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其實縱觀高務實這近三十年的忙碌就會發現，他來到大明之後所做的事情看似很多很雜，但歸根結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不是強軍拓邊，不是科學發明，不是推動工商，不是引進西學，更不是拖到現在還沒動手實施的科舉改革等等，而正是財政改革。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政治是經濟的延續。所以，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是經濟問題，這個破舊漏風且有著嚴重先天缺陷的大明王朝，最缺乏的就是一場係統的經濟改革。
經濟改革不能等自下而上的變化，否則一定會伴隨著政治動蕩，繼而爆發軍事動亂，最終摧垮整個王朝，來一場徹底的大洗牌。然而即便如此，這場由經濟問題引發的動蕩也未必能促成一個嶄新且適合當時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也就是新的經濟製度。
恰恰相反，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這場動蕩的結果最終隻是摧毀了原先畸形享受了太多特權利益的集團，然後換上一批新的特權集團取而代之。
清明交替，本質上不過如此。
所以，自下而上的經濟改革是指望不上的，高務實在堅持不讓中華文明大失血的前提下還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主導一場自上而下的經濟改革。
經濟改革的範疇是大於財政改革的，它至少包括官方與民間兩個部分，而財政改革基本上局限於官方內部。然而，財政改革卻是經濟改革的先決條件，畢竟中樞財政如果已經窮得能餓死耗子了，那什麼經濟改革都不過隻能想想而已，完全是鏡中月水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縱觀高務實這些年的在財政改革上花費的力氣，就知道他的方針是一步一個腳印，踏穩每一步，再布置下一步。
為什麼非要這麼做？因為大明朝各方各麵都腐爛得厲害，猶如一個久病不愈的患者，已然虛不受補了。此時你給他一劑看似完全對症的猛藥，他那破身體卻根本承受不起，到時候結果無非是體內的病毒死沒死不知道，但人肯定能瞬間死挺。
在這一點上，有一個高務實一直十分警惕的桉例，那就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搞休克療法，結果真把自己搞休克了的故事——並且從那以後，俄羅斯的經濟實際上從沒爬起來過，反而徹底陷入深深的能源依賴，經濟結構異常畸形，幾乎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在高務實看來，大明朝的實際情況其實連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還遠遠不如，畢竟俄羅斯手裡有大殺器，旁人再怎麼覬覦它也隻敢在經濟層麵敲骨吸髓，卻斷然不敢直接操刀子把它往死路上逼。
但是大明沒有那樣的大殺器，它沒有一種可以確保與敵人同歸於儘的震懾力，所以在原曆史上一旦大明內部矛盾在外部矛盾的壓力下被激發，最終就導致了亡國。而亡國之後的內部矛盾依舊無法解決，因此外部敵人趁機吃掉了它最後的遺體。
這就是為什麼高務實的財政改革一開始動手的方向是解除海禁和軍工私營。
沒有大殺器，那是這個時代的局限性，沒有辦法解決，但是可以先把軍事實力提上來，確保外部威脅被降低到最底程度。在這個前提下，就可以開始內部改革了。
不過高務實依舊很謹慎，他先選擇了一個雖然重要但看似並不太過於起眼的項目，於是便有了《紓驛路疏》。
通過驛路改革，大明朝丟掉了一個巨大的財政包袱，每年節省了數十萬兩的花費不說，還讓驛站能夠反過來給財政供血。雖然這個反哺的絕對數量並不多，但一進一退之下，那也是將近七十萬兩的差額，至少可以說不無小補。
