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白蠻與大理國
一、大理建立前雲南地區的政治局麵
9世紀末至10世紀初，在雲南地區盛極一時的南詔奴隸製度，由興盛逐漸趨向衰落。在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社會經濟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表現得更加突出。
897年，在廣大奴隸和農奴不斷的反抗鬥爭中，南詔國的權臣鄭買嗣，指使南詔國王的近臣楊登殺死了隆舜王。
902年又於殺死了南詔皇室的最後一個國王舜化真，並殺戮蒙氏親族800餘人，奪取了政權，建立“大長和國”（902—927）。
“大長和國”的建立者鄭買嗣是南詔清平官鄭回的第七代孫。鄭氏原為漢姓，在唐朝天寶年間南詔進攻雋州時被虜入洱海地區，充任南詔國王室官員。後鄭氏家庭逐漸衍變成為滇西白族中的顯貴。由於“大長和國”是通過統治階級內部的政變建立起來的，奴隸主舊勢力在社會上仍然具有較深的影響。909年鄭買嗣死，子鄭仁旻繼之。旻在位17年，政治上毫無建樹，還於914年發動了進攻四川的掠奪戰爭，後遭到挫敗，損兵折將，數萬無辜死於非命，進一步激起了各民族人民的憤怒和反抗。926年鄭仁旻死，由鄭隆亶繼位。但這個鄭氏第三代王在位僅兩年，劍川節度使楊乾貞便利用人民的不滿將其殺死，滅了“大長和國”。
楊乾貞殺鄭隆亶後，扶持清平官趙善政為王，建立了“大天興國”（928—929）。
趙善政才當了10個月的國王，楊乾貞又迫不及待地廢棄了這個傀儡，自立為王，號稱“大義寧國”（927—937）。
楊乾貞稱王後，不但沒有把南詔末年的分裂局麵重新統一起來，而且他為人“貪暴特甚”，激起朝野怨恨，不僅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也愈演愈烈。廣大奴隸和農奴，為反抗壓迫掠奪，紛紛起來鬥爭，提出“減稅糧”、“寬徭役”。通海節度使段思平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潛往滇東地區組織力量，聯絡滇東的“烏蠻”37個部落和各派地方勢力，以“減爾稅糧半，寬爾徭役三載”的許諾，答應在當國王後減輕各種賦稅徭役，釋放奴隸，從而爭取到人民的支持。在石城（今雲南省曲靖市）會盟誓師，以白族封建貴族董迦羅為軍師，於937年二月，舉行大規模的聯合起義，揮師大理，所向披靡，推翻楊乾貞的“大義寧”政權，建立了封建農奴製的大理國。
從902年鄭買嗣建立“大長和國”到937年楊乾貞建立的“大義寧國”滅亡，僅僅36年間，即發生了三個小王朝的更迭。這是因為三個政權的社會經濟性質基本上同屬於奴隸製的餘孽，從根本上講，它們都不適應白族封建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的迫切要求，阻礙了新興的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還由於在某種程度上，尚未被消滅的部分“烏蠻”奴隸主的勢力，仍然影響著各個小王朝的政治和經濟生活，致使南詔末期普遍存在的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矛盾、各村社農民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被統治民族與統治民族之間的矛盾等等，在王朝更迭初期，經過一段短時間的緩和之後，又重新尖銳起來。加之，三個小王朝的統治者本身“暴虐無道”、“中外喊怨”，從而加速了本身的滅亡。
二、大理國的建立及其封建農奴製
