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上雖然長期處於分裂割據狀態，戰爭也比較多，但就全國範圍來說，社會經濟還是在緩慢發展的；尤其是南方，更是這樣。這一時期南方和北方的文化，也有新的發展。
一、哲學宗教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哲學主要有兩大派，一為以“玄學”為代表的唯心主義，一為以“神滅論”為代表的唯物主義。
1.哲學
玄學
玄學主要盛行於魏晉時期的士人中，是以道家唯心主義理論解釋儒家經典《易》為中心形成的思想流派。“玄”是幽遠之意。《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王弼注：“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無”是玄學的核心。這就是所謂的“貴無”思想。
清談玄學之風，始於曹魏正始時期（240—249年）。當時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他們認為：道就是天地萬物的本體，也就是“無”的彆稱。“無”是神秘的，不具有物質屬性。而“有”卻是從“無”產生出來的。稍晚於何晏、王弼的清談玄學的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所謂竹林七賢。他們反對司馬氏專權，經常遭受迫害。於是在思想和生活方麵，采取了崇尚自然，反對名教，放蕩不羈，使酒任性的態度。在政治上崇尚無為，主張國君要無為而治。甚至主張“無君”、“無臣”。
無君論
兩晉之際，鮑敬言繼承了阮籍、嵇康的“無君”思想加以發展，著《無君論》，係統地提出了“無君”的主張。他認為：“囊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可是到了後來，有了君臣和國家製度，“役彼黎烝（zhēng爭），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他認為造成人民痛苦的剝削、壓迫、戰爭等，都是由於產生了君主和統治階級造成的。他的中心思想是“古者無君，勝於今世。”
鮑敬言的《無君論》反映了他對現實不滿的思想，揭露譴責了魏晉以來的政治黑暗、戰爭殘酷、統治階級奢侈腐朽、恣情享樂的情況。
範縝與《神滅論》
範縝，字子真，原籍南陽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少時孤貧，學習刻苦。先後仕齊、梁，任尚書殿中郎、尚書左丞等官。他發展了魏晉以來的無神論思想，對佛教和唯心主義哲學思想進行了尖銳的鬥爭。
南齊時，司徒、竟陵王蕭子良篤信佛教，曾與範縝發生過激烈爭論。《梁書·儒林列傳·範縝傳》曰：“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技，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hun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子良）是也；落糞溷者，下官（範縝）是也。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範縝很明確地說明了人生富貴、貧賤的偶然性，反對佛教的因果報應學說。
範縝又著《神滅論》，進一步闡明了他的觀點。其中論證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形與神”的關係問題。他說：“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他認為神與形是兩個概念，但卻是結合在一起的，形是第一性的，神則是由形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他又說：“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存？”範縝用刀與利的關係比喻形與神的關係，指明了精神對物質之依賴性，這在當時的唯物主義理論上是一大進步，有力地批判了精神不滅的思想。
2.宗教
佛教
西晉“八王之亂”以後，又發生了永嘉時期及以後的民族仇殺，南北各族統治者亦都為他們的興亡無常的命運而擔憂，在設法鞏固他們的統治：各族廣大勞動人民長期為殘酷的剝削、壓迫和戰爭所苦，亦想將自己的希望有所寄托。於是佛教在這樣的情況下，獲得迅速的發展。
自中國西去求法的有東晉著名僧人法顯。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襄垣）人。從長安西行，自海上歸來，前後共十四年，曆訪三十餘國，攜回很多梵本佛經。歸國後在建康譯經。又撰《佛國記》，亦名《法顯傳》，記錄他的旅行見聞。是研究五世紀初期亞洲佛教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外交通史和南亞各國古代曆史、地理的重要資料。
道教
黃巾大起義失敗以後，道教開始分為兩派，一為祈禱派，在農民群眾中傳布，以符水治病，叩頭思過，屬於秘密結社性質。一為煉丹派，主要為士人信奉，講求煉丹、辟穀、導引之術，以求延年益壽。這一派多為統治階級的政治和生活需要服務，以兩晉之際的葛洪和北魏前期的寇謙之為代表。
二、文學藝術
魏普南北朝時期，是我國文學和藝術的一個大發展時期。所以這樣，是和當時的時代特點分不開的。
建安文學
建安（196—220年）是東漢獻帝的年號。這一時期的文學很盛，史稱建安文學，以詩歌的成就最為顯著。詩人們繼承了漢代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以當時社會的戰亂、人民的顛沛流聲為題材進行創作，許多詩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與要求。建安詩人的代表有曹操父子、建安七子和蔡琰等。
