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搬遷工作的完成，李牧變得越發忙碌起來。
數萬人的遷徙，在封建時代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一些體弱多病的，在半路上就一命嗚呼。本該是親人團聚，結果喜事成了喪事。
遇上這種悲催事，作為一名好上司，李牧自然要出麵安撫。
儘管這種安撫，作秀成分更多，但做了肯定比沒做的好。
隨著土地的陸續發放，喜悅很快就衝散了悲傷。看得出來，大家對土地的癡迷，不是金錢能夠比擬的。
同外麵的衛所不一樣，李牧在原來的製度下，進行了細微的調整。
軍田還是軍田，隻是轉為了家庭承包製，又不是純粹的家庭承包製。
衛所墊付前期的生活開銷，提供耕牛、騾子等生產資料，參與耕種的軍戶，按約定繳納四成產出。
災年軍戶可以向衛所借糧，基礎口糧範疇內，不征收利息。
服役士兵的一應開銷，全部由衛所包辦。
每月額外發放兩錢銀子補貼，逢年過節發放米麵糧油布匹等福利若乾。
戰爭時期，擁有作戰補貼。
相較於傳統的軍戶，廣西地區的軍戶更像是向朝廷納稅的自由民。
士兵不再以耕種為主，而是走向了半脫產化。
除了農忙時間，回家幫忙耕種外，其他時間主要待在軍營中接受訓練。
士兵的供養，不再是軍戶的負擔。
區彆無非是衛所管理更嚴苛一些，原來的納稅、服徭役主體從朝廷，變成了地方衛所。
最直觀的感受是，軍戶家庭負擔變輕了，還有人兜底風險。
計劃製定了出來，那就必須落實下去。
不光遷徙過來的軍戶，需要進行妥善安置，原來的軍戶管理也要進行改革。
除了士卒之外，還要考慮將領們的利益。
以往的時候，衛所將領收益，主要是從軍屯收益中分潤。
現在明確了征收標準，大家的自主權直接沒了，肯定要給一個說法。
理論上來說，直接按照募兵將領的俸祿，直接發放即可。
實際操作中，這是不可能的。
朝廷發放的俸祿，充斥著和廢紙差不多的寶鈔，並且每年都在變動。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往後含鈔率隻會越來越高，拖欠也會越發頻繁。
同樣的操作，李牧可不敢乾。
俸祿越拿越少，還是寶鈔糊弄人，下麵的人非造反不可。
大虞在政治上打壓武將，可是在品級上，卻是相當的鬆。
軍中不起眼的總旗官，品級上和知縣處於同一檔次，大家都是正七品。
全部足額發放錢糧，財政非得破產不可。
俸祿低不假，那隻是正俸低，官員的真實收入從來都沒低過。
好在有募兵將領，可以進行對標。
在享有軍田的同時，以募兵將領實際上的平均收入計算，同品級的直接打個對折。
不怕大家有意見，減半待遇是正常的，從衛所調任到募兵中，哪怕降一級都算升遷。
能夠直接平調入募兵，甚至還升遷的，那些都是關係戶。
普通衛所將領，想要去募兵中任職，降級是必然的。
忙著梳理內部問題，一直到兩廣提督的任命抵達，李牧才從內務中抽出了身。
現在正是跑馬圈地的好時候，受戰爭的影響，廣東同樣出現了大量的無主之地。
可惜任命來的太晚一些，廣東地區的官員基本上配齊了，不然可供操作的空間更大。
即便是受到限製，中間還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軍田早就成了糊塗賬，大不了就是扯皮。
這種事情沒有士紳牽頭，隻要造成了既定事實，地方官是不會賣力的。
現在的廣東士紳，最需要的是自保，而不是對外擴張。
宗族力量遭到重創，僥幸活下來的幸運兒，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
最關鍵的是武力威懾沒了。
以往的時候，族中隨隨便便拉出幾千青壯，地方官都要看他們的臉色。
現在這些人被叛軍屠戮一空，原來地方上的人脈關係，現在也被打得稀碎。
繼續肆意妄為，事情就不一定能遮得住了。
在完成對地方衙門的滲透前，大家必須低調做人。
以往那些他們看不上的窮棒子，現在也必須認真對待。
尤其是男丁數量多的，更加不能惹。
惹急了，人家直接匹夫一怒，流血五步。
就連土客之間的百年械鬥，都減少了很多。
矛盾依舊存在，但爭鬥方式已經從火拚，變成了對罵。
一方麵是人口減少後，資源沒那麼緊張。
另一方麵則是大家在戰爭中損失了大量的青壯，現在青壯數量嚴重不足，再火拚就要亡族滅種了。
在這種背景下，敢牽頭和軍方對著乾的士紳不能說沒有，但數量絕對不會多。
畢竟，叛軍餘孽尚未圍剿乾淨，蹦出幾個漏網的亂黨，也是很正常的事。
……
“蘭先生，朝廷的任命已經下來，再過去幾天我就要去廣州赴任。
這兩本《衛所管理製度》和《經濟作物種植手冊》，儘快安排人印刷，而後分發到每一名衛所軍官手中。
接下來一段時間裡，這就是衛所軍官學習的教材。
讓所有人都給我背熟了，本將從廣州回來，要組織一場考核。
考核成績不及格的，本將會讓他們後悔！”
李牧嚴肅的說道。
麵對一群半文盲將領，他也非常無奈。
事實上，大虞朝的識字率，在封建王朝中已經算最高的。
開國初年的時候，朝廷甚至嘗試過普及全民教育，建立了社學、縣學、府（州）學多級教育體係。
其中社學，就是建立在鄉村的最基礎教育機構。
為了鼓勵民間子弟入學，朝廷還做出強製規定：“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
入學無需考試，招生無名額限製，15歲以下願意入學的，都可以就讀。
成績優異者，可入縣學。
理論上來說，人人都有受教育，科舉入仕的機會。
沒有任何意外，這一政策在開國初年，得到了落實執行。
到了後麵的執行過程中，就慢慢變了味，脫離了全民教育的初衷。
最開始拿著沙盤就可以學習，慢慢要求學生購買教材、筆墨紙硯，學費隨之增長。
教材也從簡單易懂的《三字經》、《千字文》兒童啟蒙讀物，變成了高大上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社學老師，同樣是良莠不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