段思平為雲南大理白族人，少年時代“甘貧度日”，生活很清苦。在反對“大義寧”政權的鬥爭中，“凡牧牛、牧馬、雞鳴、犬吠等處，皆雲段思平將為王”。說明民間是擁護段思平的。與此同時，洱海地區的白族封建主和“東爨烏蠻”三十七部的首領們亦均表示支持他。
段思平取得政權後，改國號為“大理”。他吸取了前三代小朝廷鄭、趙、楊氏統治時期的經驗教訓，采取各種積極措施治理國家。首先為廢除奴隸製的苛政，“更易製度，損除苛令”，清除了原“大義寧”政權中的維護奴隸製勢力的頑固派，停止了旨在擄掠人口的掠奪性戰爭。對罪大惡極者嚴加懲處，表彰貞良，撫慰百姓。
為了鞏固新興的封建製，段思平還大行分封親屬和臣屬。如938年，封董迦羅為相國，封高方為嶽侯，分治成紀（今記勝）、巨橋（今晉寧）、鄯闡（今昆明）；封爨氏於巴甸（今建水）等。對三十七部首領也加以特彆封賞。《滇史》載：“思平之得國，其成功實賴東方諸蠻。故即加恩三十七部蠻，頒賜寶印，大行封賞。”如封“烏蠻”（今彝族）首領阿而為羅婺部長（今武定、祿勸）；封“些麼徒”（屬彝族）首領於河陽（今澂江）等。
除上述分封外，對段氏族人則分封於“關津要隘”和“富沃之區”，替大理國王直接進行搜括和對各領主進行監視。被封的大、小農奴主，在其封地內，享有“世官世祿、管土管民”的特權。為了擴大地盤，還經常兼並其它民族或部落的土地。在占有土地之後，有的把農奴們趕到彆的地方去，有的則把農奴變為自己的耕農，再以田賦、地租、勞役、貢納等各種手段，剝削和壓榨他們。這些自耕農被固定在土地上，跟領主之間存在著人身依附關係。各個大大小小的領主，設有許多私莊，大理國王的私莊名為“皇城”。私莊可繼承，如武定、鶴慶、瀘水、祿勸等地方的領主私莊，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在領主私莊內勞動的農奴，要抽出自己大部分勞動時間，用自己的耕牛農具，為領主耕種。各方領主和部落酋長每年必須向大理國王進貢金、銀、犀、象、羅綺等珍貴寶物。領主之間常常相互攻伐，征派農奴和農民的勞役來廣修城堡。在大理國王和層層封建領主的殘酷壓迫剝削下，各族人民過著十分淒慘的生活。一百多年前，部分地區還保有“死手權”（“吃絕業”）、“初夜權”，甚至還有屠殺廣大農奴和農民的“殺人坪”。上述曆史遺跡，是大理政權統治下農奴們淒慘生活的剪影。
段氏建立的大理國，疆域大體與南詔時期的版圖相同。東至普安路橫山（今貴州省普安縣），西抵緬甸之江頭域（今緬甸傑砂），南達臨安路之鹿淪江（今越南菜州北部的黑水河）、北臨羅羅斯之大渡河。段氏將南詔末期陷於分裂狀態的各民族地區又統一起來，形成為西南地區事實上的一個多民族集合體國家。所不同的是，南詔國的統治集團係以彝族為主，而大理國的統治集團是以白族為主。
大理國下設有首府、都督、節度。首府是大理；所設都督是通海（今通海）、會川（今會理）；設節度的是永昌（今保山）、劍川（今劍川）、弄棟（今姚安）、銀生（今景東）、拓東（今昆明市）和麗水（今緬甸達羅基）。後來又取消都督、節度建製，除保留首府外，下設八府、四郡、四鎮。八府即會川（今會理）、建昌（今西昌）、謀統（今鶴慶）、統矢（今姚慶）、騰越（今騰衝）、鄯闡、威楚和永昌；四郡即石城（今曲靖）、秀山（今通海）、東川（今會譯）、河陽（今澂江）；四鎮即蒙舍鎮（今巍山）、鎮西鎮（今盈江）、成紀鎮（今永勝）和最寧鎮（今開遠）。此外，在被統治範圍內的其它各民族的部族和部落，則直接受各府、郡的管轄，並任命土長為首領，實行羈縻統治。
三、大理國的經濟情況
大理國的社會經濟比南詔國時期有了更大的發展。農業上突出地表現在重視水利建設和擴大土地開墾。當時在洱海地區修築了不少水利工程，比較著名的有品甸、雲南（今祥雲）的段家壩蓄水和青湖蓄水，“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野”；趙州（今鳳儀）的神莊江，“灌田千頃，以至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白岩（今彌渡）的赤水江蓄水庫，使農業生產出現禾麻蔽野、歲歲豐收的景象。水利的興修，改善了耕作條件，為擴大耕地麵積提供了前提。從而使居民輳集，人口增加。
