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出現於10世紀初，至1635年（清天聰九年）清太宗皇太極以“滿洲’、族稱詔告中外，前後活動於曆史舞台凡700餘年，大體說來，其間經曆了發展（遼代）、興盛（金朝）、衰弱（元至明初）和再度興起（明中葉以後）四個時期。本章敘述的，是其前兩個時期的曆史。在這200多年的曆史進程中，女真人經過艱難奮鬥和頑強拚搏，使一個被契丹貴族分而治之的民族發展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金王朝的建立，既大大推動了女真社會曆史的發展，又在鞏固祖國北部統一，發展北方社會經濟，促進中華民族進一步形成等方麵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第一節女真與大金國
一、女真族稱與族源
女真族稱初見於903年（唐天複三年），史載阿保機於是年“伐女直，下之”。然在遼、宋史籍中，女真作為族稱最早出現時間說法不一，或籠統言之在五代時（907—960），或說在926年（後唐天成元年），甚至有說唐貞觀（627—649）中已“聞女真之名”。
女真稱號，有女貞、慮真、女直、女質、朱理真、朱裡真、珠爾真、珠申、諸申、朱先、朱裡扯特、主兒扯惕、拙兒擦歹等。其中，以女直最常見。女真寫作女直，曆來認為係避興宗耶律宗真之諱，然日本學者認為避諱之說“似得之附會”，直字乃真字之促音的音譯。
女真一詞語源，一般認為是肅慎轉音或同音異譯。《滿洲源流考》在解釋肅慎轉音為朱裡真（女真）時雲：“夫北音讀肅為須，須朱同韻，裡真二字合呼之音近慎，蓋即肅慎之轉音”。其含義因隨對肅慎不同理解而有三：一說是鳥名；或說是通古斯語“人”的意思；或據《三朝北盟會編》記女真“本名朱理真”，認為是女真一同的本音，在女真語中“東方”讀音作“諸勒zhui”，與朱理音相通，“海青”讀音作“申she”，拚合為諸勒申（朱理真），故女真一詞含義為東方之鷹（海東青），作為族稱即鷹的民族之意。三種說法前後兩說意思接近，又符合女真的故地產名鷹海東青和先秦至清許多世代相傳言之娓娓動聽的史實，似當是女真一詞的含義。
女真的族源，主源是黑水靺鞨，與先秦時的肅慎，漢至晉的挹婁。北朝時的勿吉，隋至唐初的靺鞨，有淵源關係。因為黑水靺鞨是以黑水部為核心形成的，而黑水部為靺鞨著名7部之一，黑水靺鞨下屬的16部也多是原靺鞨的部落。不過，要說明女真人的族源，還有兩方麵的情況必須講到：一方麵，最初的女真人不僅未包括原靺鞨諸部的粟未、伯咄、安車骨、白山等部，就是黑水靺鞨16部中的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4部，亦不在其內；另一方麵，女真族的主源雖是黑水靺鞨，但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融合或同化了不少它族人。後來加入女真共同體的，在遼朝，當928年（遼天顯三年）遼太宗吳乞買命耶律羽之將渤海人南遷時，“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另一部分因“困乏不能遷”的渤海人，當渤海人大批南遷後，女真人迅速進入渤海故地，與之錯居雜處。有遼一代，在女真分布區內除有以兀惹（疑為拂涅異譯）名號活動的外，其它的多被契丹人稱之為女真，說明上述兩部分渤海人已融合入女真族。金代加入女真族的：一是原在遼朝管轄下的大批渤海人，鐵驪、兀惹等部民，在遼亡前夕轉附女真，鐵驪、兀惹等歸附女真後不再見其名，渤海人在阿骨打“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思想支配下，它們相互通婚，金世宗完顏雍以後渤海稱號亦不見於史，顯然它們都成了女真族的成員；二是移刺窩斡等領導的契丹人起義在1163年（金大定三年）被鎮壓下去後，金世宗下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將其分隸女真猛安謀克，後來金世宗在遷西北路參與窩斡起義的契丹人到上京、濟州、利州等地時，明確告訴辦事大臣使其與女真人雜居，“相互婚姻”、“男婚女聘，漸化成俗”，與女真雜處的契丹人也有很多成了女真人；三是金代從阿骨打起，多次將南征中俘掠的漢人北遷“實內地”，成為女真人的奴隸，漢人在近100年的曆史演變中，亦有不少被女真人所同化。
二、女真諸部
各支女真人的稱號在遼、宋、金史籍中前後極不一致，相同的稱號前後所指亦不儘相同，既有範圍的擴大，亦有含義的縮小，因此介紹女真諸部，需分彆加以敘述。
中原人最初記錄的女真彆稱有5個，即女真人被遼太祖阿保機征服後，他“慮女真為患”，將其社會發展較快、政治上有勢力的數千戶“強宗大姓”，遷居今遼寧省遼陽市以南地區，編人遼的戶籍直接統治，稱之為“熟女真”，又曰“曷蘇館”（一作合蘇館、合蘇款，女真語“藩籬”、“籬笆”之意）。對未被遷走的女真人，契丹貴族為分而治之，將居於粟末江（今第二鬆花江）以北，寧江州（治所在今吉林省扶餘縣東石頭城子）東北，有地方500餘公裡，戶口10餘萬，處於社會較低發展階段上的女真人，實行“羈縻”統治，被稱為“生女真”，分布於生、熟女真之間，即住在今遼寧省開原縣東北至第二鬆花江中間的女真人，雖被編入遼戶籍，但允許其與生女真往來（熟女真不得與生女真往來），稱作“回霸女真”（回霸一作回跋，因其中心地在回跋江即今輝發河流域而得名）。居於今俄羅斯遠東錫赫特山脈以東“極邊遠”、近日本海的，稱之為“東海女真”。住在今洮兒河附近的一支，因其“多黃發，鬢皆黃”，被稱為“黃頭女真”（疑來源於黃頭寶韋）。上述稱號表明，皆非女真部落名，或依其社會發展名之，如生、熟女真；或據其居住地區，如回霸、東海女真；或按其外貌特征，如黃頭女真。五支女真人，共有72部落。
