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div作為正宗的羅馬老貴族，郭康要做的，當然是堅決和這種行為對抗，捍衛父權製度。
這對於羅馬來說，也是沒法避免的。
做個對比，就能看出來其中的原因。
在中原，社會製度的建立，是基於一些基本原則，或者說基本共識，然後組織起來的。這種類型的社會秩序源自周公的時代，被後世稱為“禮製”。
到漢朝，禮製的核心，被儒生們總結為“三綱”、“五倫”等概念。三綱，就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種關係；五倫，就是在此基礎上，增加兄弟和朋友。儒家認為，這是最基本的人際關係，雙方彼此之間，相互承擔責任，再以此為基礎，構造出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
如果這種雙向責任不複存在，那穩定的人際關係也就不複存在了——就像曆代國君都儘力強調臣子責任，但大家其實還是非常看重君主責任一樣。如果君主真的履行不了職責，那無論怎麼說教，也肯定會被人拋棄的。
對於具體的條目，和責任的內容，不同學說之間會有爭執，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比如，墨子就認為，孔子的那套禮製，過於抬高婦人。
在《非儒》篇裡，墨子就指責儒家的迎親禮儀按儒家編訂的製度，娶妻要丈夫親身迎接，穿著黑色下擺的衣裳，像個仆役一樣為她駕車；手裡拿著韁繩，把引繩遞給新婦，就好像敬奉父母一樣；婚禮儀式威嚴隆重，宛如承辦祭祀的大禮。這顯然是顛倒了上下關係，悖逆了對父母的禮節，違背了孝順的要求。
早期儒家把夫妻關係作為“六德”之首，按照後世發現的戰國簡牘，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際上應該是“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不知道誰把順序換了，還刪了倆……
當然，這種理論一直受到內外的不斷質疑。墨子認為儒家在夫妻禮儀上嚴重過度，也不是憑空指責，後世儒家自己開始調整了。
但無論具體內容怎麼改變，重要性如何調整，這種秩序本身是必須存在的。因為社會關係的維持，就是依靠相互之間的責任。責任不存在了，關係本身就瓦解了。
在郭康那個時代，人們實際上搞不清，到底應該維持夫婦與家庭關係，還是應該把它拆解掉。這種思路混亂的結果，就是既想要家庭的好處，又想拆解家庭來顯得自己更進步。
最後的結果，就是轉而主張用簡單的財產關係，替代之前複雜的權責機製，來衡量和維持家庭。
但問題是，財產關係太弱了，其實沒法維持家庭的存在。或者說，家庭這種組織，就不是投資的好選擇真想要進行投資，大家組織個正經的商業企業不好麼。
自己結婚的效率，肯定不如買個配偶；買的效率，又肯定不如租一個。所以為了財產的效率最大化，應該通過短期租賃的方式，來產生後代、以及滿足各種相關需求。這和家庭本身，不就矛盾了麼。
那家庭的意義是什麼呢？
直接對比羅馬的情況，郭康漸漸發現，這東西其實是動員男性的。