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卓的認知裡，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差不太多。國內一直於物資供應短缺的狀態，尤其是工業品，想買點什麼都不容易。
但實際情況與他的認知是有出入的。
像上海牌手表、紅燈牌收音機、蝴蝶牌縫紉機、鳳凰牌自行車等名牌商品，因為產量有限確實稀缺。
稀缺到有些東西兜裡揣著錢和工業券都買不到，還得有“手表票”和“自行車票”之類的特殊供給票才有資格買。
與此同時，其它品牌的收音機、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大點的供銷社和城裡的商店裡都有賣。
而且，價格比名牌貨還要便宜一些。
這些“品牌”大多是三線建設後出現的區域性的小牌子。想買的話，不但不要特殊供給票，需要的工業券也相對較少，甚至直接用錢就能買。
按說這年頭的人，大多更看重經濟性和實用性，管你什麼牌子呢，便宜耐用就行。
但問題就出現在了“耐用”兩個字上。
原料差、工藝差，裝配差，是絕大多數三線品牌的通病。老百姓可以不在乎牌子，不在乎外觀，但真金白銀買回家的東西用不住，絕對是無法接受的。
除非家裡條件實在不允許，又確實有需求。不然，那些三線牌子絕對是次選，甚至是次次之選。寧可買大牌子的舊貨，也不買那種除了看著新，幾乎一無是處的新貨。
入冬後結婚的多，絕大多數人家就算湊不齊三轉一響三十二條腳，也想儘量辦法弄個幾樣，顯得體麵些。這導致工業卷的黑市價格水漲船高，各種“票”更是求都求不到。
馬向芳、鐘海和李愛國出去轉了一圈。有需要的人家聽說上海牌手表和紅燈牌收音機有錢就能買到現貨，還給送上門。滿意的話當場錢貨兩清，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曲卓去吃了頓飯的功夫，兩台收音機和五塊手表就已經賣出去了。還有好多人家錢不湊手，或者已經換成工業券了。一邊叮囑馬向芳仨人把東西給他們留著，一邊急火火的湊錢，或者想法把買來的券再賣出去。
馬向芳的小本本上記著，眼下想要收音機的有七家，想要手表的有二十多家。還有不少人打聽能不能弄到自行車和縫紉機的。
說實話，這錢實在太好賺了。比如手表，相當於用幾十年後的八十塊錢，換現在的二百一十塊錢，簡直就是搶錢！
問題是，曲卓不敢往大裡整。
如果在大城市，兜售一圈就銷聲匿跡，就算有人想查都費勁。但長嶺太小了，馬向芳仨人根本藏不住身份。
一旦有人眼紅或者使壞舉報怎麼辦？
那四個貨雖然倒台了，但投機倒把的罪名還在呢。就算出事了“乾爸”能壓下去，解釋東西的來源也是個麻煩。
算了，賺錢的機會以後多的是，夠吃夠喝就行了，不必那麼著急。
曲卓默默安撫一下躁動的心，沒好氣的問馬向芳：“你是不是當彆人都是傻子，有錢自己不會賺？”
這話猶如一盆冷水，澆涼了馬向芳發熱的腦袋。可不是嘛，誰傻呀，用公價把東西給彆人，讓彆人賺差價。
“那，那這……”馬向芳磕磕巴巴，想說你這不是搞到了嘛。
“這不快年底了嘛。我爸一老朋友的單位弄了點計劃外物資，打算賣了發福利。我碰上了，人家為勻給我一點，算是還了當年欠下的人情。我本來不想要的……”曲卓真事兒似的“解釋”了一下來龍去脈。
“嗨~”馬向芳徹底沒了精神：“我還以為你從劉忠手裡弄的呢。”
“嗯，劉忠都成活菩薩了，白給你錢孝敬你。”曲卓一臉嘲諷。
“得~哎呀……”馬向芳垂頭喪氣的坐炕沿邊，拿起數了不知道多少遍的錢磨手指頭。
“鐘海和李愛國呢？”曲卓問。
“煤場主任兒子要結婚，用三噸煤換咱一塊表。他倆把表送去了，一會兒押著煤回來。”
眼下煤大概七八十一噸，關鍵是正常買需要煤本或者購煤票，一塊表換三噸算占了便宜。
估摸著下半夜一點多，外麵響起“喔喔駕駕”的吆喝聲，車軸的吱吖聲和大牲口哼哧吭哧的鼻響聲。
曲卓和馬向芳披著棉襖出去一看，一輛雙騾子拉的大車，在車夫的驅使下正往知青點來呢。車後麵還跟著倆人，看身形就知道是鐘海和李愛國。
不過，倆人走道好像一瘸一拐的。
馬向芳回屋拿手電，再出來時騾車已經到院門口了。打開手電一照，鐘海和李愛國倆人垂頭喪氣的，滿身滿臉的煤灰，身上還能看到大腳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