《遼史》中的女真彆稱有近20個，除有相同於上述的曷蘇館、生女直和回跋部外，尚有南女直、南京女直、長白山女直（或稱長白山部）、鴨祿江女直（或稱鴨祿江部）黃龍府女直、濱（瀕）海女直、羅涅河女直、東北路女直、順國女直、奧衍女直部、乙（移）典女直部、達魯古部、蒲盧毛朵部。鼻骨德部（後又分伯斯鼻骨德部、達馬鼻骨德部）、五國部。其中的南京女直應是南女直之誤，東北路女直是遼對黃龍府東北女真諸部的統稱。他們與前五支女真人的對應關係大體為：易蘇館、南女直屬熟女真，前者因仍居初遷地，故用原名；後者分布在今遼東半島西南境的蓋、複、金等縣地，是熟女真再向南遷移的部分。遼末，易蘇館下有7部。回跋部、北女直、乙典女直部、長白山女直、鴨祿江女直、黃龍府女直，屬回霸女真，其辛的北女真內又分4部，長白山女直竟有30部。生女直部、順國女直、達魯古部、羅涅河女直、蒲盧毛朵部、奧衍女直（遼聖宗將俘掠的女真人遷居鎮州後新組成的部名），屬生女真；廣義他講，鼻骨德部、五國部、阿裡眉等，亦屬生女真。遼末，生女真內的完顏部下又分12部，徒單部有14部，鳥古論部有14部，蒲察部下分7部。僅此四大部（支係）已有47部，濱海女直，即東海女真。《遼史》中無黃頭女真。
女真人的部落組織，直至1114年金太祖阿骨打將生女真內原有氏族製下行軍時的猛安謀克確定為固定組織前還存在。此後，隨著金國的軍事勝利，各支女真人迅速歸附阿骨打，皆被編為猛安謀克，其它部落組織即為猛安謀克組織逐漸代替。金初見於史書的女真彆稱有：熟女直、生女直、易蘇館、回怕裡、係遼籍女直、不係遼籍女真、係案女直阿典部、北女直、達盧古等。上述彆稱所指許多是重複的：熟女直、曷蘇館、係遼籍女直，是熟女真的三個不同稱號；生女直、不係遼籍女直，皆指生女真，而係案女直阿典部、達盧古為生女真內的部名（有人認為後者來源於唐代室韋達姤部）；回怕裡即回霸女真的異譯，北女直為其一部落。
《金史》紀傳中載有眾多女真部名，極大多數皆為生女真的部落稱號，它們在金國建立後也逐漸消失。不過由於女真人“以部為氏”，故其名許多存在於女真四大支係的姓氏中。下擇其主要者簡介之：
完顏鄙：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代女真的主乾部分，金宗室出於是部。內分3支12部。金始祖函普為1支，初居仆乾水（即忽汗水，今牡丹江）之涯，金獻祖綏可時徙居海古水（今阿什河支流海溝河）。再遷，遂定居於安出虎水（阿什河）之側。函普弟保活裡為另1支，世居那懶水（今俄羅斯遠東之蘇昌河）。再1支為函普兄阿古酒，世居曷蘇館（今遼陽市以南地區）。12部所知者，除居阿什河者外，還有泰神忒保水（今牡丹江上遊一支流，一說在朝鮮鹹鏡南道北部）完顏部、神隱水（牡丹江支流，有說今漾江或螞蜒河）完顏部、雅達瀾水（今拉林河附近一水）完顏部、馬紀嶺（今牡丹江東之老爺嶺）劾保村完顏部。
徒單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昭祖威順皇後出於是部。內分為14部，已知有活刺渾水（今呼蘭河，一說為付拉葷河）徒單部，忒裡（黑）辟刺徒單部。
烏（吾）古論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穆宗貞惠皇後出自是部。凡14部，已知有蘇濱水（今綏芬河）烏古論部，統門（今圖們江）、渾蠢水（今琿春河）之交烏古論部。近年考古發現，金“上京獨發古山”也有烏古論部人。
蒲察部：生女真主要部落之一，金肅宗靖宣皇後為是部人。凡7部，已知有世居安出滸水（今阿什河）蒲察部，斡泯水（清稱額爾敏河，在伊通州境內）蒲察部，還有居姑裡甸（今黑龍江省寧安縣東京城西的德林石，或說在牡丹江下遊西）和阿跋斯水（今吉林敦化縣北勒福成河）之間的蒲察部。
上述四個部落所屬諸部，後來在遷徒中更分散到各地，已知情況為：
完顏部落有：陀（）滿部，在圖們江附近；加古部，在拉林河支流活龍河流域；術（烏）虎部，在拉林河流域；斡勒部，在阿什河北；斡準部，在綏芬河流域；溫迪痕部，散居幾地，有統們水（圖們江）溫迪痕部：胡論水（今拉林河支流活龍河）溫迪罕（痕）部，移裡閔河（今飲馬河）溫迪罕部；仆散部，在今朝鮮境城附近。
徙單部落有：裴滿部，在今五常縣境內；烏林答部，居今牡丹江支流海浪河流域；紇石烈部分居多地，有活刺渾水（今呼蘭河）紇石烈部，阿裡民忒石水（今綏芬河入海附近之阿敏河）紇石烈部，星顯水（今布爾哈通河）紇石烈部，陶溫水（今鬆花江下遊北支湯旺河）、徒籠古水（今湯旺河北多隴烏河）紇石烈部，還有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納喝部，居耶悔水（今吉林省東部，一說耶悔即葉赫站）。
烏古論部落有：泥龐古部，居帥水（今通肯河）附近；烏延部有蟬春水（今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之嘎呀河）烏延部，阿不塞水、星顯水（今布爾哈通河）烏延部之分。
蒲察部落有：唐括部，在帥水下遊，金景祖昭肅皇後為是部人，有說是部原為藏族的一支，契丹人將其徙居東北，後人女真；奧屯部，居今圖們江或琿春河附近；術甲部，在琶裡郭水（一作拔盧古水，今黑龍江省木蘭縣佛特庫河，俗稱黃泥河）；斜卯部，約在牡丹江東之老爺嶺附近。
現在尚難確定屬上述四個部落中哪一部落的，主要有：溫都部，居阿跋斯水（今吉林省敦化縣北勒福成河）附近，活動於來流水（今拉林河）以南，匹古敦水（今吉林安圖縣古洞河，一說為阿什河東之蜚克圖河）以北地區，金景祖烏古廼時加入完顏部部落聯盟。婆盧木部，在今巴彥，木蘭兩縣交界之白木楊河流域。主偎（燭威）部，在今黑龍江省蘿北縣佛山鎮附近之紮依河地區。禿答部，在今鶴崗與蘿北兩縣交界之都爾河流域。烏薩紮部，居來流水附近。含國部，在今烏蘇裡江上遊或綏芬河上遊地區。塢塔、職德二部，在今綏芬河中上遊。兀勒部，在今烏蘇裡江下遊以東地區。此外，還有前已述及的五國部（居今依蘭縣以下鬆花江及東流黑龍江附近地區）、鱉古部（即鼻骨德部，在今鬆花江、黑龍江合流處之東北）等。
三、生女真的興起與大全國的建立
8世紀20年代，唐朝在女真先人黑水靺鞨地設黑水州都督府，以其最大部落為都督，各部酋長為刺史，說明當時女真先人社會中號令諸部的組織已經出現。約在9世紀末10世紀初，黑水靺鞨乘其強鄰渤海衰弱之機，向南遷徙，出現一個部落分遷幾地的局麵；另方麵，當時又正是另一近鄰契丹族崛起之時，一些南遷部落被契丹征服，契丹貴族為分而治之，將其數千戶“強宗大姓”遷於遼陽以南地。這兩個新變化，致使女真社會的正常發展遭受曲折。
生女真是女真族中社會發展最後進的一支，大金王朝即是以完顏部為核心的這支女真人建立的。完顏部在綏可為首領前，還過著“遷徒不常”的狩獵、遊牧生活。
