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見講官們都是一臉沉思的樣子，對著講官們行禮說道：“孤為東南百姓，請諸位師傅們助我。”
李春芳說道：“殿下，非是臣等不願助殿下，實則是殿下就算是去了南京，恐也無所作為。”
朱載坖說道：“欲為陛下，震懾東南也！”
李春芳立馬起身說道：“殿下慎言！”高拱趕緊起身在外麵看了看，看隻有陸繹在外警戒，才低聲說道：“殿下，這等事，豈是能宣之於口的？一旦為外間所知，陛下、殿下都不勝其擾也。”
朱載坖說道：“這裡都是自己人，孤也就不諱言了，國朝東南離心，越來越明顯了，蘇鬆的抗稅，就是明證。”
說道此事，一眾講官們無奈，李春芳雖然出身南直隸，可是出身寒微，頗知小民的苦楚。自大明遷都以來，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
雖然蘇鬆等地的官員每次都上疏稱蘇鬆賦稅沉重，百姓無力負擔，但是朱載坖很清楚，蘇鬆賦稅沉重的原因是官田眾多，當初太祖為了打擊東南的豪強勢力，堅決打擊東南地區的豪強異已分子，沒收其土地後，即按私租額征收田賦。
按理說，官田賦本應是地租和賦稅合為一體，可是並不都是這樣。因為不少官田是從私人手裡奪來的，所有權歸了官府後，官府並不去直接經營，而是招人來承佃，而且常常不是由農民直接承佃，官府與農民間有個中間承佃人，比如宋代賈似道行公田法後，官賦有定額，不足時要由田主賠納，這些田主很多人是原業主，不少人就是地主，他們自然要把土地轉鈿給農民，以收取租子，再從中拿出一部分去繳納朝廷的賦稅。
朱重八是從社會底層殺上來的皇帝，深知人性的黑暗，也深知土地兼並的可怕，朱元璋通過重賦來抑製土地兼並，這種做法對那裡的豪富地主十分不利，一是那些承佃官田的豪強地主們，再也不易從租賦差額中得利了；二是豪富地主們兼並土地的活動受到了損害，因為東南地區尤其是蘇、鬆兩府，官田多，民田少，可兼並的民田太少，而官田兼並來了也無多少利益可得，蘇鬆地區，民田價十倍宮田，就是明證。
但是朱重八顯然低估了這些人的能量，他在世時，東南地區的豪富地主們，不論是遭受朱元璋打擊的異已勢力，還是當代新貴，都起而反對，從而引起了他們與官府的矛盾與衝突，他們的代表人物或向皇上、政府陳說賦重，或撰文著書，要求減賦、均賦，但是朱重八的刀子可不認這些。
等到他去世後，朱老四在的時候，一樣對他們不客氣，敢欠朱老四的稅，你就先問問你想不想知道自己九族有多少人吧。但是此時他們已經有一些辦法對付官府了，東南地區的豪富地主還用其他辦法對抗政府的田陚政策，納賦少的“低薄之田”都被他們占有。用投獻、飛灑、詭寄等辦法隱瞞田產，逃避應納的田賦，
等到大明遷都京師，對於東南的控製減弱，他們立即放飛自我了，開始公然抗稅，宣德年間，蘇州一府的“逋賦”即達790餘萬石，數量之大，簡直令人咋舌。
豪強巨室占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的現象比比皆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徐閣老，徐家在蘇鬆占據的大量的田產，但是你問問徐閣老給朝廷交了多少稅呢。
難怪不得張居正當首輔時，下令逋賦五百兩的，就大辟棄市，但是就是張居正這等猛人，一樣拿東南的豪強地主沒辦法，以至於不得不吐槽道：“蘇州以賴糧著名，其鄉人最無賴，此地可稱鬼國。”
為了保證朝廷的稅收，張居正實行了一條鞭法，對於東南的地主來說，簡直是喜大普奔的好消息。因為一條鞭法並沒有減少東南地區的賦額，隻是不分官、民田地，不論徭役、貢納、田賦，均按畝征收罷了。所以，無論是“科則適均”、“牽耗均糧”，還是“一條鞭”法，都沒有減少政府的田賦收入，隻是把官田的一部分賦額嵶到民田之上，故自嘉靖以後，東南地區官田賦減少了，東南地區豪強地主的願望得到了實現。
官田賦與民田賦劃一征收以後，官田賦減少，租賦差額增大，豪強地主們承佃官田又有利可得了，但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佃種官田的農民的負擔，農民繳給承佃官田的豪富地主的租子一粒也沒有減少，一條鞭法實施，反而更有利於他們兼並土地了。
朝廷劃一官、民田賦後，出現的官田之賦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的形勢，使得一些擁有小塊民田的自耕農農的田賦負擔加重，如在昆山的一些地方，原隻納賦五升的田地，牽耗均糧後就要納賦三鬥三升五合。這就使農民的處境更壞，生活更痛苦，大量的自耕農因為無力承擔賦稅，隻得將自己的土地賣給豪強地主，自身淪為佃農，一旦有災荒，就得淪為流民。
而他們占據了大片土地後，會向朝廷納稅嗎？扯淡！大規模的逋賦依舊存在，並且愈演愈烈，甚至發展到公然暴力抗稅的局麵，朝廷派出去的知府、巡撫，根本拿他們沒有辦法，甚至沆瀣一氣，而大批東南出身的官員躋身內閣，執掌朝政，更是百般為自己家鄉的地主們開脫，打著不與民爭利的口號，暗中支持他們拖欠稅糧。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很簡單，朝廷在京師，朝廷手中的武裝力量都在九邊，輕易動彈不得，這些豪強地主，吃準了朝廷鞭長莫及，根本把他們沒辦法所以他們才敢如此放肆的。
朱載坖想去南京，也就想見識見識這些豪強地主的骨頭有多硬的。（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