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8章爆發
輪船駛過太平洋，抵達上海，迎接的有胡適、蔣夢麟等人。
和其他剛來上海的老外一樣，逛了一圈後，杜威對李諭說：“上海很像紐約，這些西式建築讓我恍惚間以為沒有離開美國。街道的布局以及如此眾多的繁榮店麵，除了麵孔大多是亞洲人，與美國的海濱城市並沒有太多不同。”
李諭說：“所以才說大上海嘛，整個亞洲首屈一指。”
胡適則說：“先生，我們在大同大學布置好了演講台，兩位請過去吧。”
杜威問：“我不會中文，直接用英文演講可以嗎？”
胡適說：“肯定不會有問題。”
此時的季節還沒有太過炎熱，聽眾熱情十分高。
杜威其實並不擅長演講，而且有些不修邊幅，穿著很隨意，好在講的內容不錯。
會場打出了“科學權威代替傳統權威”口號，這是新文化運動者很喜歡的一句。
杜威站上台後，慢悠悠地說：
“我明白大家義憤填膺，在此我隻能再說一次，學生終歸是以學習為目的，要是能夠以更加智慧的愛國精神表達政治觀點，采取政治行動，將更有效果，同時能保護自己。
“但若是加上足夠的智慧，那麼火藥可以變成槍彈，水汽可以轉動機械。效果翻了數倍！
“你我都是學界中人，就應當以智慧的方式，將社會上各個方麵組成得像先進的機器一樣，每個零件互相配合，發揮出極大效用。而一旦拆散開，就成了廢鐵。所以必須有正當的團體，互相幫助，才能達到最好的目的……”
“萬萬不可感情用事，需要有目的、有方法、有決心，那樣才能誌之所在，往而必達。否則就是五分鐘熱血，就算可以痛快一時，也會像火藥爆發，轉瞬即滅；又如水汽蒸發，立即消散。
“對此我非常震驚，我曾特意詢問一個路人，問他對日本人占領滿洲的看法，他卻神色自若地回答我，‘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
“而我要特彆告訴諸位，現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中國人若想從西方得到啟示，就得從這一點著眼，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
“……”
隨後的演講則是李諭，他不得不提一個關鍵問題：
“最近我去了趟巴黎，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事情，雖然最終結果沒出來，但情況非常不容樂觀。
不過在大庭廣眾講這種揭短的事，確實讓一個外國人來說比較合適。
“我在船上就知道，孫先生的提議為五族共和，在政治理念上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現在也的確做到了，怎麼有人仍保持曾經清朝的觀念？
當晚，杜威住在李諭的豫園中，他對這種傳統中國園林簡直愛瘋了，恨不得以後也在美國建一個。
“從這些小事中，讓我覺得中國人有一種緣於心理習慣的冷漠。
李諭和杜威講的，肯定會發在報紙上，讓眾多學生看到，算是比較合時宜。
“我明白，但在美國，隻要拿出一個外形，很多人就如癡如醉。即便有意境，他們也體會不到，”杜威說，然後指著假山、魚池說，“我最滿意的就是這個。”
“不管什麼權威，都不應該過分看重，我們應該追求的是實際的認知和效度。
迅哥對國人冷漠的認知肯定要更加深刻，但他是通過文學作品來闡述，形式不太一樣。迅哥的方法屬於韌勁強、後勁大、持續時間更長的。
好嘛，不愧搞哲學的，杜威真的敢說。
“而在麵對山東問題時，他卻又義憤填膺，絲毫不讓。
“我來到中國的時間並不久，但我發現傳統中國文化下的普通人，似乎對國家問題十分冷漠。
“我知道中國人一直拚命學習西方，要改變現狀，對此我十分欣賞。
“還有，我專門乘坐了上海的人力車，路上發現一個行人被撞倒，看樣子受了骨折之類的傷，但其他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是路過的巡警將傷者送往了醫院。
李諭說：“中國園林講究意境，就算貴國現在營造方麵更勝一籌，卻絕對玩不明白‘意境’二字，這是中國藝術中最靈魂的東西。”
李諭笑道：“裡麵養了鯉魚，如果杜威先生帶回美國，恐怕會有點破壞生態平衡。”
“不都是魚嘛！”杜威並不在乎。畢竟這時候還沒有太多物種入侵的概念，“而且能不能活著帶到美國都不好說，實在不行我放進去幾條密西西比河中的魚。”
“隻要不太凶，又好養就可以。”李諭說。
——
次日，孫先生知道杜威來後，也登門造訪。
“本人現在潛心學問，這次來也隻是為此。”孫先生說。
杜威說：“即便談政治，我一個哲學教授也談不了多少，何況還是貴國的政治。”
孫先生說：“我看了報道，知道杜威先生秉持的是實用主義哲學，正好有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想與您探討一下。”
杜威說：“先生請講。”
孫先生說：“關於您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有個非常著名的學者，提到了‘知行合一’的觀點，影響了眾多中國的讀書人。想做到知行合一絕非易事，所以後來產生了兩種觀點，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
杜威思索了一會兒說：“我們歐美之人，隻知道知之為難，未聞行之為難。”
即杜威認同“知難行易”。
孫先生深以為意：“我有同樣的感慨，知難行易，知難行易啊！現在的中國，就是找不到一條康莊大道，不知道該怎麼走下去。”
孫先生人生相當波折，尤其是革命道路上。
其實在普通人看來，確實是“知易行難”，因為你總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
而一旦到達某個層次，需要探尋未知的事物時，便是“知難行易”了。
反正這兩者沒有絕對的對錯，經常被當成辯論題目。
杜威問道：“李諭院士，你怎麼看待？”
李諭說：“中國的古訓長久以來是‘知易行難’，因為學問大體固定，隻是有些人不願采取行動。雖然某種程度上說，知易行難沒有錯，但問題是國人缺少了‘知難行易’的觀點，我認為二者都應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