11世紀初，在其率領下定居安出虎水畔，開荒種地，建造房屋，始“有棟宇之製”，但仍處在“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的階段。到金景祖烏古廼時（11世紀中），由於從“鄰國”購得大批鐵器，在溫都和加古等部內又出現了專以鍛鐵為業的鐵工，使社會生產力得以迅速發展。阿骨打稱帝時，阿離合懣、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說明在此以前農業已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至於畜牧業生產，從女真人在遼代每年要向貢馬萬匹，耶律斜軫等東征女真在986年（遼統和四年）掠回馬達20餘萬匹看，則早在農業興起以前已相當發展。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內的階級分化愈趨激烈。女真社會奴隸的出現，始於函普製定籍沒犯殺傷人者家人法時，11世紀中葉以後，戰爭成了女真各部掠奪財富和奴隸的手段。如金世祖劾裡缽與烏春、窩謀罕之戰，窩謀罕被迫棄城逃跑，世祖破其城後“儘俘獲之”。在世祖與桓赦、散達兄弟的戰爭中，桓赦公開向眾宣布：凡烏古廼夫婦寶貨財產聽參戰者取之，“有不從者俘掠之”。金穆宗盈歌時撒改攻破留可城後，“城中渠帥皆誅之，取其孥累（奴隸）貨產而還”。12世紀初，賣身奴隸也出現了。大量奴隸的出現，預示著女真族將跨入階級社會。
頻繁的強淩弱、眾暴寡的戰爭，使各部都感到結成聯盟抵禦外侵是賴以生存的條件，於是部落聯盟就應時產生了。生女真部落聯盟發展進程表明，大體以金昭祖石魯任聯盟長為分界，此前為形成階段，一般是一些近親部落因緊急需要結成的臨時聯盟；此後以地域逐步形成了若乾個軍事部落聯盟，其中以完顏部為核心建立的聯盟最強大，它的發展壯大，也是完顏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石魯當聯盟長後，“稍以條教為治，部落寢強”。但是，當時“舊俗”影響很深，諸部不願受“條教”約束，他便藉遼加授的惕隱官身份，“耀武”於青嶺、白山、蘇濱、耶懶地區，順者撫之，違者討之，一個龐大的以地區為單位的軍事部落聯盟就這樣建立起來了，金景祖烏古廼時，聯盟進一步擴大，自白山、耶悔、統門、那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於烏古翅。至此，先後被納入大聯盟的部落，有泰神忒保水完顏部、神隱水完顏部、雅達瀾水完顏部、統門水溫迪痕部、斡混水蒲察部。那悔部、土骨論部、五國部、溫都部、裴滿部、加古部、駒滿部、術甲部、術虎部、不術魯部、唐括部等。遼因此任命烏古廼為生女真部族節度使。但當時大聯盟仍不鞏固，所以烏古廼死後其子世祖劾裡缽、肅宗頗刺淑、穆宗盈歌先後任首領時，既有完顏部內桓赦、散達兄弟的興兵作難，也有被兼並部落阿跋思水溫都部烏春，活刺溫水紇石烈部臘醅、麻產，統門、渾蠢水之交的烏古論留可，渾蠢水徒單部詐都與蘇濱水烏古論部敵庫德等，相繼起兵反抗。穆宗終於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借遼的聲威，“撫寧諸路如舊時”。接著，他接受阿骨打的建議，先取消了統門、渾蠢、那悔、星顯四路及嶺東諸部的都部長（地區聯盟長），後又不準各部擅製信牌，違者“置於法”，一切皆用完顏部法令，“自是號令乃一”。史雲：“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誌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東南至於乙離骨、易懶、耶懶、土骨論，東北至於五國、主限、禿答，金蓋盛於此”。
大金國的建立，是完顏阿骨打完成的。阿骨打為金世祖第二子。世祖在世時，已表現出超群的才能，故世祖臨終前對穆宗說，“惟此子（阿骨打）足了契丹事”。後來，阿骨打輔佐肅宗、穆宗、康宗烏雅束，不僅戰功卓著。且很懂得治世之道。前麵所述穆宗取消都部長和各部不得“擅製牌號”，使大聯盟得以鞏固，皆其“啟之”。康宗七年，因年成欠收，人民流離失所，阿骨打提出“自今三年勿征，過三年徐圖之”，聞者感泣，遠近歸心。宋人亦雲阿骨打有大誌，能用人；對周圍部落“好則結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強掠之。力農積穀，練兵牧馬；外則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以通情好”。
1113年（遼天慶三年）十月，康宗死，阿骨打以“兄終弟及”襲位為都勃極烈（猶總治百官之塚宰）。次年六月，遼遣使命襲生女真節度使。此時，一方麵女真社會的貴族要求進一步發展奴隸製；另一方麵，遼朝是荒淫腐敗的天柞帝當政，為了享樂，每年派銀牌天使至女真境內勒索名鷹海東青，“公私厭苦之”，使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一起。阿骨打於1114年，一麵遣人向遼索還阿踈\，偵察遼的實力；一麵“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積極做起兵反遼準備。
1114年九月，阿骨打征得女真兵2500人，便進軍遼控製女真的戰略要地寧江州（今吉林省扶餘縣石頭城子）。進軍途中，在寥晦城誓師，列數遼的罪狀，於十月朔一舉攻克寧江州城。阿骨打“陰縱”被俘的遼防禦使大藥師奴，使招諭遼人；讓渤海人梁福等“偽亡去”招諭鄉人聲言：“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又遣完顏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真。
遼失寧江州後，天祚帝派都統肖糺裡等將步騎10萬於十一月至鴨子河北，時女真甲士才達3700人，且隻有三分之一渡過鴨子河，兩軍會於出河店（今黑龍江省肇源縣西）。阿骨打利用風大塵埃蔽天的有利時機，揮軍出擊，遼軍望風奔潰；追至斡論（鄰）濼，俘掠甚眾。至此，女真兵員才“滿萬”。
