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f/b/div高務實一直以來都堅持改革要一步步溫水煮青蛙，這不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生產方式比較適合這一時期的社會生產力，而是他知道明朝的製度打從娘胎裡出來就有問題，是個畸形兒，對它進行改革不能一上來就用猛藥，因為那樣做更可能導致的結果是病雖然看起來治好了，但那條小命在病被治好前就先沒了。
朱元璋建國時，定下的國家動員體係如下一是戶部管理的民戶，民戶為國家提供稅收，戶部的稅收主要用於供養皇族和文官係統；二是兵部與衛所係統管理的軍戶，軍戶不用向文官係統交稅，但卻需要為國家免費打仗並向衛所軍官上交糧食作為軍糧；三是工部管理的匠戶，理論上匠戶也是免稅的，但卻需要為國家免費乾活，軍事方麵的職責就是替國家免費製造兵器和各種軍事裝備，免費建設城牆等軍事設施。
朱元璋曾自豪地說“朕養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也就是說，從一開始朱元璋就沒想過靠稅收來養活軍隊，明初的軍事力量主要靠軍戶和匠戶的徭役維持——養兵的費用和軍糧主要靠軍屯解決，然後靠工部的匠戶免費生產軍事裝備和軍事設施。
理想情況下，這樣一來稅收就不必用於軍事開支。然而，以軍戶製度和匠戶製度為核心的軍事動員體係，到了明代中期便維持不下去了。
軍戶方麵，從明中期開始，大量底層的衛所軍戶破產逃亡，就算沒有逃亡的軍戶，也大多吃不飽飯，基本上不具備什麼戰鬥力。
這裡必須要重點說明一件事朱元璋搞的衛所製，其實不是被文官給搞垮的，而是因為世襲武官的不斷繁殖增長和“武轉文”的軍籍士大夫給搞壞的。
舉個例子，在洪武年間，威海衛隻有一個指揮使、一個同知、兩個僉事，結果到明中後期，光是有資格世襲指揮的家族就高達十八個！另外，一個可以世襲軍官職位的家族中還有不少秀才、舉人，甚至可能有進士老爺存在！
請問你一個威海衛有多少土地夠這麼多“人上人”瓜分的？一幫世襲武官和軍籍士大夫都不夠分了，哪兒還有多餘的土地分給軍戶？畢竟，洪武年間的威海衛多大，到明末不還是那麼大麼？
明朝的衛所製和漢朝、唐朝的均田製，就是前麵提到的以分封土地為前提的倒貼式兵役製度，它們都是漢、唐、明三朝早期社會動員力的主要根基。
顯而易見的客觀現實則是，隨著人口的膨脹和土地的兼並，土地兵役製逐步瓦解，漢、唐、明三朝後期都被迫選擇了募兵製。而既然要募兵，就不能再指望徭役，於是明朝的養兵成本，開始從徭役向稅收轉變。
這是中國大一統的封建皇朝在長期和平環境下，發生人口膨脹和土地兼並的必然規律，明朝的衛所製、漢朝的征兵製、唐朝的府兵製都是這麼沒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匠戶方麵，明初時期工商業經過多年戰亂和蒙古人的摧殘，元氣沒有恢複，所以匠戶上番服役加上官營手工業的方法是合適的。但到了明朝中期，事實上就沒有真正意義的匠戶了。早在嘉靖四十一年，匠戶就已經不再輪班上番，而是改成征銀，朝廷則以銀雇工。
同樣的道理，軍事裝備的生產和軍事設施的建設，也就從徭役向“稅收+雇工”的模式轉變，這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在江南這種工商業非常繁榮的地方，這種情況更加突出，大量的匠戶轉變成了工商業者，而朝廷的官營手工業則因為缺乏良匠而漸漸衰弱。
綜上所述就會發現，大明的軍事力量原本主要靠兩種人維持，一是必服兵役、多服徭役但理論上免稅的軍戶、匠戶，二是不服兵役、少服徭役、多交稅的民戶。應該說，明初的“納稅”原則還是比較公平的——基本屬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你要麼要麼當兵、多乾活，要麼不當兵但是多交稅。
這種原則同樣適用於明初的官員和士紳——與很多現代人道聽途說的“明朝曆史”不同，明朝理論上沒有官紳“免稅”的政策，官紳主要是免徭役，而不是免田賦等稅收。而且，田賦是根據官紳擁有的土地數量來收的，符合“不服徭役就多交稅”的原則。
但是問題在於，後來徭役變成了交錢(給官府)雇人代服役，成了事實上的“人丁稅”，所以官紳免徭役就給人以“免稅”的錯覺。這也是為何後來雍正搞“官紳一體納糧”，是通過推廣“攤丁入畝”的模式來進行。
由於一部分官員濫用特權，庇護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不服徭役，所以明朝製定了優免的規則，大意就是你處在哪個品級，能免多少，都給你定下來，不能超過。當然，本書前文多次說過，製度這玩意兒執行越久就會越鬆弛，到最後製度雖然還在，但隻在紙麵上存在，執行層麵約等於無。
再說田賦方麵，明初能免稅的僅限於一小撮京官，目的是為了對衝京官微薄的俸祿。它也有限額，免不了多少稅，其性質是用有限的免稅額度來抵扣少發的工資。
後來優免的限額逐漸擴大，到了正德年間，一品官的優免額度是四百畝，萬曆年間就厲害了，免稅額度達到了一萬畝——但始終還是有限額的，大部分官紳理論上多少都要交點稅。
當然，像高拱那種“自輔儲至參鈞軸，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的，可能達不到交稅的額度，但這種人屬實是少數。畢竟就連高務實，他名下的田產都遠不止萬畝——雖然他買的田地都是用來搞新作物試驗的，但超了就是超了，超過的部分也是要交稅的……不過他交稅是出於以身垂範的目的，按照當前的環境，他本來也可以有很多方法不交稅。
後世有人考據推算(注《明朝有功名人士免稅估算及明朝稅收討論》)，明朝士紳合法免稅的耕地，不到全國耕地總麵積的2％，這點田地免稅其實不會對明朝財政構成多大衝擊。從明朝的農業稅來看，宣德時期時明朝農業稅大概是2700萬石，萬曆六年時的農業稅大致是2670萬石，跟明初差不多。
但還是那個問題，條文是一套，實際運行又是一套。明代中後期地主士紳的免稅特權被濫用了，限額成了擺設。再加上“拖欠”稅收和詭寄、飛灑、花分、欺隱等各種鑽空子的方法，明朝的官紳事實上不怎麼交稅了。不僅有官職和科舉功名的人能免稅，哪怕是沒有任何官職和科舉功名的地方實力派一樣可以免稅。
但不管怎麼說吧，依照法律，大多數明朝縉紳的免稅不是合法的，其性質是利用權勢“逃稅漏稅”。高務實現在要做的，也不能說是徹底大改明朝田賦製度，而是堵住“逃稅漏稅”的口子，並且這件事也沒想著一蹴而就，而是先從軍屯田地開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