1074年，四川峨嵋進士楊佐受政府委派前往雲南買馬，抵統矢府（今姚安）一帶，目睹有不少人正在開荒種地。從統矢府又到洱海，沿途所見當地的農業生產，無論耕作技術或糧食產量，已同四川農業發達的資中、榮縣等地水平接近。
在畜牧業生產方麵，大理飼養的馬匹“為西南蕃之最”。從北宋起，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匹馬通過“羅殿”、“自杞”（均在貴州）售於宋朝。嶽飛同金人交戰，所需戰馬的相當大一部分都來源於大理。馬匹多為白族、彝族勞動人民畜養。除馬以外，牛的飼養也很發達，當時到過大理國的內地人，都驚歎這裡“牛馬遍點蒼（山）”。
大理國手工業最突出表現在冶金方麵，聞名全國的“大理刀”，它是輸入內地的主要商品之一。其鋒利程度，被譽為“吹毛透風”。冶銅技術比南詔國時也有提高，大理國貴族大量製造銅佛像，其造型精致美觀。
其它精美的手工業品也獲得內地的好評。用象皮製造的甲胄，式樣精巧，質堅如鐵，刀箭不易穿透。《嶺外代答》說，“苟試之以弓矢，將不可徹，鐵甲殆不及也。”所製披氈、馬鞭、鞍轡等馳名中原，銷路頗廣。大理人也長於漆雕，雕刻的漆器，圖案精細，玲瓏剔透，直至明代還視為珍寶，被譽為“宋剔”。元、明兩代的宮廷漆匠，很多是從雲南大理國征召去的，有“滇工布滿內府”的美稱。這些高級漆匠的技藝，都是從大理國時期繼承和發展下來的。
隨著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隨之興盛起來。以大理城為中心，西至身毒國（印度），東南抵交恥（今越南），南臨大海，分彆同印度、越南、緬甸、馬來西亞、波斯（伊朗）等國家進行貿易交往。與中原的貿易有西川、邕州兩條道路，其中又以邕州（今廣西南寧市）橫山寨的互市榷場最為繁榮。當時輸往內地的有大理刀、甲胄、披氈、鞍轡、馬鞭、漆器等手工業品，以及麝香、牛黃等貴重藥材，還有馬、羊、雞等畜禽，而尤以馬為大宗。大理從內地輸入的則有汊文書籍、繒帛、磁器、沉香木、甘草和各類奇巧的手工藝品。內地漢族先進的科學文化、生產技術的傳入，促進了雲南各民族經濟的繁榮。由於商業發展，作為與內地經濟聯係的中心鄯闡城（今雲南省昆明市）已發展成一個新興的工商業城市，被馬可波羅譽為“城大而名貴，商工頗眾”。此外，還有大理、威楚、永昌等商業城鎮，以及圍繞這些城鎮而形成的一些定期的農村集市貿易。
四、大理國的文化和宗教
大理國統治下的各民族，經濟發展不平衡，文化的發展也不儘相同。大理國文化可以洱海地區主體民族的白族作為代表來加以介紹。
《蠻書》雲：“言語言、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即是說，從語言上看，白族語言跟漢語最為接近，蒙舍詔彝族的語言差彆大一些，其它民族的語言差彆就更大了。
白文是否存在，至今仍看法不一。巍山一帶發現的南詔字瓦，上麵刻的文字有：、、、虧，究竟屬哪一種文字，尚無定論。納西族學者方國瑜認為：“文（指白文）之書，今不得見，然從前人記述，知為漢字寫音，……即用漢字記焚音，稱之為文，非彆有一種文字。而語中漢語成分較多，故所謂文，其同漢語者，寫漢字，解義。”。如《蠻書》中記載永昌（今保山）、洱海地區白族商人的詩歌：冬時欲歸來，高黎貢上雪；秋時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絕。其中的“穹賧”、“絡賂”是白語，“穹賧”即怒江壩子，“絡賂”即資金。