以上為女真族反遼起義具有決定意義的兩次戰役。它使遼廷震驚，將士情緒低落；而女真兵卻因兩次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條件下取得全勝，由是鬥誌更加旺盛。接著，又連克遼賓、祥、鹹三州，鄰近的兀惹、鐵驪等部族，紛紛叛遼歸附。在其弟吳乞買等人為“以係天下心”的勸進下，阿骨打於1115年正月建國稱帝，國號大金，改元收國，都會寧（今黑龍江省阿城市白城）。標誌著女真族的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金國建立後，進軍遼東北重鎮黃龍府，迅速克之。接著又先後攻占遼東京、上京、中京，並於1125年與北宋聯合滅遼，1127年又揮戈南下滅北宋。自此以後，它與南宋、西夏分掌中國統治權達100餘年，成為中國曆史上的一個王朝。
1153年遷都燕京（今北京市）。統治區域，南達淮河，北至外興安嶺，東臨海，西與西夏及以“界壕”與蒙古為鄰。
第二節猛安謀克組織
一、猛安謀克的建立與空化
猛克謀克是女真人創建的一種社會組織，脫胎於原始氏族製下的集體狩獵組織。初雖以軍事需要發展為軍事組織，但其成員平時在部落內仍從事狩獵、捕漁勞動，隻是一遇戰爭，青壯年才應征召去打仗，並自備武器、軍馬和糧草，聯盟根據各部部長（孛堇）率領出征人數多寡，分彆稱之為猛安或謀克。全世祖時，謀克似已成了一種常設的軍事組織，但此時，作為軍事首領的謀克還常由部長或族長一人擔任。1114年阿骨打定300戶為謀克，10謀克為猛安，特彆是大批猛安謀克戶遷居中原各地後，便成為軍事、行政、生產三位一體的組織。
猛安謀克的含義，舊說猛安為部落單位，謀克為氏族單位。按女真語義，猛安本意為千，初為千夫長即千戶長；謀克本意為族，族長，在女真諸部由血緣組織向地域組織轉化後，又有鄉裡、邑長之意，再引申為百夫長、百戶長。在有金一代，猛安謀克一詞包括五個內容：（1）職官的代稱；（2）軍隊編製的兩級單位；（3）地方行政組織的兩級單位；（4）戶製；（5）世襲爵銜。猛安與謀克組織並非同時出現，謀克大約在11世紀初金昭祖石魯或景祖烏古延時已經產生，如前所述，當時生女真諸部間的戰爭已成為經常的事，各地區的部落聯盟亦普遍存在，大部落聯盟正在形成。但見史載，晚在世祖劾裡缽與桓赦、散達兄弟戰爭的記事中：世祖命肅宗頗刺淑率兵去征討，一敗再敗，世祖乃“使歡都、冶訶以本部七謀克助之”。猛安組織的出現，大約在11世紀末至12世紀初穆宗盈歌末年至阿骨打起兵反遼這一段時間，因為生女真大聯盟雖早已建立，但在1102年（金穆宗九年）以前，發生的戰爭尚未見動員1000人以上參戰的記載。從猛安出現的時間推測，謀克組織出現時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而猛安組織開始出現時儘管尚受血緣關係的影響，但它一定是一種以地域為特征的組織。
作為軍事組織的猛安謀克，猛安之上置軍帥，軍帥之上設萬戶，萬戶之上有都統；謀克之內設蒲輦（一作蒲裡衍或佛寧，女真語，50戶之意）。作為地方行政單位，猛安相當於防禦州，高於刺史州；謀克相當於縣，但地位高於縣，因為一般縣令為從七品，赤縣令才從六品，而謀克皆為從五品，與諸刺史州刺史同級；作為一種官職與爵銜，猛安與謀克均可世襲，或兄終弟及，或父死子繼，甚至在其父出仕或任彆職時也可承襲。猛安謀克的職責，初隻管訓練士兵，指揮作戰。後來，猛安還負責“勸課農桑，餘同防禦”；謀克掌捉輯軍戶、“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可見，猛安謀克擔負著率兵打仗和掌管生產、征收賦稅等多種職能。
猛安謀克戶，有權從國家分得一份土地，由自己的家庭成員耕種，此即所謂牛頭地；其義務是必須向國家承擔一定的兵役、徭役和賦稅。牛頭地分配及賦稅最初規定為：每來牛三頭為一具，限25口受田4頃4畝有奇，歲輸粟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40具。
1127年（金天會五年）又“詔內地諸路”，每耒牛一具隻賦粟5鬥，此後為定製。這就是說，一個猛安謀克戶最多可有牛120頭，民（主人及奴隸）1000口，土地176頃；而納稅是極其微薄的，但兵役義務卻極其繁重，青壯年不僅在戰爭時期要應征服兵役，在和平時期也“間年一征發，以補老疾死亡之數”。
猛安謀克曾一度有過等級之分。1145年（金皇統五年），金熙宗亶分猛安謀克為上、中、下三等，宗室為上，餘次之。海陵王亮即位後，於1150年（金天德二年）削上、中、下之名，隻稱為“諸猛安謀克”。
猛安謀克的成員、戶數，前後亦有變化，初雖均為生女真，但阿骨打為適應對外戰爭的需要，以“歸附降人”編為猛安謀克，亦用猛安謀克名授其首領以統其眾。早在攻克遼黃龍府，擊敗“遼兵號七十萬”後，即於1116年（金收國二年）下詔，自今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女直、室韋、達魯古、兀惹、鐵驪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且使從宜居處，“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製”。後撫定奚族及分南路邊界，撻懶表請設官鎮守，又答“依東京渤海列（例）置千戶（猛安）、謀克”。金兵中有渤海軍8猛安，奚軍9猛安。漢和渤海人習於州縣製，1124年（金天會二年）金兵攻拔平州後，平州人不樂為猛安謀克之官，統帥完顏宗望以“恐風俗揉雜民情弗便”為由，乃罷是製。10餘年後，又廢除遼東地區漢和渤海人中的猛安謀克。1140年（金天眷三年）太宗吳乞買罷除此地漢和渤海人的猛安謀克，改行州縣製，但有功於金的漢和渤海人仍可為猛安謀克官。1145年（皇統五年）熙宗直“又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製，浸移兵柄於其國人”。契丹猛安謀克的罷除，始於移刺（耶律）窩斡等領導的契丹人起義被鎮壓下去後的1163年，是年八月，金世宗雍下詔罷契丹猛安謀克，以其戶分隸女真猛安謀克。此次罷除雖主要是參加移刺窩斡起義的契丹諸猛安謀克，但其餘的及奚人的猛安謀克，後來也逐步被廢除。人戶數的變化，1114年以前，一猛安、謀克的人數本無定製，此後亦非一直是300戶為謀克，10謀克為猛安。由於謀克內戶數增加，金世宗於1175年（金大定十五年）下詔再定猛安謀克戶，每謀克不超過300戶，7—10謀克為猛安。據大定二十三年的統計，時女真猛安共有202個，謀克1878個，凡615624戶，平均每猛安雖未超過10謀克，但每謀克有320餘戶。金宣宗南遷後，作為軍事組織的猛安謀克，每謀克隻25人，4謀克即為猛安，而一謀克內實際能作戰者又隻有18人（除去旗鼓司火頭5人），幾乎完全喪失作戰能力。為抵禦蒙古軍南下，宣宗亶於1222—3年（金元光年間）招義軍，亦隻以30人為謀克，5謀克為千戶（猛安）。說明金南渡以後，猛安謀克組織實已崩潰。由此可知，猛安謀克人戶數的變化，反映了金代女真旅的興衰。
