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書中不僅有大量的漢語文獻，也包括相當數量的其他民族語言書寫的材料，如古藏語、回鶻語、粟特語、希伯來語等等。這些語言不僅在敦煌，而且在整個西域都長期活躍著。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語言獲得了更大的發展，更多的語言則衰落乃至消失了。記載著古代語言的文物埋沒於黃沙之中，即便被人發現，其內容也無人知曉，昔日通行各國的交際工具，卻一旦成了“死語言”。本世紀初，在西域探險的熱潮中，大量的古代語言書寫的材料重見天日，而通過幾代語言學家、曆史學家的努力，有些語言“起死回生”，為各個領域的學者提供了豐富的語言、曆史、文化信息。下麵，就將曾出現在敦煌以及整個西域地區的一些重要的語言做一簡單的介紹。
1、吐火羅語從遙遠的古代開始，塔裡木盆地周圍就是民族錯居的地區。其中，屬於雅利安族係的民族占有主導地位。在這一地區的雅利安人當中流行著兩種語言：吐火羅語和塞語。
吐火羅語文獻是用印度古文字婆羅迷文書寫的。塔裡木盆地北部庫車、焉耆、吐魯番盆地高昌遺址和敦煌藏經洞中發現了大批吐火羅語佛典和摩尼教寫經、醫學文獻、契約和籍帳文書。
起初，人們不知道這種語言叫什麼名字，後來，德國語言學家繆勒在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的回鶻文譯本中發現一條題記。其中提到這部回鶻文寫經譯自吐火羅語，所以繆勒將這種未名語言命名為“吐火羅語”。
語言學家驚奇地發現，吐火羅語雖然流行東方，但和印歐語係東支satem語組的語言，如梵語、婆羅缽語存在較大差異。相反，它和印歐語係西支tum語組的語言，如凱爾特語、意大利語很相似。此外，吐火羅語和公元前1400年左右流行於小亞的tum語組的赫梯語關係尤為密切，所以，它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歐語係的語言之一。
婆羅謎文書寫的吐火羅語有兩種方言。一種流行於龜茲（今庫車）或稱“西部吐火羅語”、“龜茲語”；另一種流行於焉耆和高昌（今焉耆和吐魯番），或稱“東部吐火羅語”、“焉耆語”。在語言形態方麵，龜茲方言較焉耆方言早。此外，有些學者認為樓蘭用佉盧文書寫的語言是吐火羅語的第三種方言，而在中國和中亞曆史上非常有名的月氏人所講的語言也是吐火羅方言的一種。
2、塞語塞語在發現之初，人們也不知是何種語言。德國語言學家勞依曼把這類語言稱作“北雅利安語”，認為是印度和伊朗語之外第三種雅利安語。後來，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發現這種語言與伊朗語接近，故稱之為“東伊朗語”。最後，德國語言學家呂德斯證明這種語言與中古伊朗語東部方言中的塞語最為接近，因而將其定名為“塞語”。這個命名已為學界廣泛接受。
塞語文獻都是用印度古文字婆羅謎文拚寫的，主要發現於塔尼木盆地西部巴楚、和田和克裡雅古代遺址和敦煌藏經洞。
目論塞語文獻已經可以分出三種方言。於闐語流行於塔裡木盆地西南和田河流域，行彌語流行於和田之東克裡雅河流域，疏勒語流行於塔裡木盆地西北喀什噶爾河流域。
於闐語材料比較豐富，於闐本土和敦煌藏經洞保存有數以千計的於闐語佛教寫經、文學作品、國王法敕、契約文書、戶籍帳目等等。
扜彌語是於國鄰邦扜彌國的語言，流行於和田之東克裡雅河流域。該王國於公元2世紀末被於闐兼並，沒有留下文字材料。1968年，貝利從斯坦因收集品中發現兩件與眾不同的婆羅迷文書，其語言無疑屬中古伊朗語東部方言，但和其他方言存在較大差異，目前尚不能完全解讀。這兩件文書是斯坦因在克裡雅河西岸丹丹烏裡克之北熱瓦克遺址發現的。這個地方屬古代扜彌境域。林梅村先生認為這兩件文書的語言很可能即於闐統治之後扜彌人的語言。
第三種方言的文獻主要發現於喀什噶爾河下遊托古孜沙來古城和圖木舒克佛教遺址。起初，柯若認為，文書的語言是一種古老的於闐語。但貝利認為，它與於闐語屬於不同的塞語方言。其後，英國語言學家思默瑞克（r.e.emmerick）根據文書出土地點，將其命名為“圖木舒克語”。此外，林梅村先生推斷該種方言即疏勒語，榮新江先生和段晴先生則認為應定名為“據史德語”。
公元前後幾個世紀，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是以中亞商人和僧侶為媒介進行的。中亞古代語言粟特語、犍陀羅語和大夏語成為這個時期絲綢之路上主要的國際通商用語。
