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長時間對往事的拾憶後，哈密爾頓回到了此前的勞工案話題，她的聲線仍舊均勻平靜，但隱隱約約還是能感受到怒意和無可奈何：
“抱歉對你們進行了先入為主的設想。因為此種類似掮客的事情，我十多年來已聽聞和遇見不止一起，越是強調在當局有門路的人，越是對勞工賠償克扣得更狠…所以自從那最後一次經曆後,我雖一如既往地向谘詢者答疑解惑，但默認拒絕與所謂這些公益人士合作，去年伊格士東南的銅礦事故，我就是選擇帶著助手親自進入黑暗的礦洞取證...”
“向您的奉獻精神致敬。”想到這位已經年事已高的女醫學家，仍在第一線為勞工的職業衛生狀況發聲，範寧的語氣中帶著欽佩。
“我們的確是來自官方背書的非凡組織，但和當局的關係相對獨立...我們的動機是讓那些遭受打擊的家庭獲得相對更公平的賠償,您在崗位衛生狀況調查、病理學研究以及職業病收錄名單引入上麵，具備我們所缺失的經驗...您的擔憂不無道理，但若您知悉我們的組織早已針對困難家庭提供了額外的物質救助，想必就可以打消這種‘克扣差價’的顧慮了...”
於是接下來的談話變得高效起來，範寧拿出的近日激增死亡數據讓哈密爾頓意識到了事情比想象中更嚴重，隨後他又著重闡述了目前的困境——申請了幾次三方鑒定，對方都表示沒有在屍體裡分析出職業病規定情形中的因素。
當局在發表的調查報告中認為發光表盤生產工藝不存在工業危害，勞工所患疾病的症狀可能是梅毒、潰瘍膜性咽峽炎或細菌感染引起的，包括屍體的發光，是因為某些微生物的代謝產物中含有熒光物質。
哈密爾頓表示她習慣了這些總是利於廠方的調查報告，根據以往經驗，隻有己方亦在權威媒體和醫學期刊上發表內容詳實、證據清晰、同時具有學術和法律說服力的文章後，才能讓鬥爭出現轉機。
她會先去著手調查，先調查死者，再調查活著的受害者，但有兩件關鍵的事情需要範寧去做：
其一，範寧需要儘量排查是否在其他地方還存在這種生產線。因為目前唯一已知的生產線已經停產，導致沒法開展比“做實驗”更具有說服力的“現場病理學調查”，而以前調查重金屬或化工行業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其二,範寧必須弄到一定量的那種未知物質的高純度樣品。因為涉事懷疑物質幾乎沒了，當時幾人的確下了命令繳獲現場的顏料，但戰鬥打響後，警察們優先在安全轉移勞工，很多顏料罐被砸毀了，罐子本身又隻有瓶蓋大小，湊在一起也沒多少，而其中的有效成分更是濃度極低…
至此這件事情的談話進展就圓滿結束了，看到兩人有身份背書，又是在真心探討問題，哈密爾頓女士的態度也逐漸和善起來，並表達了對於他們關注工人職業衛生領域的感激。
範寧看此時尾聲的氣氛較好，於是詢問了當年維埃恩去世之後，她出任那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員會醫院”的經曆，並斟酌著表達了自己對於醫院改建竣工後又匆匆被叫停的疑惑。
誰知道哈密爾頓女士聽到範寧的這個提問後，臉色卻顯露出了些許的惶恐不安，老太太本來已經放鬆的身形，一點一點緊張地繃直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