開海日久，國庫日豐，給財政帶來的收入從數十萬兩到數百萬兩，如今海關加陸路出口兩項收入已經基本達到了每年約八百萬兩，成了大明朝的財政支柱之一。
軍工私營，不僅解決了很多不必要的原料浪費、冗員開支，還讓軍隊的裝備在二十年後煥然一新，甚至還在不斷提升先進性，綜合算下來一年也要節省至少一百餘萬兩，個彆備戰時期甚至能超過兩百萬兩。
再加上驛路改革，僅僅這三項“攻守易勢”，大明朝的財政便多了千萬兩的歲入。
在這之後，高務實地位已經穩固，因此在皇帝的需求和他的目的吻合之下，開藩禁就成了下一個推進的改革項目。
朱元章對自己的親戚十分看重，他製定的世襲爵位製度對子孫們做了充足的打算。即使是像劉備那樣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輩都打不著的子孫，朱元章也預留了爵位，並準備了相應的俸祿。
然而朱元章沒有想到的是，十幾代下來，他的子孫們已經繁衍到了幾十萬人以上。明朝皇子長大以後就不能留在京城，必須分封，每一次置藩都會圈走封地最好的良田，越發加劇了土地兼並。
這樣十幾代下來，全國最好的田地全都變成了皇莊、王莊。例如原曆史上的崇禎年間，河南的二分之一、山西的四分之一土地，全部為宗室所有。
這叫老百姓怎麼活呢？老百姓連活路都沒有了，又哪有能力交稅？最可笑的是，宗室的土地卻全都不上稅！
同時，大明財政還得給這些宗室大量發放俸祿。以嘉靖中葉為例，全國每年所供京師米計400萬石，而各處供藩府子孫的祿米卻是853萬石，超過兩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麥不過152萬石，而宗室祿米卻需312萬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麥843萬石，而宗室祿米卻需192萬石。
大明的財政，很大程度上是被這幾十萬全靠國家奉養的宗室給拖垮的。以宗室、勳貴集團為代表的“封建貴族”此時雖然衰弱了，但他們免稅的特權卻沒有失去，同時還反過來吞噬了大明的財政。
最坑的是，由於靖難之役的影響，大明皇族雖然掌握了全國最多的土地和財富，吃掉了大半的明朝財政收入，但除了皇帝本人的內帑，其他皇族的財富卻不能用於資助財政和軍費，皇室子弟也不能參軍打仗。
但與此同時，大量的低級宗室因為朝廷財政窘迫，宗祿經常長期性拖欠，又有祖製不允許他們做其他事，導致生活困頓。他們之中不少人甚至不得已故意違反規定，以此來撈一個去鳳陽“宗室專用ivp監獄”吃牢飯的機會，這簡直是正反兩麵都拉滿了嘲諷。
因此高務實推出了開藩禁的一係列改革措施，措施前文有述，這裡就不複述了，總之最後甩掉了一個大包袱不說，還“解放”了大批低級宗室，讓他們能在朝廷的部分支持下開始新的生活。
雖然在最初的幾年裡，朝廷花掉的銀子比節省的還多(注參照前文，相當於有個“宗室買斷”製度，所以一開始很花錢。)，但是數年之後朝廷就輕鬆多了，每年直接支出少了約一百五十萬兩。
可能有人會問，怎麼才少了一百五十萬兩，這和之前宗室花費對不上數啊？
有兩個原因其一，本來在萬曆朝時，理論上要花給宗室的銀子每年高達1256萬兩左右，但事實上這筆錢根本花不起，因此援引舊例，自然會大幅削減，隻發很少的一部分，最少時能達到隻發十分之一的程度。
其二，開藩禁也不是全部宗室以後一概不管，至少那些親王、郡王以及他們的兒女什麼的，這些人還是必須繼續養著，隻是高務實限定了財政供養的名額上限。
由此兩相加減之下，最後每年節省下來的直接開支就是一百五十餘萬兩。
哦，對了，這裡插敘一下根據魏源的《聖武記》，韃清初年花在宗室俸祿上的銀子就高達六百萬兩左右，而韃清宗室占地——其中多數為強占——麵積也極大。
後世有學者曾專門計算，基本結論是韃清宗室到同治年間，每年私吞國家資產高達2508萬兩白銀。哪怕隻取一半來看，韃清的壓榨也達到大明的八倍。即便兩朝之間統治時間有差，算上美洲高產農作物的效果，韃清對百姓的狠辣其實也遠超大明。