曹操是三國時期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又是第一流的詩人。從現在保留下來的他的少數詩篇可以看出，他的詩蒼涼雄健，才氣橫逸。五言詩中著名的有《蒿裡行》，是描述東漢末年軍閥混戰、連年兵甲不解、生靈塗炭的情況。有名句曰：“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四言詩中著名的有《步出夏門行》，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擊烏桓時之作。有名句曰：“驥老伏櫪（li立），誌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抱負，氣勢雄偉，慷慨悲涼，為傳世名作。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後代漢為皇帝，是為魏文帝。他的名作之一《燕歌行》，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詩。有名句曰：“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反映了徭役征發給人們帶來的痛苦。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曹丕的同母弟。他的詩歌以五言為主，詞采華茂。曹操在世時，他以才學受到曹操的寵愛。他這時的詩歌以表現其政治抱負和描寫貴族遊樂生活為主，也有反映當時割據混戰、社會殘破、人民苦難的詩篇。其兄曹丕即帝位後，對曹植一直猜忌，並嚴加監視。使曹植長期處於被軟禁的狀態。他這一時期的詩歌則充滿了苦悶、消極思想。如他的《野田黃雀行》曰：“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詩歌表達了幻想逃出困境，獲得自由的渴望心情。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曹操的幕僚。他的成名作《七哀詩·西京亂無象》。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博學多才，通曉音律。初嫁衛仲道，夫死，又歸母家。董卓之亂時，被虜入匈奴，嫁左賢王。居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與蔡邕有舊交，以金壁將文姬贖歸，再嫁董祀。她有五言和騷體《悲憤詩》各一章，五言體尤著名。全長一百零八句，傾述了自己的悲慘遭遇，也反映了勞動人民在戰亂中所遭受的痛苦。如“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等句，揭露了董卓誘使匈奴和羌貴族殘殺漢族人民的罪惡行徑。《悲憤詩》還描述了她熱愛故國但卻要與兩個孩子永彆的愁苦心情。如說：“邂逅（xi鑘騯謝厚）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複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彆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
田園、山水詩
東晉時期，田園詩產生並有發展。陶淵明的作品是田園詩的代表。
陶淵明名潛，東晉大司馬陶侃的曾孫。少年時代，家道衰微。義熙元年（公元405年），任彭澤（今江西湖口東南）令，因不肯“折腰”迎接郡裡來的督郵，自動解職回家，從此過著田園生活，直至病死。
陶淵明的田園詩的代表作有《歸去來辭》、《歸田園居》等。《歸田園居》的五首之一曰：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詩歌表達了他不隨俗浮沉，不追逐名利；而是從內心喜愛他那幽閒恬靜的田園生活。
山水詩派的開創者是謝靈運。他是謝玄之孫，曾任宋永嘉太守、侍中、臨川內史等職。他與陶淵明不同，是世家大族之冠，又身居高位。他描寫山水，著意於欣賞、刻劃，注重詞藻。如《山居賦》，就是描寫他的山莊景物之美的。
民歌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歌相當發展，出了許多傳世之作。建安時期著名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全詩三百五十餘句，一千七百餘字。是描述廬江（今安徽潛山）小吏焦仲卿與妻劉蘭芝的悲劇。他們夫妻的感情本來很好，可是焦母對蘭芝百般虐待，並把蘭芝趕回娘家，蘭芝被迫投水自殺，焦仲卿也自縊而死。詩歌揭露控訴了封建禮教的殘酷無情，歌頌了蘭芝夫婦的真摯感情和反抗精神。原題《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因詩之首句為“孔雀東南飛，五裡一徘徊。”故用此名。
魏晉以後，中國長期處於南北對立的狀態。民歌的發展也就帶有地區特點。南方的民歌有吳歌和西曲之分。吳歌為建康一帶的民歌，西曲為荊、郢、樊、鄧一帶的民歌。吳歌和西曲多以表述情愛為主要內容，以婉轉纏綿為其特色。北曲包括了北方少數民族如鮮卑、吐穀渾（tuy—h鷑土浴魂）、步落稽等族的民歌，漢族也有不少優秀之作。多以反映社會情況、北國風光為主要內容，以慷慨爽朗為特色。著名的《敕勒歌》原為一首鮮卑語詩歌。在高歡為西魏軍擊敗時，他曾命敕勒族人斛律金唱此歌，高歡合唱，以激勵士氣。詞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qi6ng窮）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描寫了北方草原蒼茫無際的景色，氣勢豪放。
《木蘭詩》大約寫成於北朝後期，是漢族民歌。長三百餘字，內容是描述一位少女木蘭代父從軍、勝利歸來的故事，表達了勞動人民熱愛祖國，不畏強暴，不慕名利，淳樸貞潔的思想感情。詞句通俗，敘事清晰，膾炙人口。
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成長起來的一種新的文學形式，是在文學發展的基礎上產生形成的。其內容包括了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代表作有劉勰的《文心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