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突厥共同體的青史中你們芳名永垂。”
――德米雷1992年4月在哈薩克對突厥人的演講。
“一個新突厥世界已經展現；……一幅新地圖正在形成。”
――德米雷爾1992年5月。
“土耳其的影響能夠一直伸展到黃河。”
――著名作家依漢1992年12月。
如此豪言壯語不一而足，最醒目的自然是1993年奧紮爾死後美國《新聞周刊》雜誌引用的故總統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區是從亞得利亞海直到中國長城。”
頗說明大勢並充分顯示伊朗政治力不從心的是土耳其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一項重大勝利：蘇聯崩潰後，伊朗和土耳其在中亞進行了一場激烈但鮮為人知的“文化戰”：兩國向中亞各國免費贈送大量打字機――隻不過土耳其的機器用拉丁字母，而伊朗則是阿拉伯字母，此外土耳其更向中亞突厥國提供大量“獎學金”名額。結局是阿塞拜疆、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烏茲彆克五共和國的代表於1993年3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致同意廢除前蘇聯強加於它們幾十年的西裡爾字母，而采納以現行土耳其文為基礎的統一新拉丁字母（與土耳其最近的阿塞拜疆共和國在1992年就引進了這種字母）。
新疆的騷亂和泛突厥主義（二）
都人作者在第一部分文章中，追溯土耳其過去的擴張主義對中國新疆少數民族的影響。在今天最後一部分文章中，進一步分析土耳其軍方對外政策所造成的威脅，加上外來的支助，可能會加劇新疆的“民族矛盾”，以致為國際政治帶來衝擊。
中國人應該最能領略這個“書同文”計劃對於“亞得裡亞海至長城”的政治涵義和潛在影響。
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中國和突厥族的淵源世界第一，從中世紀起和突厥／土耳其一直糾纏不休的拜占庭／希臘對此望塵莫及。
滅商而代之的周族是否如某些喜標新立異的史家所稱含“原始突厥”成分姑且不論，周武王擊紂所用的“輕呂”（《逸周書?克殷解》），夏德（f.hirth）認定即匈奴的“徑路刀”和土耳其語的kingrak，代表可考的“最古老突厥詞彙”。從考古結果看，此事頗有幾分證據。匈奴部落聯盟含原始突厥成分也不容置疑。儘管匈奴“
領導階級”看來並非突厥，現代土耳其人（包括大師ekalp）仍喜以匈奴“傳人”自居，一代雄主冒頓單於則被奉為“炎、黃”。
泛突厥主義和中國關係突厥因西魏／北周宇文集團之助崛起金山之前，華北政治舞台上的突厥語族人物及其影響已曆曆可考，華夏文化的千古名篇《敕勒歌》及其作者（或集成者）斛律金家族即為一例。更有甚者，對中國曆史具有無可比擬的關鍵影響、其語言在唐初尚被奉為“國語”的拓跋鮮卑，古突厥語權威克撈遜爵士（sirgerardclauson）便認定屬於所謂l/r突厥語支。作為拓跋傳人的李唐與突厥（以及突厥語族回紇）的恩怨更是“剪不斷，理還亂”。拓跋“國語”不論，李唐家族中也頗有能說突厥語的，李世民父子即為顯例。唐以後的例子亦比比皆是，就連創立“純粹漢人”朝代的宋太祖兄弟也是靠老爹趙弘殷作沙陀突厥後唐政權的禁軍“飛捷指揮使”起家。總之，龍的傳人和狼的傳人自有其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
這種關係也導致中國對早期突厥文化的巨大影響，以致古突厥語中“書寫，書籍”的詞根便是漢語“筆”的譯音（蒙文、滿文至今仍然，例如儘人皆知的“筆貼式”），甲乙丙丁、十二生肖、都督刺史等也一並輸入。反映這種密切政治、文化關係的妙例：泛突厥主義大師ekalp認作“妻子”的古突厥詞赫然是漢語“公主”的譯音。這樣的淵源導致今天突厥族人，尤其是“重新發現”其亞洲祖根的土耳其人對他們古老東方鄰居的複雜情感。李先念訪土時安卡拉萬人空巷的場麵便是這種情感的表現，然而包含維吾爾、哈薩克諸族，“從亞得裡亞海到長城”的“利益區”則決定了關係的另一麵。
一次大戰之前，奧斯曼帝國“圖蘭思想宣傳隊”的足跡便遠及新疆。194449年的“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固然由斯大林導演（蘇共黨員、“教育部長”賽福鼎(sayfuddin"aziz乃是其中真正實力人物），但泛突厥主義的“幽靈”也時隱時現。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eminbugra）事敗後便終老土耳其。
六十年代初中蘇交惡，“突厥斯坦”問題沉渣泛起：蘇聯駐新疆領事大發護照，十月革命以後陸續逃離“共產迫害”、受中國新疆政府收容的大量突厥族人又發現蘇聯國籍的吃香，“幾十萬中國公民”
因此被蘇聯“誘騙”。
如今蘇聯不再，中亞各突厥國紛紛獨立，文化、經濟各方麵唯土耳其馬首是瞻。讓我們看一下土耳其與中共自1949年來的恩恩怨怨：