3、粟特語粟特語屬於印歐語係中古伊朗語東部方言，文字則是在古波斯安息王朝官方文字阿拉美文草書基礎上根據粟特語發音特點創立的。
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粟特人業已活躍在撒馬爾罕和樓蘭之間的古代商道上。東漢初年，粟特人已深入黃河流域，並開始在長安和洛陽經商，粟特語是絲綢之路上最早的國際通商用語。
粟特文最早出現於公元2世紀左右，但粟特本土撒馬爾罕僅發現過屬於這個時期為數不多的粟特語銘文。現存最古老的粟特文書是在敦煌漢長城烽除遺址發現的，共八封書信，記錄了洛陽遭大火焚燒及許多天竺人和粟特人因饑荒死於洛陽之事。這個曆史事件究竟指洛陽史上哪個事件，學界尚未形成統一意見。一般認為是西晉末年五胡亂華時事。
斯坦因在樓蘭至和田古代遺址中發現的粟特文書，大都為商業文書。敦煌藏經洞的粟特文獻主要是佛教寫經。吐魯番發現的粟特文獻最為豐富，有佛教、摩尼教、景教寫經、買賣契約等。
隨著東西方貿易的增長，粟特人的足跡幾乎遍及絲綢之路各條路線。1933年，粟特本土塔吉克斯坦穆格山遺址發現了一批8世紀粟特文書。80年代初，印度河上遊絲綢古道旁的石崖上又發現數以百計的粟特文題記。此外，南西伯利亞、蒙古草原和天山北麓昭蘇地區的突厥石人和石碑上不斷發現長篇粟特文銘文。粟特的景教士還用敘利亞文拚寫粟特語。高昌古城郊外一處是教遺址曾出土敘利亞文粟特語景教文獻。克什米爾的拉達克還發現過一處粟特景教徒留下的粟特文題記。
4、犍陀羅語犍陀羅語屬印歐語係，中古印度雅利安語俗語方言，采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官方文字阿拉美文草書的變體—佉盧文書寫。這種文字最早見於公元前3世紀中葉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統治犍陀羅時頒布的摩崖法敕。後來作為中亞貴霜帝國的官方文字之一流行於中亞廣大地區。
佉盧文書的語言原稱印度西北俗語、中亞俗語等。後來證實這種語言起源於犍陀羅地區（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所以，英國語言學家貝利建議，將其命名為“犍陀羅語”，現為學界廣泛采用。
大約公元2世紀末，犍陀羅語開始向帕米爾以東傳播，一度成為塔裡木盆地許多國家，如疏勒、於闐、樓蘭和龜茲的官方語言。不過，於闐、疏勒和龜茲諸國很快改用婆羅謎文拚寫各自的語言，隻有樓蘭人繼續使用佉盧文犍陀羅語至公元4世紀末。
疏勒的佉盧文書發現於喀什噶爾河下遊托古孜沙來古城。龜茲佉盧文發現於庫車蘇巴什古城。於闐佉盧文材料有三種：（1）漢文佉盧文雙語錢幣；（2）佉盧文《法句經》；（3）按於闐王紀年的kl661號佉盧文書。前兩種出自和田，後一種發現於和田之東鄯善境域安迪爾遺址。然而，中國所出佉盧文書主要是在鄯善國境內尼雅、樓蘭和米蘭遺址發現的，目前已出士近千件文書，內容主要為國王諭令、公私往來書信、契約、籍帳和佛教文學作品。
此外，吐魯番的吐峪溝、敦煌漢長城峰隧遺址、長安和洛陽的古代遺址都發現了佉盧文的碑銘、題記或文書。這就清楚地說明，犍陀羅語確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國際交際語言。
5、大夏語絲綢之路上流行的第三種國際用語是大夏語。50年代以來，一些草體希臘文鐫刻的碑銘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前蘇聯中亞地區相繼被發現，但銘文拚寫的語言不是希臘語。1960年，英國語言學家亨寧終於揭開了其中的奧秘。他證實，這些草體希臘文碑銘的語言係中古伊朗語東部方言。由於最早的碑銘都分布在古代大夏境域，所以，他建議命名這種語言為“大夏語（bactrian）”。不過，有些學者認為這種語言應是吐火羅語，並建議將其命名為“真正的吐火羅語”。
目前發現的大夏語材料多數是貴霜帝國統治大夏時的碑銘，少數為[口壓]噠入主大夏後的碑銘。據研究，本世紀初在樓蘭發現的希臘文殘片和吐魯番發現的佛教、摩尼教寫經也是用這種草體希臘文拚寫的大夏語文書。
*據林梅村《絲綢之路上的古語言概述》（載林梅村《西域文明》，東方出版社，1995年，133163頁）改寫。部分結論與林先生原文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