也認為，法蘭克人雖然沒有足夠的文化水平去改變社會政治製度，但還是給已經腐朽的羅馬注入了新鮮血液，帶來了個人自由的精神。所以，應當客觀看待其中的進步性。
當然，也有人思路和他完全相反。另一位曆史學家奧古斯丁·梯葉裡就認為，法蘭克入侵者和高盧-羅馬民族的矛盾，是不可能調和的。因此，他十分反感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認為這倆都是純粹的外族侵略者，不能算是法蘭西民族史的一部分。
梯葉裡和他的弟弟，把這個說法逐漸完善並宣傳開。他們認為，法蘭克人和高盧人從來沒有實現融合，反而一直相互敵對，未來也不可能和解。按照“墨、加非法國說”，應該把這兩個王朝開除出法國曆史，而從巴黎伯爵厄德當選西法蘭克國王開始算，因為卡佩家族至少算是本地人了。
基佐和梯葉裡兄弟的理論，引發了深刻的影響，法國學界自此開始了蠻族入侵有益和無益兩種思路的長期爭執。普法戰爭的結果，更是引發了又一輪熱潮。很多人把普魯士類比成入侵的蠻族，認為這是日耳曼蠻子對高盧-羅馬的又一次侵略，以此號召大家奮起抵抗。
而隨著時間發展，更多史料被發掘出來，學界漸漸又開始改變看法。大家漸漸發現，蠻族入侵並不是一件有謀劃的整體過程，蠻族之間也根本不是鐵板一塊，蠻族遷徙的理由各種各樣，和羅馬的關係也並非都是敵對。後來的學者也開始有意識地減少使用“蠻族入侵”這類詞彙，而這也對社會產生了影響。
可以說，法國在文化方麵，不愧是歐洲、乃至一度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其他地方的很多思潮，都是他們一百多年前就玩剩下的。
而在長期的研究中，他們自己也總結了不少經驗。法國學者還專門提出了“記憶史”的概念，認為探求和塑造自己的“起源”故事，能為世俗化的民族，帶來所需要的意義和神聖性。考慮到絕大部分民族，其實沒有多麼宏大遙遠的起源故事，這種塑造，就尤為重要了。
而對於中原人來說，這也更好理解——曆史，就是世俗民族的信仰和神話。哪怕明朝時候的人，如果對曆史有些感悟，在了解歐洲人這種狀態之後，應該也是可以看出些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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