大理國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很深，今存大理國時期的許多碑刻，如大理《趙氏墓碑》、姚府《興寶寺德化碑》、《大理段氏與三十七部盟誓碑》等，全是用漢文撰寫的。碑文措詞生動，鐫刻細膩，堪稱碑刻之上乘。許多清平官、詩畫兼通，極有文彩。如白族楊奇鯤寫的詩可與漢族名家詩句媲美。詩句有：“風裡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清。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猿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再留停。”雋永可誦。
大理國統治者為了發展封建文化，還專門派人到內地購買經、史、百家和醫藥、曆算等書籍，而且數量很多。後來，內地一些重要書籍，由於五代時動亂喪失了，元朝征書，便是從西南地區找到了不少。如唐太宗親撰的《帝範》一書，計12篇，在五代動亂中，有的丟失，有的殘缺不全，是自族人響應元政府的征書號召把它獻出來，得以完整地流傳於後世。
大理國的雕刻繪畫，在南詔國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發展。劍川著名的石寶山石窟浮雕，有一部分就是大理國時期最後完成的。昆明古幢公園的石幢浮雕，是大理時期的代表作。石幢高7米多，七層八麵，下寬上窄，呈八角椎形。上麵雕有許多寺字樓閣和眾多佛像，最大的天王像高約1米，最小的佛像不足3厘米，佛像大小姿態各異，表情生動逼真，造型優美，刀痕遒勁，巧奪天工，可謂西南地區古代藝術之珍品，日本人把它稱之為中國古代“絕無而僅有之傑作”。
在繪畫方麵，大理時期已出現了世代相傳的專業畫工。他們在洱海的佛寺中，繪製了瑰麗的壁畫，迄今留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專業畫工張勝溫作的《大理梵畫長卷》，又稱為《張勝溫畫卷》，高0.33米，長16餘米，134開，計628個佛麵，線條工細，色彩鮮明，形象栩栩如生，明人譽為“繪事精致，金壁輝煌，耀人耳目，瞻對如生，足與顧虎頭、李伯時相頡頏”。清高宗弘曆也稱讚它“傅色塗金，並極精彩”。
1944年北平故宮博物院將此畫在重慶展出，哄動一時，為稀世瑰寶。
佛教在南詔國時傳入雲南，至大理國時普遍流行。它取代了原始的巫鬼教而成為正宗。大理佛教主要是瑜珈密宗。僧侶被稱為“師僧”。在佛堂中教兒童念佛經。一些大理國王在失意時，甚至禪去王位而皈依佛門為僧，如段氏22傳，竟有8人走入佛門，在中國曆史上均屬罕見。白族封建主的子弟出家當和尚的也很多。文學作品中，多引用佛經成語和典故。一切雕刻、繪畫、音樂藝術、民間傳說等，無不滲進佛經的內容。白族知識分子則多自稱為“釋僧”，攻讀佛經和儒書之後，由大理國設科選士通過而被任命為官吏。大理國的統治者好佛、崇佛，段思平天天拜佛，歲歲建寺，鑄佛萬尊，對佛教在雲南地區的傳播有著深遠的影響。
佛教的普遍流行，使佛儒結成一體，當時儒生無不崇奉佛法，僧侶也必誦讀儒書。所以如此，是由於儒家宣揚的“德治”和“仁政”，實質就是講“貧而無怨”、“富而不驕”、“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這同佛教粉飾太平，用忍受苦難和侮辱的不抵抗主義來宣楊“成佛”的說教是一致的。在封建社會裡，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佛教從維護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立場，來解釋這種不平等，正好跟儒家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倫理道德殊途同歸。
大理國時的佛儒結合，是其地主經濟發展的需要。由此可知，白族地區不但佛教思想濃厚，而且這也是崇拜孔夫子的社會原因了。
