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笑道：“李諭院士更有中國人的中庸特點，不喜偏激。”
李諭聳聳肩：“中國一直有自己的特色，與西方大不相同。”
杜威說：“確實，貴國學習外國經驗，也必須根據本國的國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國學生，從他們身上就能體會到，中國的教育，模仿於日本，同時又借鑒了德國，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確定一國教育的宗旨和製度。應該根據國家的需要，考察國民的現狀，精心製定。胡亂模仿他國，太容易失敗。
“因為一切模仿都隻能學到表麵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現在各國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後，他們又早已暗中把舊製度改變了。這樣就會永遠落後。”
杜威的這番話還是很真誠的。
孫先生點頭道：“杜威先生是說，中國的教育家應一方麵實地研究本國本地的社會需要，一方麵用西洋的教育學說作為參考，方可以造出一種中國現代的新教育。”
杜威說：“是的，我知道這很難，我也僅僅是提出一點理念上的想法，至於具體怎麼做，我就沒法建議了。就像您說的，知難行易。”
——
在上海又會見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後，時間已經到了五月二日，《晨報》發出梁啟超的電報，山雨欲來風滿樓。
李諭對杜威說：“走吧，我們去北京看看，那裡現在是風暴眼。”
杜威同意說：“北京有幾所我很感興趣的大學，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發電讓我去一趟北大。”
“那可真是有看頭了。”
兩人抵達北京時，正好就是五月四日。
在火車站，胡適奇怪道：“蔡校長怎麼沒來？”
李諭說：“肯定是學校裡出事了。”
幾人隨即往學校趕。
《晨報》發文後，邵飄萍立馬於5月3日在北大舉行了一場報告，彙報了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失敗。
當晚北大的三千學生就幾乎被點燃，當即決定發動遊行。
而他們本來的計劃是在國恥日5月7日遊行，很多東西沒有準備，隻好連夜拿出存在學生銀行的三百多大洋置辦了三千多麵旗幟以及橫幅。
這些錢是上個月學生們募捐的，用來付發往巴黎的電報費，沒想到省下來這麼多。
今天上午，他們已開始集合。
李諭等人來到校門口，正好看見蔡元培與幾名學生代表商量。
幾名學生代表大都是響當當的人物：如傅斯年、羅家倫等。
蔡元培個頭不高，於是站在一個石墩上，對他們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向來提倡學術自由，為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被他們視為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同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鬨出事來，予人口實，北大受到的摧殘就更大了！”
一名姓張的學生領袖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本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去吧。”
說完，他們繼續前行。
李諭幾人來到蔡元培跟前，簡單介紹了杜威後，蔡元培扶了扶眼鏡說：“實在不好意思，今天安排的演講恐怕講不成了。”
杜威卻對遊行這件事更感興趣：“這是學生們真正意誌的表現，既然他們不滿和會，就應該大聲說出來。如果他們的聲音振聾發聵，上層卻默不作聲，才能昭示更多問題。”
蔡元培歎道：“先生說的話我都明白，但您了解學生，不見得了解安福係。”
杜威說：“我想去看看遊行，可以嗎？”
李諭說：“走吧，我也想去。”
胡適在學生中看到了自己的得意門生傅斯年，雖然知道他很有領導才能，不過生怕惹出事：“帶著憤怒情緒的遊行很容易愈演愈烈，我們跟上去！”
此時的北大在二環裡，距離東交民巷並不遠。
抵達前門後，負責京城治安的步軍統領和京師警備廳的吳炳湘立刻上來與學生交涉。
學生領袖之一傅斯年對吳炳湘說：“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行動定會保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
吳炳湘在北京城這麼多年，見了好幾次學生運動，並沒有強烈反對，於是對他們說：“你們去吧，但務必小心，不要弄出國際交涉來，千萬彆忘了當年洋人怎麼利用教案事件的。”
警察老大都放行了，學生們於是繼續高呼著“還我青島”“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誓死不承認合約”的口號，打著幾麵巨大的五色國旗，浩浩蕩蕩向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走去。
不過在使館區毫無疑問又被擋住。
羅家倫等幾個學生代表先進去，找了美國公使，美國人知道學生目標是日本使館，甚至誇讚了幾句。
不過最終大部分學生還是不能進入使館區。
然後人群中不知道誰喊了一句“去趙家樓示威”！
於是學生們調轉方向，高喊著“我們去除國賊”，向東交民巷附近的曹汝霖家行去。
傅斯年有些蒙圈，還想說兩句，但聲音已經聽不見。
接下來嗎，就是火燒趙家樓。
趙家樓是曹汝霖的家，滿洲王府式的大平房，源自明代大學士趙貞吉的故居，所以稱為“趙家樓”。
門口有很多警察，知道學生的訴求後，這些警察也不再阻止，任由他們弄開了曹汝霖家的大門。
學生湧了進去，曹汝霖比較機靈，見勢頭不妙藏了起來，沒被發現。
而章宗祥比較胖，而且正好有人認出了他，拉過來就被一頓胖揍。
曹家自然被打了個稀巴爛，有人突然掏出打火機，點燃了曹宅。
傅斯年見事已至此，從懷中拿出一本記滿學生代表名字的筆記本，丟進了火海中，然後離去。
著火警察就必須管了，但大部分學生都散去，隻抓住了幾十個學生。
胡適與杜威看得幾乎呆住，李諭拍拍他們兩人：“該辦事了。”（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