二、猛安謀克的遷徙及作用
女真貴族為了軍事發展的需要，鞏固對新征服地區的統治，多次將居於故地的猛安謀克遷到新占領地區。純屬於這類性質的遷徙，主要在太祖、太宗、熙宗三朝：
太祖阿骨打在攻拔寧江州、黃龍府、泰州等地後，先後將一批猛安謀克遷駐其地。最早遷徙始於1116年（金收國二年），以銀可術為謀克，“分鴨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屯駐寧江州。兩年後（金夭輔二年），婁室認為黃龍府乃“一都會”，若有變，鄰近地區會“相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阿骨打“乃命合諸路謀克”，以婁室為萬戶往鎮之。1121年（天輔五年），又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鹵為由，派完顏昱、宗雄視察泰州土地。昱等返回時，“直其土以進，言可種植，遂摘諸猛安謀克民戶萬餘”，以祖居按出虎水的婆盧火為都統率之往。拾得、查端、阿裡徒歡、奚撻罕等四謀克，即被遷居泰州。臨行，阿骨打還特賜其耕牛50頭。
太宗吳乞買即位，不久滅遼，金開始了爭奪中原地區統治權的新時期。當用武力占領了黃河以北廣大地區後，陸續將大批猛安謀克從東北地區遷入華北各地。遷徙始於1126年（金天會四年），宗望受命將一批猛安謀克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
1133年（天會十一年）秋，“金左副元帥宗維（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得留”。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抵達華北地區後，星羅棋布，散居四方。被遷的還有契丹、奚、渤海等族人。為了使遷居新地後的猛安謀克真正能起到“戍邊”作用，太宗於1131年（天會九年）四月下詔，對匱於衣食典質其親屬奴婢者，官為贖之；“戶計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戶為四口”等優厚照顧。
熙宗直於1136年即位，次年廢掉劉豫傀儡政權後，“慮中州懷二三之意”，特彆是1141年（金皇統元年）金與南宋達成“紹興和議”，淮河以北之地劃歸金以後，又出現了一次將大批猛安謀克南遷的高氵朝。經過這一次遷徒後，大名府路、山東東西路、河北東西路、南京路、河南路、關西四路皆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猛安謀克戶和猛安謀克軍以小集中、大分散與當地漢人雜處，政府按戶口分給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糧。同時被遷的，也有契丹及奚人。
猛安謀克的遷徙，非僅限於上述三朝，除了金末宣宗殉南渡的遷徙不論外，主要的還有以下幾次。不過此後的遷徙，一般說來，大多都是因其內部政治鬥爭形勢的需要，與以前有彆。
海陵王完顏亮弑熙宗直即皇帝位後，於1153年（金貞元元年）由會寧遷都燕京。為了削弱東北地區女真大貴族的勢力，防止“上京宗室起而圖之”，亦為了加強華北地區的軍事力量，約在1156年（金正隆元年），將上京宗室諸王的猛安謀克，大批遷到今北京市及河北、山東等省。屬太祖、遼王宗乾、秦王宗翰及右諫議烏裡補之猛安，太師勖、宗正宗敏之族，被遷於中都（今北京市）；斡論、和尚、胡刺三國公，太保昂、詹事烏裡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故果國公勃迭等8猛安，被遷居今山東省境；阿魯之族，被移到北京（今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大明城）；按達之族，被遷到河間府（治今河北省河間縣）。
金世宗完顏雍時期，猛安謀克大規模的遷徒有四次：1179年（金大定十九年），世宗將原居按出虎水的被完顏亮遷到河南的8猛安，徙居大名、東平之境。次年，將河北東路遙落河、移馬河兩契丹猛安遷於大名、東平等路安置；1183年，又遷山東東路8謀克到河北東路的河間府，置於酬斡、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遷到河間的宗室未徙者令儘徒於平州，同時，又將山東東路忒黑河猛安之蘸答謀克、移剌閔斡魯渾猛安之翁浦謀克、什母溫山謀克9村人戶徙於劉僧，安和2謀克“舊地”；1184年，在東北地區將速頻、胡裡改3猛安24謀克遷到上京率水、胡刺溫水之地。綜觀世宗四次遷徙的原因：一是完顏亮時把宗室之猛安遷到土質較差的河間地區，世宗為了安撫宗室貴族，將其轉遷到土質較肥沃的平州；同時亦因宗室在此“侵削居民”；二是將遙落河、移馬河2契丹猛安遷到大名、東平，是“欲令與女直戶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而將速頻、胡裡改路眾多謀克遷往上京，除上述原因外（因大定初不少契丹人被遷散到上京地區），還由於完顏亮把上京諸猛安甫遷後，上京空虛，世宗“欲上京兵多”，備“緩急”之用，而速頻、胡裡改人又“驍勇可用”。
經過多次大遷徙後，據統計，東北地區駐有99猛安，遷到中原的有70猛安。
金宣宗完顏珣南遷，又將河北的猛安謀克軍戶遷到河南，初遷往“百萬餘口”，後“革去冗濫”，述有42萬有奇。
