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樹開開心心的減少了自己的工作量，把這些工作更多的交給了盧植和十三太保，自己得以抽出更多的時間注解《孟子》。
對於《孟子》這本書的注解，袁樹是懷有一種相對矛盾的心態的。
一方麵，對於孟子“仁政與王道”的思想，袁樹是讚同的。
但是對於孟子思想中濃厚的“法先王”概念，他又是特彆不喜歡的。
法先王，就是追求上古三代的傳說政治，要按照上古三代傳說帝王治理天下的方式來治理天下，這樣才能迎來昌盛。
孟子的文章雄渾優美，有一種蓬勃凜然的正氣，這和孟子本人的人格修養脫不開關係，這也就構成了《孟子》這本書的底色，仁政與王道也是來自於此，民本思想也是來自於此。
而與此同時，“法先王”也是孟子最大的問題之所在，這一點，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就已經顯露無疑。
梁惠王召見孟子，想要向他詢問應對秦國、楚國已經近在咫尺的威脅的具體辦法，但是孟子隻和他說仁義的必要性，對於梁惠王話語中逐利的部分十分鄙視，不屑一顧。
梁惠王問他軍事，他用大義來回答，滿腦子的多行不義必自斃，甚至還說隻要實行仁政，讓百姓安居樂業，那麼就算自家軍隊用棍棒，也能戰勝秦國和楚國的虎狼之師。
這話但凡是個腦袋清楚的人都知道是很無厘頭的，木棒怎麼能和精良的刀劍相提並論？
而且人家的危機近在眼前，你還說什麼仁義道德，等於人家都快病死了，你還讓人家慢吞吞的打太極拳強身健體，有意義嗎？
所以不僅梁惠王不用孟子，後來孟子去了齊國，齊威王也隻是想把孟子當作一個招牌，樹立為國家吉祥物，以此招攬更多有實際才能的人才。
說白了，在那個大爭之世，大家都患有急症，根本不是打太極拳吃補藥能治好的。
要開刀，要去掉病灶，然後才能談恢複身體。
孟子的學說是典型的盛世學說，而不是亂世學說，隻有社會階級矛盾並不突出的盛世才有那個餘裕去執行孟子的這一套，亂世根本沒有那個土壤。
而當下的東漢帝國，社會矛盾尖銳，社會各階層對於當下狀況的不滿都快要溢出來了，大家都覺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一場接著一場的叛亂爆發，典型的亂世之相。
這種時候你高呼仁義，人家隻會把你當傻子。
誠然，在儒家學說大行於世的當下，仁義和法先王是政治正確，貿然觸犯下場會很慘，但是袁樹也絕不允許自己的學說思想被這種酸腐的氣息浸染。
所以，他之所謂注解《孟子》，更多的是想要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由自己來解釋《孟子》，爭取把其他人的注解都給打敗，讓自己的魔改版《孟子》大行於世。
他要把荀子的思想也給拉進來，“曲解”孟子的思想，使之轉變為先王、今王並尊，使之具有靈活的變通底線。
主要的方法就是發揮董仲舒精神，主打一個有就有，沒有也要有，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反正你已經死了，你說了什麼，還不是我說了算？
董仲舒可以，我也可以！
所以在《孟子》篇章中，袁樹針對孟子那一大套仁義禮智信的說法，就開始瘋狂魔改。
該說不說，想要魔改這些內容，還真的挺容易的。
主要先秦時期和兩漢時期漢字的文法和用意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很多字都不是原本的意思，很多詞也脫離了本意。
就拿孟子裡最廣為人知的也是最為人稱讚的那一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來說。
“民”這個字，在古代各個時期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在商代甲骨文之中，民與臣兩個字都是眼目的象形文，臣是豎目，民是橫目而帶刺。
古人以眼睛為人體的極重要的表象，經常用一隻眼睛代表全頭部甚至全身，豎目表示俯首聽命，橫目則是抗命。
所以臣是現代意義上的順民，民是現代意義上的反抗者、不聽命者。
橫目而帶刺，就是刺瞎一隻眼睛的意思，最初指代戰場上俘獲的奴隸或者是不聽話的人，刺瞎他們的一隻眼睛以便於控製，防止反抗。
等後來民專指人之後，才又有了“盲”這個字指代盲人。
所以民曾經可以指代不聽命者或者是奴隸。
又有上古之時“人民”同意，人就是民，民就是人，都是對自我的稱呼，類似於那時“朕”也是一般的自我稱呼。
所以又有學說認為屈原那句著名的“哀民生之多艱”並不是感歎老百姓生活艱難，而是“哀人生之多艱”，對他自己的一輩子感到哀歎，覺得他自己的一輩子艱難困苦太多。
聯係到作為楚國貴族的屈原後來自殺的行徑，這一說法或許並非空穴來風。
民還有指代有產業的人的意思，所謂“恒產者有恒心，無產者無恒心”，有恒產者才方便統治者征收賦稅、登記服役，所以民又可以代指有產業的人，平民就成為所有有產業而沒有官職的人。
那麼沒有產業的人呢？
大抵就是“流、氓”了。
所以這個“民為貴”，到底是說老百姓最珍貴，還是有產業的人最珍貴，所指對象到底是一大群人還是特定的一小群人，倒也不是那麼好判斷的。
不過這都沒關係，不妨礙袁樹對此進行“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