韓戰中土耳其出兵加入聯合國軍，儘管“眾才一旅……人唯八千”（《哀江南賦序》），但土族被長期壓抑的“英武”終得一泄，成為聯軍最出色的一部，其“英雄事跡”傳播遐邇，而中共也首次認識到一旦沙場相遇，土耳其將是“勁敵”。
六十年代初，由原“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部隊改編的第五軍在中共文件突然變成“前五軍”，所部祖龍太也夫（zuluntahir，關於曾在中亞以至新疆流行一時的俄式姓氏，筆者以後另有專文述評）少將，1958年元月還是“新疆軍區副參謀長”，六十年代卻在安卡拉公開露麵――從“解放軍高級將領”變成圖蘭主義者，可謂脫胎換骨。此事也是土耳其對新疆的態度從凱末爾的少管閒事逐漸向右翼泛突厥主義演化的實例之一。
七十年代初塞浦路斯總統馬卡裡奧大主教訪華，受到幾乎破格的歡迎，同時中共私下表明對塞島分治方案不感興趣，如此種種顯然不為土耳其視為友好姿態，在新疆等問題上雙方亦無達成任何諒解的跡象，安卡拉和北京還是正式建交。土耳其1974年出兵扶植的（北）塞浦路斯土族傀儡“共和國”，中共始終未予承認。
八十年代中期駐安卡拉的一名中共突厥族外交官“叛國”，土耳其一反其“暫轉第三國”的例行外交公事而直接接納，後來又同樣處理據說來自新疆的某著名遊泳運動員“避難”。兩案的處理都基於當事者的突厥族身分――泛突厥主義情感終於在土中外交關係上占了主導地位。
此外，中共與土耳其的“世仇”希臘關係不斷發展。在最近的阿爾巴尼亞危機中，希臘軍方援救出幾乎全部身陷亂邦的中國人。
在新疆“民族矛盾”據傳有增無減之際，土耳其“從亞得裡亞海到長城”的“利益區”值得世人注目。舉例來說，近期內的要點之一便是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兩共和國的政治穩定與否。
最新進展及結語由於亞美尼亞大屠殺等“業績”，泛突厥主義的國際“口碑”頗惡。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土耳其聯邦”更會引起對奧斯曼帝國“德政”記憶猶新的巴爾乾、高加索基督教諸國和俄、中、伊朗的強烈反應。種種顧忌使得今天“大突厥共同體”推動者小心翼翼，手段之一便是強調經濟和文化，少提“政治合作”，甚至有“泛突厥主義是歐人的發明，土耳其／突厥政治史中實無其事”的妙論，全不顧近年還有阿塞拜疆內政部長因與“灰狼黨”關係密切成為政治包袱而被迫辭職的醜聞。
儘管心儀奧斯曼當年榮耀，但土耳其數十年局促小亞細亞一隅，“區域領袖”地位豈能一蹴而就？“獨家救濟權”對中亞“蘇維埃經濟”也是杯水車薪，土國近來頗感力不從心，幾年前的豪情壯誌也略有所斂。另一麵，俄國經濟固然一團爛汙，然數百年帝國之餘，在國際政治上乃是百足之蟲，雖給小小的車臣弄得焦頭爛額，對付高加索和中亞突厥諸國的親土耳其勢力卻頗有斬獲。
俄國在南斯拉夫危機中的出色表演以及和中國、伊朗“合作”無不大顯其地緣政治手段，切切不可等閒視之。“突厥共同體”在中亞這個“火藥桶”裡會引起其他什麼後果也無法逆料，已有“專家”預言哈薩克―（外）蒙古的傳統矛盾全麵爆發，看來中―俄―伊朗“軸心”尚有擴展餘地。
美國當前的政策顯然仍是大力鼓勵土耳其這樣的“溫和”“親西方”的世俗回教勢力，它在波斯尼亞危機中與歐洲“盟邦”的矛盾與此政策不無相關。但大國無恒友，土耳其現在在美國地緣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大致不外1971至1991年間之中共（當年這個美―中―巴基斯坦“軸心”的最出色成果是在阿富汗，因而間接導致蘇聯的解體），能持續多久自然取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演變（可以參考美國20年來對中、越政策的滄桑）。
應該看到，如果世界銀行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預測正確，而“
後鄧期”得以和平渡過，則美國出於自身利益必須抑製中國的地緣戰略在近年不會大變。
土耳其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一係列最新發展也發人深省：福利黨在土耳其上台執政，內政上主張回教教義，外交上開始向伊朗靠近，從而引起美國的不安。與此同時，傳統親西方的土耳其三軍卻激烈反對福利黨的內政外交方向，土軍參謀長公開在美國華府指責伊朗為恐怖主義國家，另一位軍方領袖在以色列受到國家元首級的歡迎，而以色列空軍則繼續利用土耳其的領空進行訓練。軍方最近更用強硬攤牌手段迫使民選的福利黨政府修改內外政策，包括驅逐伊朗外交官。
如此緊張國內政治空氣和美國“關懷”“引導”之下，“東土耳其斯坦”問題更有可能成為各方“消除歧見，一致對外”的工具。
在這樣的前提和國際環境之下，新疆的“民族矛盾”大有可能繼續成為中國甚至國際政治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