猛安謀克作為女真創建的一種社會組織和製度，在前期起過積極作用，歸納有以下幾點：首先，對把分散的女真各部結成為一個統一的女真族，起了促進作用。自阿骨打在1114年確立猛安謀克後，不僅生女真，就連遼東等地的熟女真亦被納入猛安謀克組織之中，於是一個統一的女真族就這樣形成了。第二，阿骨打創建的猛安謀克，雖是一種地域組織，但仍具有濃厚的血緣關係。這種以地域、血緣因素為紐帶的猛安謀克，形成了強大的親兵集團，在滅遼攻宋戰爭中，相互照顧，大大增強了女真兵的戰鬥力。第三，團結了歸附降人。生女真的人數相對來說是不多的，中原人認為它不過“一部族耳”。可是自阿骨打起兵後，女真貴族隻用了10餘年時間（至1127年），就滅掉了遼與北宋，除了女真兵的勇猛善戰和遼、宋的腐朽外，即是女真貴族對降附的漢、渤海、契丹和奚等族人，亦用猛安謀克編製，並用猛安或謀克稱號授其首領，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他們的反抗情緒，起到了“為我所用”的作用。第四，由於猛安謀克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所以女真貴族能隨著新占領地區的不斷擴大，迅速將大批女真人遷到新占領地區屯駐，從而鞏固了對新征服地區的統治。但是在女真貴族把猛安謀克搬到中原地區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後，它又變成了阻礙社會發展，束縛女真人前進和進行民族剝削壓迫的工具。
第三節“勃極烈”的廢除與封建化
一、金初的“勃極烈”製
1115年元月，阿骨打建國稱帝，標誌著生女真社會奴隸製的正式確立。為適應奴隸製國家的需要，於是年七月將存在於生女真大軍事聯盟下的都孛堇、國相、孛堇議事會，改組為參主朝政、共議國事的最高權力機構——勃極烈製度。它保有古老聯盟議事會製度的痕跡，以合議製形式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雖是一種輔佐皇帝的政治製度，但皇帝的權力受到諸勃極烈的牽製。這一製度施行凡20年，中經太宗，至熙宗時才被廢除。
勃極烈的含義，一般認為是“孛堇”一詞的異譯。勃極烈議事會的成員，前後有增減變化。初，阿骨打以其弟吳乞買為諳班勃極烈，國相撒改為國論勃極烈，辭不失為阿買勃極烈，弟斜也（杲）為國論吳（一作昃）勃極烈。由於都勃極烈改稱皇帝後不複再用，故勃極烈成員初為4人。兩個月後，改國論勃極烈撒改為國論忽魯勃極烈，增阿離合懣為國論乙室勃極烈。次年五月，又有斡魯為迭勃極烈之事。
1121年（金天輔五年）國論胡（忽）魯勃極烈撒改死，次月升吳勃極烈斜也為忽魯勃極烈，以蒲家奴補昊勃極烈之缺，又新設移賚勃極烈，以宗翰為之。1123年阿骨打死，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即皇帝位（廟號大宗）後，升斜也為諳班勃極烈，命宗乾為國論勃極烈。次年，增設阿舍勃極烈，以謾都何為之。1130年（金天會八年）諳班勃極烈斜也死，以儲嗣位久虛，在諸勃極烈乾與下，1132年太宗以阿骨打嫡孫合刺為諾班勃極烈；同時為加強皇權，對諸勃極烈作了一次調整，以其子宗磐為國論忽魯勃極烈（相當尚書令），國論勃極烈宗乾為國論左勃極烈（左丞相）、移賚勃極烈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右丞相）。至此，勃極烈議事會成員遂又為4人組成，其餘諸勃極烈，或死或升遷後未再遞補（隻有諳班勃極烈和國論勃極烈有了出缺才重新調整和補充），如阿買勃極烈辭不失、昊勃極烈斜也死後均未再補；移賚勃極烈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後也未補任；阿舍勃極烈謾都訶死後也不見有補任此職者。說明中央統治機構中的高級官職經過一段發展後製度化了，又表明隨著社會發展貴族勢力的分權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中央集權有了進一步加強。
1135年，諳班勃極烈合刺即皇帝位，是為熙宗，不僅未遞補諳班勃極烈空缺，且又以國論右勃極烈宗翰為太保，領三省事；國論忽魯勃極烈宗磐被任命為尚書令、太師；國論左勃極烈宗乾為大傅。次年，三人“並領三省事”。標誌著勃極烈製度在1135年已被廢除。
勃極烈的成員，均為金皇室和宗室的顯貴，連異姓完顏亦被排斥在外。上述擔任過勃極烈的12名成員，與皇帝的關係及世係為：吳乞買為太祖阿骨打同母弟，世祖第四子；撒改是太祖從兄，世祖侄，景祖孫；辭（習）不失是太祖從叔，景祖侄，昭祖孫；斜也為大祖同母幼弟，世祖第五子；阿離合懣是太祖叔父，景祖第八子；阿徒罕（？）；蒲家奴為太祖從兄弟，景祖孫；宗翰為太祖從侄，撒改長子。太宗時新增補的宗乾，為太宗侄，太祖庶長子；謾都訶為太宗叔父，景祖子；合刺為太宗從孫，太祖嫡孫；宗磐為太宗嫡長子。由此可見，諸勃極烈與皇帝之間，或為兄弟，或為叔侄，或為父子，並由多家族聯合製向以太祖家族為主演變。由於諸勃極烈與皇帝之間的這種關係，又是讚助太祖、太宗創業治國，定社稷的功勳，故一經被任命，便成了終身之職。
諸勃極烈稱號的含義及職掌，總的說，是用來“升拜宗室功臣之序”，兼有輔佐、議政、行政、司法和軍事等職能。具體分彆為：都勃極烈，總治百官，猶漢雲塚宰，即最高的勃極烈，總管一切國政，此稱號僅阿骨打在稱帝前用過，稱皇帝後被取消了；諳班勃極烈，官尊且貴，為皇帝的繼承人，大宗、熙宗均由此職即皇帝位，平時“貳國政”，皇帝出征時“監國”；國論勃極烈（左、右），意為國之勃極烈，即國相，金國建立前的國相撒改在勃極烈製度初建時被委此職；國論胡（忽）魯勃極烈，即統領官，在增設國論乙室勃極烈時，並以撒改為之，疑即國相；阿買勃極烈，為治城邑之官（有人認為阿買力“厄木”之對音，意為第一，即第一勃極烈，執掌女真內部政務）；國論昊（昃）勃極烈，主陰陽之官（或謂此為管理眾人的第二勃極烈）；移賚勃極烈，女真語位居第三曰“移賚”；乙室勃極烈，為迎迓之官，即負責外交之長官；阿舍勃極烈、紮失哈勃極烈，《金史·國語解》中有後者而無前者，為守官署之稱（紀傳中有前者而無後者。一般認為阿舍即紮失哈，是同一語詞音譯不同異寫）；迭勃極烈，“淬貳之職”，即副職，在諸勃極烈中位居最末。上述職守，僅有習慣上的分工，在實際生活中，諸勃極烈皆“參議國政”，諸如除授漢地方官吏。選立儲嗣等，往往均可參預。
