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仍然是一種將人物‘英雄化’的處理方式，他們在麵對‘大義’與‘個人’的抉擇時，幾乎沒有猶豫過。這讓我感到困惑。
他們在麵對道德困境時展現出的矛盾和掙紮不夠充分。您是否認為在當代社會，我們仍然能夠依賴傳統的英雄模型，而不是去應該擁抱一種更加複雜、模糊的英雄觀？”
這個問題有深度！張潮略微思考了一下，說道：“作為作家，我更傾向於探索人物內心的複雜性和多元性。我認為‘英雄’的定義在現代社會已經發生了變化，英雄不再是單純的無懈可擊的完美存在。
他們往往身陷道德的兩難和生活的困境，在麵對重大選擇時無法完全遵從‘對與錯’的簡單劃分——但是這是在美國的文化語境下的闡釋，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國身上。
打完南北戰爭以後，美國本土就幾乎沒有遭受過戰火的洗禮，你們的人民也沒有體驗過流離失所、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大醫》這部的背景是恰恰是在中國陷於內憂外患、山河破碎、家國傾覆的危機當中。自古以來，中國的教育就有培養‘舍身取義’的犧牲式的英雄人格的傳統。（這句夠不夠英語化）
《大醫》的三位主角，從職業層麵上學習的是現代醫學，但仍然深受這種英雄主義教育的影響，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君子’——君子，同時是‘知識分子’和‘英雄’兩種身份結合的最高表現的載體。
所以，在危機關頭他們‘沒有猶豫’和‘不夠掙紮’，才是中國式英雄的真實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說，英雄確實是我們理想化的投射，與我們一樣，是有缺陷、有掙紮的普通人。
但在緊要關頭，‘還在猶豫’‘還在掙紮’，是不是有點太像好萊塢電影了？”
最後這句話，引發了一片笑聲；精彩的回答，也讓提問的傑弗裡·古德伯格十分滿意。
緊接著《紐約時報》文化版的記者艾瑪·霍普金斯接過話筒，語氣犀利地道：“艾麗絲·梅休女士多次提到這本書涉及到‘文化適應性’和‘文化再造’。
但在我看來，這部作品似乎太過於‘中國化’了，而忽略了它與全球化文化的衝突。我的問題是，您認為《大醫II》是否成功地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橋梁，還是僅僅加深了文化的隔閡？”
“這……”張潮有些無語，不愧是《紐約時報》，看問題的角度都這麼清奇，但是人家問了，自己不能不答。於是道：“如果你看過《大醫》的第一部就知道，它可太‘全球衝突’了——中國都快被外國侵略者毀滅了。”
艾瑪·霍普金斯：“……”連忙道：“我說的‘全球衝突’不是指……”
張潮不客氣地打斷道：“還有什麼‘衝突’比戰爭更加慘烈和充滿悲劇性？不要和我說那些文化或者語言上的摩擦、分歧，與真正的‘血與火’比起來，簡直微不足道。
在一個國家、民族興衰存亡的宏大敘事下，些許‘衝突’並不值得我去考慮。我更沒有想要通過我的作品去解釋或者消弭這些衝突，這不是《大醫》這部需要完成的使命。”
艾瑪·霍普金斯顯然有些尷尬，但她並沒有放棄，而是接著問道：“我當然看過《大醫》。從閱讀性上來說，它確實是不錯的消遣讀物，也能引發美國讀者對遙遠東方國度的一些興趣。
但是我注意到這部的三位主角，其中兩位是男性，一位是女性。這樣的性彆比例安排是否是刻意為之？性彆平等，就是當代語境下不同文化‘全球衝突’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一名男性作家，你是否在潛意識裡認為男性角色比女性角色更加重要？”
張潮在台上都聽樂了，心想這才叫“圖窮匕見”吧，不過他還是笑著回答：“為什麼不反過來想——女主角姚英子的潑辣、大方、細膩與敏感，太富有角色魅力了，以至於我不得不安排兩個男性主角來襯托她的形象。”
艾瑪·霍普金斯急道：“你，你這是強詞奪理！”
張潮沒有理會她的憤怒，而是道：“下一個吧——哦，對了，霍普金斯女士，你可以在你的報道裡控訴我‘歧視女性’了——但要想好哦，一定要想好。”
具體要想好什麼，張潮沒有說，不過足以讓現場所有人浮想聯翩。
又回答了幾個“自由提問”後，記者采訪環節就到了尾聲，最後一個問題是《哈珀雜誌》的專欄作家劉易斯·蘭帕姆提出來的：“您作為一位在中國與美國都廣有聲譽的作家，你是否覺得這部作品中的‘英雄醫者’形象有過度推廣‘中國式完美’的意圖？”
《哈珀雜誌》是美國一本以推介新書為主旨的刊物，涵蓋了文學、政治、文化、藝術諸多方麵。劉易斯·蘭帕姆長期以來，都以其鋒銳的政治觀點而著稱。
通常來說他不會太關注文學方麵新書，這次會來張潮的新書發布會，主要還是因為之前張潮觸及了美國非常敏感的社會神經，讓他覺得有必要來會一會這個年輕作家。
這個問題是今天所有提問裡最簡短，但也是陷阱最隱蔽的一個。
美國作為全世界文化輸出最強勢的國家，同樣對不同意識形態的文化輸入最為敏感。外國文化元素作為聖誕樹上的裝飾點綴是可以接受的，一旦涉及文化主體，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彈。
而美國文化輸出最核心的部分是什麼？“美國夢”！這是一種基於美國文化的理想社會或者叫“完美社會”，其中包括經濟的高度繁榮、遍地的成的機會。以及更重要的——
強烈的向上流動性。“美國夢”下的人們相信通過自己的工作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邁向富裕，而非依賴於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
這個蓬勃向上的社會集體意識形成的“美國夢”，幾十年來吸引了全世界無數優秀人才遠渡重洋，來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
曾幾何時，漂洋過海的異鄉人看到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像，是會脫下帽子高高拋起，然後集體歡呼的。
其他任何國家，都無力挑戰這種“軟實力”的巨大壁壘！
但今天不一樣，劉易斯·蘭帕姆敏銳地捕捉到了張潮創作的《大醫》與以往以書寫苦難、控訴遭遇、反思傳統的中國翻譯作品不同，張潮竟然從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近代曆史當中提煉出了某種能在認知層麵上影響美國讀者的特質。
就像他剛剛講的，“知識分子”與“英雄主義”高度結合的“君子”。
這不是李小龍的拳腳或者日本的忍者，或者歐洲的帥哥美女，這是實實在在的思想輸出！
如果張潮簡單地回答“不是”或者“沒有”，固然可以避免有心人的過度解讀，但是不免被認為是不真誠，甚至是怯懦的。
但張潮回答“是”呢？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這下就連台下的大衛·米勒與艾麗絲·梅休都替他緊張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