五、大理國的分裂割據與“後理國”的建立
大理國建立後，隨著白族聚居區生產進一步發展，各地區、各領主之間的經濟聯係得到加強。與此同時，白族各封建主和其它民族的一些貴族領主，經濟和政治地位也相應地得到鞏固。例如，滇池地區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區的楊氏家族，就發展成了東、西部的兩大霸主，他們同“大理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以至發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禮、爭奪權力的地步。
1063年，洱海的封建主楊允賢發動叛亂，妄圖取代段氏王位。大理國王段思廉在諸侯據地自雄、王室力量極大削弱的情況下，無力對付楊允賢的發難，隻好借助東方嶽侯高智升（高方的後裔）的兵力，才平息了楊允賢的叛亂。為此，段思廉封高智升為鄯闡（今昆明市）侯，承認高氏在本地區擁有世襲領地權，還忍痛將王室直轄領地的一部分（白崖、茹甸，均在今彌渡縣）也封給高氏家族，這進一步促成了段氏統治的危機。
1080年，已經被平息下去的洱海楊氏家族勢力，又東山再起。楊義貞發動政變，殺死段思廉，自立為“廣安皇帝”。
楊氏家族的複出，危及到其它被封諸侯的地位，於是，高智升聯合“烏蠻”三十七部的兵力，再度發起對楊氏家族的討伐，滅了楊義貞，複立段氏。但高智升卻趁機把勢力從滇東伸入到滇西的洱海地區。高智升表麵上擁立段氏為王，實際上“挾天子以令諸侯”，自任“布燮”（宰相），坐鎮洱海，把東部的滇池地區，交給兒子高升泰經管。高氏遂成為雲南東、西部地區勢力最強大的一支諸侯，並遍封其子孫於“八府、四郡”，除邊遠地區和三十七部外，幾乎全部控製了大理國政權的轄區。大理國的重要官員，也幾為高氏豪門壟斷，故號稱“一門之盛，半於大理”。
1094年，高升泰權柄自擅，以“群臣請立”為口實，廢段正明，自立為王，改國號為“大中國”。
高升泰篡位後，遭到除高氏以外的白族封建主和其它民族部落領主的反對，尤其是靠近高氏領地都闡的“烏蠻”三十七部的強烈反對。他們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國”的支配。在強大壓力下，高升泰在位兩年即鬱鬱病死。1096年，其子高泰明不得不遵照遺囑，擁立段正明之弟段正淳為國君，重建大理國，史稱“後理國”。
段氏雖然複位，但依舊大權旁落，實權仍操縱在高氏手中。高家世襲“布燮”，被封為“中國公”，賞罰政令皆出其門。段氏王位形同虛設。
當自族中的封建主頻頻進行割據稱霸時，其它民族的部落貴族，也紛紛效尤。“烏蠻”三十七部中的“於矢部”統一了貴州南部地區，建立“羅殿國”；“些麼徒”部統一了滇池東南地區，建立“自杞國”；邛部（今四川省西昌市）的貴族擴充武裝，攻劫鄰部，“閉其境以專利”，自稱“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金齒百夷”的貴族叭真，兼並了周圍各部，建立“景隴金殿國”。從而，形成了所謂“酋領星碎，相為雄長。乾戈日尋，民墜塗炭”的四分五裂的局麵。各領地之間的閉關自守，使一些部落首領在所屬領地內得以長期保持落後、野蠻的剝削形式，延緩了社會經濟發展，這種局麵，一直延續到大理國滅亡。
六、大理國與宋朝的關係
南詔國亡後的第五年（907），唐王朝覆亡，中國陷入五代十國分裂割據局麵，無力顧及西南。
937年大理國建立時，內地仍處於紛爭的狀態。
960年宋朝建立，並很快成為全國統一的政權，從而為內地同西南地區的聯係創造了條件。
客觀上，大理國屬下的各民族人民要發展經濟文化，必須同內地的漢族人民保持密切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