二、漢官製的采用
官製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它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建立，而又廢除。女真貴族南下開拓的區域，多為封建經濟和文化有高度發達的漢區，在初采用建立在奴隸製基礎上的猛安謀克製統治遭到抵製後，便改用遼、宋習用的漢官製。金朝采用漢官製，經曆了一個發展變化過程，即先在部分地區施行，最後在中央廢除勃極烈製度，采用三省六部製。不過，由於女真族本身特點決定，在中央采用漢官製後，在女真人中仍用作為地方行政組織的猛安謀克。猛安謀克製度儘管自熙宗以後內容也在起變化，但直至章宗時它與漢官製地方係統的路、府、州、縣並存。
漢官製的采用，始於1122年（天輔六年）金太祖時。在進軍燕京前，詔“降者赦其罪，官皆仍舊”。攻下燕京後，遼知樞密院事左企弓、虞仲文、劉彥宗等奉表降，使“複舊職”，以左企弓守太傅、中書令，虞仲文為樞密使、侍中，等等。次年，太祖在招諭平州時立愛時又雲“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是年，金兵按約退出燕京，乃仿遼南北官製，設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以左企弓主院事，並下詔“此路事務申都統司，餘皆取決樞密院”
金太宗即位後，隨著新占領區的擴大，又著手在中央籌建漢官製。
1124年（天會二年）太宗再克平州後，將置於廣寧的中書省、樞密院移置平州（今河北省盧龍縣），第二年進入燕京後又移之於燕京，並“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製行之”。與此同時（約在天會二、三年間），雲中亦建立一個樞密院。時稱“東朝廷”、“西朝廷”。當時掌實權的斜也、宗乾了解了漢官製的優越性，便勸太宗改女真舊製，用漢官製度。史載“天會四年，始定官製，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或雲是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製”。疑此指劉彥宗死，燕京樞密院並於雲中樞密院後在燕雲及黃河以北地區推行的三省製。在此前後，1127年（天會五年）滅北宋，大批猛安謀克戶被遷入中原。太宗於1134年（天會十二年）頒布“初改定製度”詔書，“法古立官”，“首建官於台省”，並把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的韓企先調到上京（中央），授予尚書右丞，參加漢官製改革。這一年是金在中央著手建立漢官製開始之年。而太宗病卒於是年，改革不得不中止。
1135年（天會十三年）元月熙宗即位，首先完成太宗未完成的改製方案。三月，宣布在中央廢除勃極烈製，改用“循遼、宋之舊”，兼采唐製的漢官製，設立了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並逐步設置了六部，又在皇帝之下設三師、三公，三師並領三省事。尚書省設尚書令，下設左、右丞相（副相）。中書，門下二省分置中書令、侍中，由左丞相兼侍中，右丞相兼中書令。《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介紹熙宗這次改革：“初，金太宗晟（本名吳乞買）嘗下詔改正官名而未畢，至是置三省六部，略仿中國之製。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為兼職……六部初止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1137年（天會十五年）廢偽齊後，設行台尚書省於汴（今開封市）。次年（天眷元年）八月，頒行官製”。新官製內容包括官號、品次，職守等。後又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熙宗改革官製，在中央設立的機構除三省六部外，還有都元帥府、大宗正府、宣徽院、國史院、禦史台、翰林學士院、殿前司、勸農司、記注院、太常寺、秘書省等。他還在官吏選舉、俸祿和儀禮等方麵作了改革，頒行了封國、封爵等製度。在地方，設京、路、府、州、縣。金朝官製全國遂趨於統一。
熙宗以後，海陵王在1150年（金天德二年）廢除行台尚書省和改都元帥府為樞密院（改後受尚書省節製）後，1156年（金正隆元年）對官製又作了一次重大改革，主要是罷中書、門下省，隻置尚書省。尚書省直屬皇帝，為最高行政機關，使權力更集中。在改革中，尚書省內部也作了一些調整，如罷去原置平章政事官。此後，金朝官製隻局部稍有增損，再無大變動。所見變動中主要有世宗時增設平章政事兩人，章宗時增置提刑司等。
漢官製的采用，加強了中央集權，加速了女真社會由奴隸製向封建製轉化，給各民族有識之士進入仕途創造了條件，促進了金朝統治區內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三、奴隸製的廢除
女真社會經曆了奴隸製發展階段後進入封建社會。不過，女真社會奴隸製具有四個明顯特點：一是存在時間較短，從確立到廢除僅100年；二是在總人口中，奴隸人數占的比例不大；三是作為金代女真主體的生女真，雖在金國建立前早有因戰爭、負債或犯罪等折身為奴的，但金朝女真社會的奴隸，主要是對遼、宋戰爭中被俘掠來的外族人；四是伴隨著金國建立及發展，女真最高統治者多次下詔贖放奴隸和禁止權貴買民為奴。因之，女真社會奴隸製的確立（即進入奴隸社會）和過渡到封建社會的時間問題，存在不同看法。
生女真社會奴隸的出現，如前所敘，始於函普時代。11世紀中葉以後，各部間的戰爭已以掠奪人口、財物為目的，到了12世紀初（康宗時）賣身和債務奴隸也出現了。