扯遠了，說回來。即便高務實對上述問題已經做出了改革，大明朝的財政問題到這兒也沒完全解決，因為接下來還有一個更難處理的對象，那就是文官集團了。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官集團與其背後勢力或許可以稱之為財政改革路上的“最終b”。
眾所周知，以文官、文人為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雖然不能完全合法的免稅，但他們卻可以通過偷稅漏稅達到事實上免稅的目的，並且可以通過協助朝廷收稅反過來剝削、壓榨平民，或者反過來協助平民偷稅漏稅來坑大明的財政。
如果說宗室是大明財政的一顆毒瘤，那麼如今的文官集團和它背後的利益集團甚至可能已經算得上是大明的癌症了。
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使原本承擔大部分稅收的平民大量破產，又使得國家財政的支出無限增長。原曆史上大明的財政到了崇禎時期為何困難到無以複加？除了積重難返之外，崇禎本人的獨夫作風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崇禎的任性胡為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任何勢力都不肯出力征稅——原先皇帝的內帑有宦官打理，外廷的太倉有戶部管轄，而現在宦官被皇帝限製了，外廷則被皇帝殺麻了。那麼，明朝的財政收入自然要完，然後明朝本身自然也就完了。
試想一下，京師被李自成攻陷之後被拷出7000餘萬兩銀子，這筆錢哪怕能有十分之一能在之前用於朝廷財政，大明朝能那麼快完蛋嗎？
當時的700萬兩啊，彆說拿去給早期還在為大明賣力的洪承疇，亦或者最終戰死的孫傳庭，你就哪怕拿給左良玉那種人，他都能去頂著李自成猛攻猛打好一陣了。
所以，明亡的原因雖多，但最根本、最關鍵死因就一條收不上稅。
不過，收不上稅這個問題，其實不是大明獨有的，而是人類曆史和人類社會即便發展到現代也普遍存在的。
根據前文，可以說明朝財政破產，根源是在長期和平的環境下隨著人口的膨脹和土地的兼並，底層平民大量破產、無力交稅，同時上層的食利階層的大量繁衍使得國家的經濟和財政不堪重負。但是不止明朝，中國統治時間較長的封建皇朝幾乎都經曆過收不到稅的窘境。
西漢末年收不到稅的結果，是王莽發動了意在平均地權、解放奴隸、超發貨幣的王莽改製；東漢末年收不到的稅的結果，是大量賣官鬻爵，把國家政權讓給了替東漢朝廷消滅黃巾軍的新軍閥；唐末收不到的稅的結果，是長安的收複要靠回訖雇傭兵，並且以允許回訖搶劫長安作為報酬，同時這時候的唐朝對各地的藩鎮割據無能為力。
韃清前期跟大明一樣，是依靠合法免稅的“軍戶”壓製不能合法免稅的“民戶”。隻不過明朝合法免稅的“軍戶”是錦衣衛和錦衣衛背後的軍功勳貴集團，以及掛靠在其名下的各地衛所軍頭；韃清合法免稅的“軍戶”則是八旗集團和漢族軍閥；至於明清兩朝的士紳，名義上是不能免稅的“民戶”。
雍正搞“士紳一體納糧”，建立在八旗軍事集團支持的前提下，這和原曆史上的萬曆帝依靠宦官、錦衣衛向士紳征收商稅、礦稅本質上是一樣的。宦官的背後是皇權，錦衣衛的背後是勳貴——明版“八旗”集團。
而且跟明朝的勳貴一樣，韃清的八旗後來也腐朽了，韃清也經曆了從能夠收到稅到收不到稅的轉變。哪怕雍正殺了個人頭滾滾，終於搞出了“官紳一體納糧”，可是到了乾隆時期，稅又收不上來了。
乾隆逐漸敗光了雍正留下的家底，嘉慶則靠抄和珅的家補貼了一部分財政收入，然而到了道光上台，財政困難到開始在龍袍上打補丁——這個舉動雖然是象征性的做法，但逼得他要做這種行為藝術，本身也說明了彼時財政的困難。
不止中國，在近代一直代表所謂“先進製度”的西方國家一樣發生過財政困難，而且這種困難還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原因。
西方國家當年解決財政問題的最終辦法，大多並不是逼自己國家的富人多交稅，而是通過對外軍事侵略和殖民擴張，通過擴大剝削對象來解決自身的財政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