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的軍功爵製區彆於傳統的世卿世祿製，其爵位是按照軍功來分配的，而不是按家族。無論你祖上是什麼爵位，無論你祖上是不是顯赫貴族，這些都與現在的爵位分配無關。
要爵位，想要成為貴族，就得拿軍功說話，這就是所謂的“無功不受祿”。哪怕是為秦國做出過汗馬功勞的商鞅也不例外。
例如在《史記·商君列傳》中記載，商鞅使用計策擊敗魏國，使得魏王害怕，不得不以河西之地為籌碼與秦國求和。商鞅這才得以封地於商，號為商君。
反觀秦國四貴，除了魏冉有軍功和賀以外，其餘三人在史書上並無記載有何功績。事實上，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也隻有魏冉得以列傳，其餘三人都隻是在《史記·穰侯列傳》中提到過寥寥數筆。
然而，就是這三位身無寸功的人，權勢卻能夠與魏冉比肩，被範雎稱為“文信之友”“太後”“華陽”“高陵”“涇陽”，太後不聞其有王也。由此也能看出王權的衰落。
因此，秦國四貴的存在實際上就是秦國製度的倒退。如果秦昭襄王不能驅逐四貴，那麼秦國的軍功爵製也早晚會淪為擺設。
四貴的專權，阻礙了秦國人才的引進，並非無的放矢。以範雎入秦為例，範雎入秦之前曾經碰見過未來的車駕，不得已範雎隻好躲在車中，後麵更是跳下車來逃跑，以此躲避魏冉的搜查。
理由就是《史記·範雎蔡澤列傳》中範雎所說的“無文侯專秦權，諸侯客此恐”。如果王寧前一車中，魏冉為何如此痛恨各國的說客？
我們不得而知，但以範雎此前卑微的身份都聽說過秦國的魏冉，討厭他國的說客，更何況其他人呢？
雖然魏冉提拔了白起，但一統天下絕不是隻需要一個或一國的人才，而魏冉的這種排斥行為無疑會將六國的人才拒之門外。
驅逐四貴之前的秦國看似風頭無二，在各國之中最為強大，但正如上麵所說的，四貴的存在在無形之中破壞著秦國最根本的製度。
因為人才引進也是秦國強大的根源之一，商鞅、張儀以及後來的呂不韋、李斯，大多數有才之士也都非秦國人。由此也能看出，如果四貴專權長此以往，秦國還能順利統一天下嗎？
在範雎的建議下，秦昭襄王驅逐了以魏冉為首的四貴，還廢掉了秦宣太後的權力。自此，秦昭襄王開始真正掌握王權，開啟秦國一統之路。縱觀戰國各國曆史，國家內部的穩定往往十分重要。
秦國四代亂政，趙國沙丘宮之變，燕國子之之亂……這些各國權力的爭鬥力度，大大削弱了國家實力。而範雎削弱外戚勢力的勸諫，對於秦國內部的穩定和發展可謂居功至偉。
太史公司馬遷曾評價範雎：“疑犯之恩必償，睚眥之怨必報。
”然而，後半句卻有失偏頗。範雎早年在魏國時，不僅不受重用，反而被魏國大夫須賈誣陷，被魏相魏齊打斷肋骨，奄奄一息，又被扔到廁所讓人撒尿。
範雎靠著裝死才逃脫一劫，後來在鄭安平的幫助下才來到秦國，麵見秦王，最終得到重用。
為了報恩，範雎推薦了恩人鄭安平，使其擔任要職。而麵對昔日陷害和侮辱自己的仇人，範雎隻是處死了差點害死自己的魏齊，而對對自己還有些許善意的須賈則選擇了放過
。範雎有仇必報，有恩必還，但即使報仇也沒有趕儘殺絕。由此也能看出，範雎快意恩仇，絕非心胸狹窄的小人。
儒家的思想教化常常讓人以德報怨。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很多人總是用“以德報怨”這個詞來勸人大度，勸人向善。
當你遭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時，他們總是勸你不要跟對方一般見識，要用你的寬容和感恩之心來感化對方。然而，說這些話的人往往站著說話不腰疼。
況且孔子所說的“以德報怨”也並不是這個意思。《論語》中說：“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春秋公羊學派也提倡“有仇必報”。
最初的思想並不是去做“老好人”，而是公正地對待仇恨——冤有頭，債有主，不能擴大範圍。範雎的複仇也並非睚眥必報，而是有節製的。
縱觀範雎的一生，才華橫溢、愛憎分明的個人形象十分突出。他提出的“遠交近攻”戰略對秦國一統天下至關重要，也使他堪稱戰國時代最後一位傑出的戰略家。
【一口氣看完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史家風骨曆史小知識春秋】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人可死，但史不可改。作為曆史延續的史官，到底是帝王的喉舌還是獨立的史家？本期視頻就讓我們一起聊聊史家風骨。
有人說，史官是皇帝的喉舌，史官筆下的文字正是統治階級希望後世之人看到的文字。這個說法有一定的正確性，但卻也不是完全正確，因為不同時代史官的地位大不相同。
在古代，史官分為兩種：一種是專門對皇帝的飲食起居和宮廷生活進行記載的史官，稱為“起居郎”。他們主要負責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私人生活，包括後宮事務，記載範圍較小。
第二種是專門對前朝曆史進行編纂的史官，稱為“外史”。這種史官負責編纂每個朝代的史書，而記載每個朝代的史書通常由新朝代編修，因此有了“當代人不修當代史”的說法。
在唐太宗之前，史官是一個獨立的職位，皇帝不能乾涉，甚至不能過問。史官的記載可以將所發生的曆史事件如實記錄。
等到朝代更替後，新王朝的史官會將前王朝史官的記載編修成書，這就成為了一個朝代的史書。因此，中國曆史上對史書的編纂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方法。
這樣不僅保證了史官的安全，也保證了史書記載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然而，唐太宗之後，原本自春秋時代以來的獨立史官風氣蕩然無存，史學開始完全喪失獨立性，淪為政治工具。
雖然唐太宗的豐功偉績稱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帝王，但他乾涉史官記載的行為卻是欲蓋彌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