1114年阿骨打進攻寧江州前宣布：“汝等同心儘力，有功者，奴隸部曲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敘進，輕重視功。”表明當時女真社會內的奴隸在總人口中已占有一定數量。上述事實隻說明全國建立前女真社會奴隸製度的發展進程，不能證明已是奴隸社會，從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上種社會形態必須有一個標誌，這個標誌，隻能是大金國的建立，在此之前，無論是烏古廼被遼授為生女真部節度使，還是阿骨打襲穆宗位稱都勃極烈，都稱不上是這一變革的標誌。
女真社會奴隸製的崩潰，始於金熙宗時，中經海陵王和世宗兩朝，到1190—1208年（明昌、泰和年間）才完成了向封建製的過渡。從太祖朝看，《金史》記載“放良”的史事凡4條；先是阿骨打在進攻寧江州前誓師時許諾，對作戰中有功的奴婢部曲可“為良”；隔一年後，又對為求生依附豪族、犯法和借債等折身為奴的，下詔“並聽以兩人贖一人為良”；1122年（天輔六年）在進攻燕京前，針對攻克遼上京、中京等地有大批遼民逃亡情況，宣布“奴婢先其主降，並釋為良”；攻克燕京後，又宣布“其間被虜及鬻身者，並許自贖為良”。上述四條贖放奴隸的記事，或是為了保證反遼戰爭的勝利，原為奴隸者，達到提出的要求可“為良”；或是對原為自由民因種種原因淪為奴隸的，需以人對贖或“自贖”才能恢複自由民身份，可見太祖“放良”並非為了廢除奴隸製而解放奴隸，這些“放良”措施，均是為了鞏固新建立的奴隸製政權。
太宗在位期間，發布奴隸“放良”詔令多至9道。同樣是在不觸動奴隸製度的前提下，為滅遼攻宋戰爭的勝利采取的權宜之計。因為9道詔令大多是“贖放”令，隻有兩道是“釋放”。而兩道釋放詔，一在1123年宣布對女真人中先附遼後被虜者的政策時，“其奴婢部曲，昔雖逃背，今能複歸者，並聽為民”說的；一在1130年詔“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權貴之家者，悉出還本貫”。前者是為了爭取滅遼戰爭的最後勝利，後者是因當時金兵正打到長江以南，需要有更多的自由民補充兵源。由此可見，太宗發布“放良”的詔令雖多，但與為廢除奴隸製的“放良”不同。相反，太宗晚年於1131年曾宣布，新徙戍邊戶“戶計其口而有二三者，以官奴益之，使戶為四口”，還是維護奴隸製度的措施。
女真社會奴隸製度崩潰始於金熙宗時，標誌是他在1135年即位後，即廢除了代表奴隸國家政體的勃極烈製，采用封建的漢官製。不過，由於這一改革僅限於上層建築領域內，在位時期絲毫未觸動奴隸製的經濟基礎，又持“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速易為難，政有所因，姑宜仍舊，漸祈胥效，翕至大同”的態度，故熙宗時還隻是女真社會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開始。
女真社會奴隸製經濟基礎的解體，發生在海陵王和世宗兩朝。作為女真奴隸製經濟基礎的牛頭地製度，始行於1121年（天輔五年）。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朝由於隨著南侵疆域擴大，大批猛安謀克遷居中原，實行大規模括（刷）地，予以百般照顧，由於猛安謀克戶與漢人錯居雜處，使牛頭地製度迅速受到破壞。這一變化首先表現在牛頭地分配製度上：原規定。每耒牛1具，限民25口，受田4頃4畝有奇，但官民每戶占地不得過40具，即不得超過176頃。到海陵王時，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數權貴之家，參知政事納合椿年一家占地達800頃，“山西田亦多為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二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其次是租佃製的迅速發展。世宗大定年間，山東、大名等路的猛安謀克戶民，由於處於統治民族地位，對從國家分得的牛頭地，自己不耕種，“儘令漢人佃蔚，取租而已”。其它地方出租土地更甚於山東、大名等路，如附都的猛安戶，將地“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壟無一苗者”；近畿之地的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往往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者”。第三，由於租佃製的發展，和世宗實行占有奴隸多少也作為“科差”的依據之一，奴隸不僅失去了原來的價值，多了反成負擔，於是出賣奴隸也普遍出現了，連遠離中原的上京路女真戶，也“自賣其奴婢”。以上變化表明，女真社會的奴隸製到世宗朝已經全麵崩潰，但仍未完成向封建社會的過渡。金世宗雖有“小堯舜”之稱，卻是一位守成者，麵對迅速發展的新形勢，不是積極地去促進，相反竭力加以阻止，或下詔禁止出賣奴隸；或派官員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如能種而“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還對凡奴隸訴良，不問契券真偽皆放良的劉現，問罪貶官。
1189年章宗即位，他是一位“蓋欲跨遼、宋而比跡於漢、唐”的金朝帝王。對世宗時期女真社會發生的新變化，積極采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不僅在1189年（大定二十九年）宣布全部二稅戶（農奴）為良，“詔宮籍監戶舊係睿宗及大行皇帝、皇考之奴婢者，悉放為良”；而且又於1191年（明昌二年）公布了廢除了奴隸製度和禁止誘良人為奴的“更定奴誘良人法”，1201年（泰和元年）規定“放良”子孫可“應諸科舉”，兩年後又定“屯田戶自種及租佃法”，使出租土地合法化。事實說明，女真社會至此真正完成了由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
第四節女真與漢、黨項等民族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